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言高密家的楼下,总有三五媒体把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幸运儿,可以约上专访或至少能够问上几个问题。不过莫言行踪不定,大家大多失望而归。但在13号的早晨,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莫言家的时候,居然还沾上了一点幸运的气息。莫言在三楼的大哥家接受完一家媒体的专访之后,同意接受像我一样来撞运气的人的简短采访。他一进五楼的家门,于媒体的簇拥下刚在沙发上坐定,便伸出手指强调说“一人一个问题”。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莫言虽然语气平和,却略显谨慎,话语不多,让你很难窥探出他处于这种喧闹中,除了疲倦,还有什么其他心情。
得知消息,几小时后才平静
为什么惊奇呢?就是因为全世界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家,怎么会轮到我头上呢?……我配得这个荣誉吗?我就很惶恐。
记者:祝贺你获奖,能再谈谈获奖之后的感受吗?
莫言:当时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给我打电话时我就说,我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很惊奇。为什么惊奇呢?就是因为全世界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家,怎么会轮到我头上呢?第二很惶恐,就是有这么多优秀作家,(诺奖却)突然落到了我头上。我就在思考什么原因呢?我配得这个荣誉吗?我就很惶恐。这是当时的感受,过了几个小时后我就觉得很平静了。
记者:你是否认为葛浩文和陈安娜的翻译促成这次诺奖。据说你今年加入了一家外国很大的文化经纪公司,这个情况属实吗?
莫言:翻译过我的作品的,美国有葛浩文,瑞典有陈安娜,日本有吉田富夫、藤井省三,法国也有,各个国家都有。我相信是因为这些翻译家们杰出的劳动,共同的努力使我获得了这个奖。今年上半年我的《蛙》在推广的时候不是太顺利,有一家美国比较大的经纪公司找到我,就换了一个经纪公司,但是他们至今还没有推过我一本书。在两个月以前刚刚完成了一些程序。
记者:这次获奖主要是因为《蛙》吗?
莫言:获奖好像和《蛙》没有直接关系,第一《蛙》没译成英文,第二也没译成瑞典文,所以硬说是因为《蛙》获奖,这个理解是不对的。
记者:你收到大江的贺信吗?
莫言:我还没有看到。
记者:得奖之后和大江联系了吗?
莫言:没有,他的名片在北京,我没有和他联系。
记者:因为村上春树的呼声也很高。你得奖,网上有一种声音是中国赢了,你怎么看?
莫言:这种看法是老百姓的自由,我没权利反对。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而且究竟是不是我和村上春树两人在竞争今年的诺贝尔奖,这只是猜测。所以两个作家所谓的PK,再类比成中日关系,完全是一种玩笑,可以一笑置之。我非常尊重村上春树先生,他的作品中有我很多很欣赏的东西,我也是他的忠实读者,读了他的很多书。他的书中现代性和年轻人贴得很近的这种素质,是我的作品所不具备的,所以我很敬重他,希望他将来能获得诺贝尔奖。
个人经验,努力把高密写成中国缩影
我的野心就是希望把我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的缩影,但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很怀疑,我的力量可能不够。
记者:你在书中很多写到了高密,能简单的说说是如何写作的吗?怎么把家乡融入到你的作品里的?
莫言:我的早期小说,比如翻译成法文的《透明的红萝卜》,里面写了一个在桥梁工地上给铁匠当小工的小孩,也就是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我小时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劳动的经历,后来拿起笔来写作,就把个人的经验、经历变成了小说的素材。
记者:高密的故事是不是整个中国的缩影?
莫言:我的野心就是希望把我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的缩影,但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很怀疑,我的力量可能不够。
记者:你是不是在工作中会记笔记?
莫言:我从来不记笔记。我想我如果能够记住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东西,有的东西记不住忘掉了,就是没有价值的。
记者:怎么看中日关系?
莫言:我昨天在集中采访的时候,已经谈到过,我觉得中日关系还是第一按照70年代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比较好,搁置争端,先谈友谊。
中日关系这种局面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两个国家的关系就跟两个人、两个家庭的关系很像可能有时候闹得剑拔弩张,但是过了一段时候又会慢慢地互相理解,慢慢地各自退让,慢慢好起来。寄言于未来,中日两国的人民之间要求和平,渴望友谊的大局不会改变。现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也是极少数人造成的,与日本人民无关,更与中国人民无关。我希望和平是永远的,摩擦、矛盾、争议是短暂的。
敬畏大师形成风格
原来是想逃离,但后来又主动向他们(马尔克斯和福克纳)靠拢。……后来我慢慢长大,我觉得我可以离他们近一点,我可以和他们对话。
记者:你说要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那你觉得你在文学上的创新是什么?
莫言:我的创新就是立根于乡土,立根于个人经验,广泛地吸收了中国古典以及外来的文学(的)这些技巧,形成我自己这种亦真亦幻,历史现实纠缠在一起的写作方法。
记者:你觉得你逃离了吗?
莫言:原来是想逃离,但后来又主动向他们靠拢。因为当时我太年轻,我觉得跟他们靠在一起我太敬畏他们,后来我慢慢长大,我觉得我可以离他们近一点,我可以和他们对话。
记者:你喜欢的作家是谁?
莫言:太多啦,我刚才就说我喜欢村上春树。其他很多中国作家都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记者:你觉得得了这个奖之后,会有很多中国作家为了获奖而写作吗?
莫言:不可能有多少作家为了得奖而写作。
记者:你觉得这个奖对中国文学的意义是什么?
莫言:现在也很难说。
记者:你现在创作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莫言:我现在在写一部剧本。
我根据我自己的良心来判断,该我发言我就会发言,不该我发言,或者我不愿发言,我自然就懒得去说话。我觉得得诺奖或没得诺奖不会改变我这种风格,也不会改变我的写作风格,我过去怎么写,现在还会怎么写。我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后也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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