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转型“中国智造”已经不可逃避

　　从十七大到十八大，是中国长大的五年，也是充满反思与革新的五年。

　　中国周刊记者 蒋晨明 综合报道

　　这是2012年9月的一周：

　　9月18日，成都，王立军案一审公开审理。王被控的罪名有滥用职权、受贿、徇私枉法，以及叛逃；

　　9月17日，北京，一场关于林毅夫经济学理论的讨论会上，众多学者对于世界经济的评判和中国的经济路径，各抒己见；

　　同是9月17日，无锡，由于不满公司遣散，中国光伏产业的风向标尚德公司部分员工聚集抗议。11天前，欧盟宣布对中国光伏设备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9月14日，北京，刚刚刑满获释的顾雏军，头戴高帽，上书“草民完全无罪”。他的戏剧般出场，使中国企业家精神与政商关系再次成为热点；

　　9月11日，天津，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此届论坛的主题为“塑造未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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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回到五年前：

　　彼时的王立军还在锦州担任公安局局长，2008年任职重庆，2009年掀起重庆“打黑风暴”，可谓风光一时；

　　林毅夫时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总裁，成为首位在世界性金融机构担任高职的中国人士；

　　2007年的尚德财报令人欣喜，当年销售额首超百亿元大关。创始人施正荣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环保英雄；

　　2007年的顾雏军案还在白热化之中。这个格林柯尔神话的缔造者，2005年已被拘捕，2008年，被判有期徒刑10年；

　　2007年9月，第一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在大连开幕。这个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开端。

　　不过，那个时候，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少有人能说清“夏季达沃斯”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的关注点在于一个月之后将要召开的十七大。像历届党代会一样，召开于2007年10月份的十七大，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节点。

　　5年过去了，眼下的2012年秋天，人们又在高度关注另一个新节点——十八大。

　　从十七大到十八大，中国的五年，既见证着社会经济的快速成长，也不可避免地遭遇着生长痛。五年，其实是一个梳理若干复杂关系链的过程，其间夹杂着兴奋与困惑、挑战与探索、反思与革新……

　　中国——世界

　　2007年8月的中国，十七大的氛围渐浓，媒体上已有不少预热型的报道和文章。

　　与红色的中国不同，此时的美国却拉开了另一场灰色大幕：

　　当年8月，由于次贷问题恶化，著名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申请破产保护；9月，雷曼兄弟被迫申请破产保护……在之后的半年至一年间，曾在华尔街呼风唤雨的五大投资银行，相继被兼并或宣布破产或被迫转型，无一幸免。另有多家大型机构，如房利美、房地美、AIG被政府接管。

　　历史是故事的绝佳演绎者。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从一开始就注定，十七大召开之后的五年，中国将与全球经济衰退相伴。金融危机成了五年间的“主旋律”。即便是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仍然在强调“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生存现实。入世之后，中国经济已不可能再按照孤岛模式独立运行，不仅与国际接轨，更是与国际相融。其中，既享受到了开放的乐趣，但也要承担相应的代价和挑战。

　　2011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10周年高层论坛在京举行。此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胡锦涛出席论坛并表示，“面向未来，中国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

　　这几年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可能是最希望中国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参与者”的国家。2009年10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率先在希腊爆发。随后，危机像瘟神一样迅速扩展到整个欧元区。

　　中国在顷刻之间被赋予了“救世主”的角色。关于中国能否成为拯救欧债危机的“骑士”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骂中国太蠢者有之，夸中国讲意气者有之，赞中国有策略者亦有之。

　　2012年2月14日，在第七届中欧工商峰会上，温家宝表示，中国“在考虑通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欧洲稳定机制等渠道更多参与解决欧债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干脆刊文指出，“应该给欧元盖一个戳，印上‘中国制造’”。

　　说起近几年的中国制造，李书福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2010年3月28日，曾拿120元开始创业的李书福，以1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瑞典沃尔沃100%的股权。这个山沟里出来的农民企业家用一个朴素的理念来运作这例跨国大收购——把沃尔沃当“兄弟”而不是“儿子”。曾经戏称“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的李书福，终于实现了中国民营本土品牌的国际化。

　　更多的国企军团也在近几年密集进军海外，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五矿、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铝业等等，海外收购并购讯息不断。

　　而此时，那些“made in china”的加工企业，其模式开始受到质疑，“微笑曲线”四个字也从陌生概念变为公众熟知。据报道，每卖出一台iphone，苹果独占58.5％的利润，中国工人获得的利润只有1.8％。

　　这就是说，中国其实不是“世界工厂”，而是“世界加工厂”。经济学家陈志武曾做出这种解释：在生产技术因制度障碍无法进步的情况下，逐渐地，人们就只好提倡“勤劳是美德”的价值观，最终又以简单勤劳弥补和掩饰制度不足，从而削弱社会改良的源动力。

　　与之相反，近几年来，在制度障碍最少而技术发展最快、又有资本优势的电商等新经济领域，却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京东、当当、天猫、苏宁易购等，动不动就掀起一阵狂热的商战。即便竞争手法有时受到质疑，但那是一片相对自由的商业天空。

　　而“世界加工厂”就由不得自己了。当下的中国正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实。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不少城市的最低工资都增加了20%到30%。2012年7月，阿迪达斯中国总部决定，年内将关闭位于苏州的在华唯一直属工厂。这是在继耐克关闭在华工厂后，又一品牌逃离中国。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东南亚、南亚正在以更低廉的劳动力吸引着全球的加工需求。凡客总裁陈年甚至大胆预测，到2015年左右留在中国的服装工厂或许不足30%。

　　由“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智造”已不可逃避。

　　速度——质量

　　转型，也是近几年的热词之一。十七大就已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

　　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功利型的经济增长举措屡见不鲜，有时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的思维惯性。从僵化和封闭走向改革和开放，曾是一个国家的整体转身，那是一次思想解放；从改革先期的追求高速扩张，到追求“又好又快”，又将是整个国家的一次转身，这将是一次思想革新。

　　在一定程度上讲，后者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前者。而且，它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011年2月14日，日本公布2010年GDP数据，低于中国此前公布的结果。这意味着，中国坐上了世界经济体老二的交椅。这也成为改革开放成就的一个有力注脚。

　　李克强就此回应记者提问时，保持有足够的警醒：“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我们的人均GDP居于世界100位以后。”日本也未因此感到任何沮丧，经济财政相称“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国人对于“速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2011年7月23日，温州，两列动车发生追尾，造成40人死亡。国务院事后将其认定为一起设计缺陷、把关不严、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刘志军、张曙光负主要责任。

　　此事故引发了激烈讨论，除了事故本身之惨重外，中国的高速铁路和铁道部在一定程度上“被意向化”——铁路“大跃进”与GDP盲目崇拜画上了等号，铁道部则成了市场经济下保有的封闭垄断体制的象征。

　　2011年8月10日，部分列车开始降速降价。

　　同样降下来的还有经济增速的目标数据。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GDP增速平均超过了9%，但“十二五”规划中确定的增速目标仅为7%。“保8”作为一种数据导向，开始呈现淡出的趋势。

　　慢下来，让速度等一等安全，等一等质量，似乎在舆论层面已成为共识。但在实际操盘中，仍存有较多争议和犹疑。

　　今年9月17日的一个论坛上，吴敬琏对各地竞相出笼的投资计划表示出深深的忧虑，他一脸凝重地说：“最近我到一些地方，看到各地政府都很着急，希望实现高速度的增长……然而各地想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投资，大规模的投入。”

　　在国家层面，为应对金融危机，2008年起就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一些学者批评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尤其对于铁路基建等安排资金比例过大，有畸形扩张之嫌，并埋下温州动车事故等质量安全隐患。

　　今年上半年，市场再次传出将施行“刺激计划2.0版”时，经济学家许小年撰文称，这“就像吸毒上瘾，每次讨要鸦片，而且剂量一次比一次大”。

　　对此，官方的口径一直是“没有4万亿投资为基础的一揽子计划，就没有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大好局面”。就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称，对于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有人不顾事实歪曲和指责”。

　　在新华社刊发的报道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提出一个理性的观点，他认为投资很重要，问题不在于投资本身，关键在于“要通过改革和体制机制的完善，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