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心脏支架又称冠状动脉支架，是心脏介入手术中常用的医疗器械，具有疏通动脉血管的作用，一般在急性心肌梗塞和心绞痛患者当中应用比较普遍。
但是近年来，我国心脏支架介入手术却有着越来越普遍的趋势。据统计，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两万例，到2011年竟达到了40.8万例，增长了20倍。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我国每台心脏介入手术平均使用约1.6个支架，依此推算，2011年中国介入支架使用量超过65万个。
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认为，在我国一些医院存在“迷信支架、崇拜搭桥”的问题。胡大一指出，合理地使用介入技术无可厚非，不过，支架泛滥则是中国医学界非常可悲的现象。特别是每个支架2到3万的高昂价格，更让人们对于心脏支架过度使用的原因产生了疑虑。
对于心血管病的治疗，目前医生、患者都非常推崇的支架治疗手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却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心脏支架。
胡大一：正是由于(药物支架的)药物涂层使支架和血管壁的贴口不好，带来了长期血栓发生危险，这个危险是多于(金属)裸支架的。
一些心脏病患者还有个误区，认为只要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心脏就相当于上了双保险。胡大一特别提醒，放支架并非一劳永逸。
胡大一：大家千万要注意，放了支架绝对不是一劳永逸的。首先一点就是支架解决了局部的问题，这个病的其他地方还会长病；第二，支架本身会产生一定的血栓，支架本身就有风险，如果回家以后把药停了出了问题，我觉得可能伴随长期的风险。
支架并不是一劳永逸，也不是包治百病，为什么医生却如此热衷放支架？这背后的原因，与支架高昂的价格不无关系。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曾揭露，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到了医院摇身变成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是6000元，可是到医院就变成了3.8万元。
和支架过度使用并存的一个现象是，该放支架的患者并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胡大一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是最应该急诊做支架手术的。
胡大一：因为这是救命的措施，延误了时间就是去了救命的机会。所以大家对于支架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体检发现的没有症状的，或者虽然有症状但病情非常稳定，半年一年甚至多年没有变化的，就不要轻易做支架，因为对稳定的患者带不来额外的效果，反而会增加长期的风险。
我国卫生部制定的《全国医疗卫生系统“三好一满意”活动2011年工作任务分解量化指标》中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临床应用裸支架比例不得低于临床应用冠状动脉支架总数的20%，冠心病介入治疗患者需置入支架数超过3个，需经本机构心脏外科会诊医师会诊同意后方可实施。但是，据胡大一观察，这个规定并没有得到落实。
胡大一：这个提法是有了，但是这个监管的措施不到位，没有人真正去监测。我看到，3个以上的支架还是在继续做。
据了解，新加坡医保部门规定，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每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了，不仅医保部门不给报销，并且医生还要向专门委员会陈述理由。胡大一认为，我国也需要制订类似的标准，对安放支架进行规范。
胡大一：支架的过度使用还是要有一些可操作的措施，就是说付费机制上的调整，这是很多国家使用的一个杠杆，如果超过3个以上的支架，就需要的明确的讲清额外的支架为什么需要；第二，要对医生这种长期不规范的行为要有一种制裁或者管理方式，还有对规范行医的一些法规政策的监管措施才能使它落地。
过度医疗问题由来已久，过多使用心脏支架只是问题之一，更普遍的问题表现在过度和重复检查以及滥用抗生素上面。有业内人士就说，“往往不需要打吊瓶的打了吊瓶，不该用的消炎药用了，只需用两天的抗生素，硬给用一周。”
过度医疗问题主要来源于以药养医的制度。人们说就好像一个补鞋匠的工作收入不是来自他的手艺，而是来自他使用钉子的数量，那么他一定会在每个鞋上都钉上二三十个钉子，以药养医与此十分类似。
同时医患纠纷实行举证倒置，为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医生往往要求患者全面检查，大剂量的用药。而医患关系中，患者的弱势地位也是导致医疗过度的重要原因。
过度医疗不仅给患者增添了经济负担，往往还带来其他问题。仅以最常见的过量使用抗生素为例，人们已经注意到，过量使用抗生素不但导致病毒或细菌出现耐药性，原有疾病不容易痊愈，还容易引发患者急性肾衰或肝衰竭，给患者带来新的伤害。
过度医疗问题其实各方早已关注，专家们说小病大治的结果必然是大病难治。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医药分开，最近在北京等地推行的医事服务费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同时控制大处方、建立评估机制、保证患者及家属的知情权等等都是解决过度医疗的好办法。(记者焦莹)
作者：焦莹 (来源：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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