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期待良性持久地消费莫言

　　文学固然高雅得多，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也复杂得多，但“有影响”总强过“没影响”，尤其是在“严肃文学”正在逐渐成为少数人垄断话语权的圈子游戏的今天，大众的肤浅消费，也许比精英们故作高深的阐释更加健康。

　　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难伺候，常常正反两面不高兴。国内作家没人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急吼吼地等、盼、催了几十年，为评委会忽视中国乃至敌视中国而愤慨；好不容易有个获奖的，立马又有人高屋建瓴地抛出警世名言：切忌过度消费莫言，过度消费诺贝尔奖。

　　“过度消费”和早年间的“浮躁”一样，已经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在这儿也姑且较个真儿：“消费”一下莫言与诺贝尔奖，又有什么坏处呢？另外，什么样的“消费”才算“过度”？假如是印书卖书的话，恐怕算不上“过度消费”。众所周知，近当代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建立在现代出版制度之上，把作品当作产品，通过工业化的方式贩卖给群众，这个模式天经地义。从狄更斯时代开始，作家就在计算着作品的销量和版税，诺贝尔奖成为促销的砝码，也是躲不过去的宿命。

　　不光是中国，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着跟风的读者和精明的出版商，他们是构成文学“消费”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坚力量。当然，除去常规的买书与阅读，可能还有一些特殊的、衍生的“消费模式”，譬如修缮故居筹建纪念馆这种“给活人盖庙”的举动，比如把作家作品当成幌子开发旅游的行为，再比如不考虑意蕴内涵性描写多少先当国粹选进课本再说的计划。这些“消费”可能是中国独有的，也够得上“过度”的范畴。不过说句不尊重的话，米老鼠的原版电影现在还有几个人看？大家记住了一只年近花甲的大耗子，遍地开花的迪斯尼公园功不可没。文学固然高雅得多，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也复杂得多，但有影响总强过没影响，尤其是在“严肃文学”正在逐渐成为少数人垄断话语权的圈子游戏的今天，大众的肤浅消费，也许比精英们故作高深的阐释更加健康。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真的应该像超女一样快销化、娱乐化，“中国好文学”也不可能变成“中国好声音”。假如文学是关乎灵魂的工作，那么中国人也和世界上的所有人一样，无权忘记灵魂的重要性。同样，我们也不能忘记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原意义，真的把它当作文化快餐。只不过，从“消费”某位获奖作家转向理解文学、感悟文学，这样的质变恐怕也并非一个文学奖能够促成的不管这个奖有多大个儿。中国人所需要的去浮躁化、去功利化的进步，也只能由这个社会通过自身的漫长努力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消费诺贝尔奖”当作实现远景目标的一个手段，或许也有着独特的积极意义。

　　消费没有原罪，关键在于我们从消费中“买”到了什么，“用”了什么。中国的文化氛围，所缺的并不只是一个国际大奖，更是一种良性运转的“消费”模式。

　　穆风（北京 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