莫言反对政府修缮其旧居 称“这样做劳民伤财”

莫言的诺奖密码就在他生于兹长于兹的家乡山东高密 CFP供图

高密的莫言文学馆“过节了” 现代快报记者 林清智/摄

　　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

　　在小说《白驹秋千架》中，莫言第一次提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地域名词。此后，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亦真亦幻的文学王国，现实中的山东高密，也就是莫言故乡中的一些人、一些事、一些传说，都奇迹般地成了他小说的一部分。莫言所创造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如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的马贡多镇一样，已在世界文化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在现实中，经过数十年的经营，虚构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了山东高密的文化符号。

　　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而“幻想”“历史”“社会角度”这几个关键词，对于熟悉莫言作品的人来说，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高密，想到那个不出家门也让莫言魂牵梦萦的地方。

　　10月12日，现代快报记者赶赴山东省高密市大栏乡平安村，探访现实生活中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通过走访他的家人，朋友、小说中的原型以及政府官员等，试图寻找高密文化与莫言小说之间的某种看不见的纽带。

　　莫言反对修缮旧居

　　高密，东邻胶县，南临诸城，西与安丘潍河相望，北与昌邑、平度毗邻。这里是昌潍平原与山峦起伏的胶东半岛交接之处。这片土地上曾经到处都是红高粱，但在40年前，大面积的红高粱已经绝迹。如今，即便有村民种了些红高粱，也是为了编制扫把。1987年，张艺谋开拍莫言笔下的“红高粱”。由于大片红高粱难以寻觅，无奈之下，张艺谋只好提前安排农民种下了50亩高粱。

　　1955年2月17日，莫言出生在高密县（现改为高密市）大栏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平安村，莫言的旧居尚在。屋子的后面，是一片空旷的水泥地，地上晾晒着村民收获的玉米，而不远处，则是静静流淌的胶河。河边上枯草齐腰，岸边整齐的杨树望不到头。在这个地方，莫言居住了20多年，又接着闲置20多年。平时除了莫言和家人，这里少有记者出没。

　　然而，就在10月11日前后，陆续有国内外的记者，频繁造访这里。这个偏僻的村庄，一时间成了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

　　莫言的二哥，今年60岁的管谟欣，不得不一天多次打开这个大门，带着一拨又一拨的记者进去参观，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讲述莫言在这里留下的所有记忆。

　　这处旧宅，已经破败不堪。平时，管谟欣会用铁锁将大门锁起来。院子里除了丛生的杂草之外，还种着一片胡萝卜。指着灰色的砖头做成的墙基，土坯做出的墙，青色的瓦，管谟欣说：“早前，西边也有2间侧房，东头是个猪圈。南面还有个厕所。但是现在这些房子都因年久失修拆掉了，只有正屋的5间房子现在保留下来了。”

　　“老房子是民国元年建成的，刚开始只有4间。后来发大水，房子被冲毁了。1966年的时候，我们家对老房子进行了翻新修缮，又加了1间。”管谟欣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我们一家10多口人都挤在这个房子里。”

　　正屋由于多年无人居住，里面已经发生了霉变现象。在莫言故居的老式木门上贴着一副褪了色的对联：“忠厚传家远 诗书继世长”。进门处，是房子的堂屋，面积非常小，是一个老式的锅台。堂屋墙角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一个镜子。另外还有一个写有莫言故居字样的木牌子。从堂屋入内，可以进入东西两侧的房间，房间之间没有门，可以直接通行。最西头的一间屋子内，堆放的是手推车等杂物。

　　管谟欣说，那台青岛“海燕”牌收音机是1979年莫言结婚的时候买的，价格是49.5元。镜子也是那时候添置的。“那台收音机是当时家里最值钱的东西。莫言出生在西头的那个土炕上。当时家里人多，都是挤在一起住。后来莫言结婚后，就住在东头的炕上。他的女儿，也是在这里出生的。”

　　“去年，政府曾经提出要修缮旧居，莫言不愿意。”管谟欣说，莫言认为，这样做劳民伤财，也完全没有必要给地方政府添麻烦，他不止一次打电话给当地宣传部部长，不同意修缮。在这一点上，莫言今年90岁的老父亲管贻范与儿子的观点高度一致。“他是从高粱地里走出去的人，通过自己的辛苦写作成名了。去年不同意修缮，今年拿了奖，同样不会同意。那样太张扬了，做人要低调。”

　　莫言儿时

　　就喜欢读书很会讲故事

　　莫言获得诺奖是一个爆炸性新闻。在高密的大街小巷，宾馆饭店，到处可见祝贺莫言的条幅和电子显示屏。甚至在平安村里的主要道路上，也有多处条幅。村民们知道，小名叫“斗儿”的大作家莫言，拿了一个国际性的大奖。

　　在平安村，莫言的老邻居、今年68岁的村民薛伯山说，“我没看过莫言的小说，但得知他获得了这样一个大奖，还是非常高兴。”村民方言启是莫言儿时的玩伴。今年55岁的方言启说，“11日当晚，村里放礼花放了2个多小时。”

　　方言启介绍说，小时候，他和莫言都在大栏中心小学读书。校舍早前是地主家的房子。一共有8间，后来改成了学校。学校一共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每班有30多人。“小时候的莫言很调皮，我们经常一起上树掏鸟窝，下河去抓鱼。”

　　方言启告诉记者，那时候物质非常匮乏，精神生活也很单调。孩子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去村头看场电影,“记得有一次村里放了《列宁在1918》，莫言将它改编成了高密茂腔《列宁传》，有几句唱词在当地广为传唱：列宁同志很着急，城里粮食有问题。马上去找瓦西里，赶快下乡搞粮食。”

　　莫言的表妹王玉今年50岁。她说，“小时候，莫言看书很多，是个孩子王。那个时候，小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听他讲故事。他会把一个故事讲得很曲折，很吸引人。”

　　从莫言旧居步行大概3分钟，就是莫言二哥管谟欣的居处。一共有8间屋子，是1986年建设的。房子建好后，管谟欣就搬到了新居。”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共有4人。大哥管谟贤，退休前是高密一中的副校长，还有个大姐，莫言是老四。现在，除了我居住在平安村外，他们都在县城和外地居住。”

　　关于弟弟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管谟欣说他还是从媒体口中得知消息的。10月11日前的几天，就陆续有日本、瑞典的记者找到了家中。11日晚，有媒体记者就在家里等着。“19点多一点的时候，我就通过一个记者的手机看到了香港网络媒体关于莫言获奖的视频。”

　　管谟欣告诉记者，莫言从小就对文学表现出浓厚兴趣，8岁开始看《林海雪原》《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大部头的文学名著。“农户家里书比较少，他就一户户去借，实在没书看就拿二哥的新华字典来背。他写的每篇作文都会被老师当作范文来读。”

　　莫言的一位邻居家有很多藏书，但不轻易外借，为了博取这位邻居的好感，他就去帮人家推石磨磨面。“莫言6岁开始上学，小学五年级遭遇文革，此后辍学在家务农十年之久，种高粱、种棉花、割草放羊、做各种农活。”

　　莫言曾这样描绘那段岁月：“每天在山里，我与牛羊讲话、与鸟儿对歌、仔细观察植物生长，可以说，以后我小说中大量天、地、植物、动物，如神的描写，都是我童年记忆的沉淀。”

　　1976年莫言参军，走出了故乡高密。在部队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等职。也就是这个时候莫言开始文学写作，并在一些杂志上发表作品。

　　管谟欣说，成名后的莫言，每年依然有大量的时间呆在家乡高密。“一是来看望父母亲人，二是还是来接地气。”

　　与发小有“20字约定”

　　10月11日晚上，莫言获得诺奖的消息传出后，在高密有一位65岁的老人整夜未眠，他和众多莫言的粉丝喝酒庆祝，“兴奋狂欢了一个晚上、 像过年一样”。在高密，莫言有许多好友，这位老人是和莫言“最铁”的一位，他叫王玉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和莫言是“发小”，两人的友谊跨越了40年。在莫言获奖当晚，他第一时间和莫言通电话，在很多记者难以靠近的新闻发布会现场，王玉喜获邀作为嘉宾出席。

　　王玉喜说着一口浓重的高密方言，聊起莫言就像提起自己的亲戚一样来劲。王玉喜家住高密市区梓童庙社区，和莫言老家平安村有一段距离，两人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王玉喜和辍学在农村的莫言一起在高密市一家棉花加工厂工作。王玉喜说，他和莫言年年见面，今年就见了不下10次。王玉喜是莫言的忠实读者，家里和莫言有关的藏书有上千册，全部是莫言赠送，书上都有莫言的签字。对于王玉喜来说，莫言有着双重身份：作家和挚友。王玉喜说，作为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天才的、勤奋的、创新的莫言”；而作为朋友，莫言则“很幽默，平平常常做人，从不张扬，把雄心壮志藏在心里”。 王玉喜向记者透露，每次和莫言见面都会闲聊，“什么都聊，无话不说。”

　　王玉喜向记者透露，他和莫言以及已故的企业老板张世家（音）3人是非常好的朋友，曾在6年前立下约定：“朋友不多见，心中常惦念，平时少打搅，难时雪中炭”。这20个字的约定，王玉喜至今仍保存在手机里。

　　莫言太火

　　高密也买不到他的书了

　　莫言在家乡的再次“流行”，让高密人也买不到莫言的书了。记者走访了高密的几家书店，莫言的书都无一例外地缺货，“全部在第二天卖光了。”人民大街一家书店老板说，莫言获奖当晚，市区里面有人放起了鞭炮，“就像过节一样”，第二天一早就有人到书店抢购莫言的书，一天之内，该书店包括库存在内的几十本莫言的书都被抢购一空。

　　就在莫言获得诺奖的第二天上午，高密作协召开研讨会。高密作协中，有很多人得到过莫言的指点，他们认为，莫言的获奖将鼓舞他们的创作。

　　10月11日晚上，高密当地很多文友聚在一起，他们喝着酒等着莫言获奖的消息，高密作协副主席李大伟就是其中一位。“1986年我阅读到了《红高粱》，为之震撼，当得知这部作品和高密相关时，我就迫切想知道莫言是谁。”1991年，李大伟经人介绍认识了莫言，两人都有从军的经历，1994年，莫言为李大伟的一本书作了序。事实上，莫言经常为高密的好友题词、写东西。今年9月18日，李大伟和莫言在高密见面，李大伟说，莫言每年都要回高密体验生活、创作，但今年回来多了一个理由回避有关他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炒作，“就在去年10月份和莫言以及其他朋友在一起吃饭时，我还觉得诺贝尔奖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李大伟说，今年回高密后莫言就很忙，莫言擅长左手写字，今年9月份有几个文友托莫言为刊物、企业题字，“莫言都说要等过完国庆节后，没想到，过完节后他更忙了。”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对高密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他扎根高密本乡本土，一直在经营着‘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乌托邦，这既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地方，又是莫言幻想出来的一个文学地理坐标。”高密作协副主席李大伟告诉记者，实际上早在40年前，高密就不种红高粱了，但由于莫言的作品，高密一直被当成红高粱之乡深入人心。

　　莫言文学馆馆长：

　　他用笔写作是为保存手稿

　　10月13日，星期六，高密一中仍然聚集了不少人，他们不是当地学生，全部是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参观对象是位于高密一中的莫言文学馆。毛维杰是莫言文学馆馆长，同时也是莫言研究会的秘书长。高密莫言研究会于2006年成立，共有30多人；2008年，研究会筹建了高密文学馆，该馆于2009年开馆，在此之前，毛维杰是高密一中的一名语文老师，而今他已经离开了教师岗位，专门负责莫言文学馆的工作。莫言文学馆是学校一幢4层小楼改造而成的，免费对外开放，现在只有一二两层在使用，第一层是学生阅览室。里面有5000多册藏书，全部是莫言捐献的，“莫言每年捐3次书，这些书全部是他看过的图书和刊物、杂志，有的书籍上面还有莫言阅读时做过的标记。”毛维杰说，学校的阅读课就在这里上，“每本书都盖有‘莫言收藏’的印章。”

　　文学馆的第二层是专门介绍莫言的展览，分文学成就、成长道路、文学王国、故乡情结、文化交流等6部分介绍莫言。文学馆在介绍莫言文学成就时，这样描述：“很多国际权威人士认为，莫言是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并称，“经考证，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之后”。

　　“高密这一方水土养育了莫言，地方文化、历史熏陶了莫言，如果没有高密的风土人情，也就没有莫言作品中的高密东北乡。另一方面，莫言也成就了高密。”毛维杰平时收集整理莫言的作品、相关资料、手稿；莫言的物品、奖品，研究莫言作品、莫言现象，他与莫言长期交往，在他眼中，莫言是个非常朴实的人，是个普普普通通的高密人，“他喜欢在老家赶集，他混在赶集的人群中，看不出他是一个非常耀眼的作家。”除此之外，“莫言脾气非常好，没看过他发火，平时非常平静、淡定，很低调。”毛维杰说，莫言这次回高密，他们还特意给他办了个当地的手机号码，获奖前一天他们还在一起赶集，晚上在一个做企业的朋友家里，简单炒了几个菜。“得奖后，和他通了个电话，问他消息确认了吗，他说确认了，非常平淡，我说外面的记者实在是太多了，他说还是不见了。”

　　大量的媒体陆续抵达高密，见不到莫言也不是办法，据高密市宣传部新闻中心王喜进介绍，为此，高密市的一位领导去劝说莫言，他才同意到凤都宾馆接受媒体采访。10月12日，仍有大批记者赶来，当天下午，高密市又为莫言组织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莫言在高密市南关天坛路26号还有一个旧居，1988年到1995年间，莫言在这个自建的房子里创作了《酒国》、《丰乳肥臀》等大量作品。后来莫言把这座房子卖给了朋友，现在该房被捐给了市政府。相比于莫言在平安村的老家，这里鲜有外人光顾，如今这里已是高密凤城艺术团和高密妇女健身协会的办公地点。莫言在天坛路26号的这处居所中所使用的一些物品被搬到了莫言文学馆二楼，包括两张桌子、一个台灯、一把椅子和一台老式的电脑。毛维杰介绍，原来莫言曾经尝试过用电脑写作，后来他觉得不方便，没有手写得快，就又恢复了手写。“莫言用笔写作还有一个考虑，就是想让自己的手稿留存下来。”

　　“我喜欢这里的一切

　　我不会离开这里”

　　事实上，莫言这位从高粱地里走上文坛的作家，他的创作视觉极少游离高密。他对于故乡的大地，有着异乎寻常的迷恋。正是立足于高密的黑土地，将真实的人物与事件，纳入了独特的艺术结构当中，他才写出了一系列有着独特历史氛围和地域人格色调的佳作。

　　管谟贤说，在《红高粱家族》中，曹梦九曾多次出现，许多情节就取材于此人的真实事迹或流传于民间关于他的传说轶闻；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莫言写了一个至死都不加入农业社的单干户蓝脸。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家乡原河崖人民公社，确有两户不肯加入公社的单干户，一户在陈家屋子村，一户在窝铺村；小说《红高粱》写爷爷和父亲去伏击日本鬼子的事也是有故事原型的。这就是发生在1938年3月15日的孙家口伏击战；莫言作品中写到的真事不止一件，有些已经经过艺术加工（如孙家口伏击战），有的则简直如现实事件的翻版。

　　对于高密这块土地对于自己文学创作上面带来的滋养，莫言曾这样说，“我早期的作品，人物、语言、事件都是取自于乡土。所以我对乡土的依赖性更强。当然我想乡土也不是永远写不尽的，作家要不断地对乡土的变化了如指掌，要深入到乡土气息，对这个乡土发生的变化非常清楚，才能持续地写。

　　10月12日的媒体见面会上，莫言再次对媒体称，“我不会离开中国，甚至不想离开高密。我喜欢这里的一切，我也离不开这里。”

　　对于莫言和故乡之间的关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曾说，高密的大智和诚朴、艰辛与欢乐滋养并成就了莫言，而莫言的创造让高密不再是一个平凡的地理名词从此她与人心憧憬的神奇想象力有关，她有能力吸引世界的注目。

　　莫言与高密

　　"我奶奶’姓戴

　　我们的奶奶也姓戴”

　　莫言小说的很多原型就在身边

　　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是华东师范大学63级毕业生，退休前为高密一中副校长。

　　10月13日，在高密城区的家中，管谟贤向记者提起一件事：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时，平安村有一位邻居是被遣返回乡的右派大学生，他告诉莫言说作家们的生活是非常富裕的，说作家每天三顿都吃饺子。“这对一年只能吃一顿饺子的农村人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多年后，莫言回忆起这件事曾感慨颇深：“当年想当作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一天三顿都能吃到饺子。”

　　管谟贤说，自己对于莫言走上文学道路，确实有一定的影响。“我上学时，留在家中的书，莫言和他二哥抢着读，莫言非常好学，凡是带字的都找着看。甚至连我的作文本也读了个遍。他到部队后开始尝试写作，把习作都寄给我看，我就给他修改，从字词，到结构。他写过好多小说，都没发表，还写过一部话剧叫《离婚》。”

　　退休后的管谟贤，现在是莫言研究会会员。他说，研究莫言的小说，就要研究齐文化，他对蒲松龄情有独钟，莫言小说里面的神奇鬼怪，充满了浪漫主义，这都来自齐文化的熏陶。高密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丰厚的古城，那里许多诡异的鬼神传说、神秘的民间风俗，日后都成为莫言作品的素材。

　　“准确地说，爷爷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都是从爷爷那里听来的。”管谟贤说，爷爷管嵩峰，，生于1895年，1978年病故，享年84岁。他既没有莫言小说《秋水》、《红高粱》里爷爷那般传奇式的英豪和壮举，更没有那般痛快淋漓的风流事，他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聪明灵巧的农民，与小说《大风》中的爷爷相近。爷爷一生务农，又会木匠手艺，种田是一把好手。木匠活做得漂亮，所以日子过得不错。

　　“《红高粱》里的奶奶姓戴，我们的奶奶也姓戴，但我们的奶奶远没有九儿那么泼辣。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妇女。奶奶的手极巧，我不止一次听我大爷爷、外祖父夸她做的饭好吃，针线活做得漂亮。村里人家结婚，窗花、馒头花常找她剪；丧事也找她去帮着办。奶奶还会接生，解放后虽说新式接生已经推行，但找她接生的仍很多。可以说，我们村六十岁左右的人有一半是她老人家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管谟贤说。

　　莫言的父亲管贻范，今年90岁，旧社会上过4年私塾，家乡一解放就担任各种伙计，记账、扫盲，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生产队，到国营农场工作区，再到生产队，一直担任会计。他对后辈教育非常严厉。有一次，莫言下地干活，饿极了，偷了一个萝卜，被罚跪在领袖像前，做父亲的知道了，回家差一点把莫言打死。后来莫言根据这个经历写出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

　　与平安村相邻的沙口子村的管贻兰是莫言的本家小姑，也是小说《蛙》中的主人公接生婆“姑姑”的原型。早已退休在家的管贻兰今年已有75岁，她1956年开始在大栏乡医院做医生直至1996年退休，在医务岗位上工作了整整40年。因为从小便经由姑姑接触到生产生育，并且在与家人聊天时经常听到有关接生的故事，莫言由此产生了要写这样一个题材的念头。

　　《蛙》中的“姑姑”是一名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医生，她亲手接生过1万个婴儿，也“杀”死2800个，直至“文革”结束后，她才从疯狂中恢复过来。作为文中“姑姑”的原型，莫言的姑姑坦言，自己的从业经历和小说描写的基本一致，只是晚年没有像小说里的“姑姑”一样处于精神混乱的状态。

　　小说对于文中“姑姑”有很强的批判意味，莫言的小姑表示，“小说的内容有真实的，有虚构的，但总不会超出现实，写作就必须要有创作，情节总要基于形势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对于那些批判、虚构的部分，这些都无所谓，只要是他有价值的就没问题。同时，我也为莫言的成功感到自豪与欣慰。

　　现代快报记者 邢志刚

　　林清智 山东高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