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童曙泉
顺义区南彩镇南彩村,一座规整的院子外,菜地里种满了丝瓜、萝卜、白菜。推开院门,里面又是一片豆角、蒜苗、黄瓜,7间平房一溜大玻璃窗,映出一院子绿色。一辆改成粉红色的两厢标致小汽车停在雪白的屋墙下,格外鲜艳。
“来来来,上屋里坐!”伴随一阵爽朗热情的笑声,两个月前刚摘掉“低保户”帽子的女主人宣守会,掀起门帘,热情招呼客人。20多平方米的客厅里,书架上、墙上,挂满了宣守会和三个闺女的照片。
在西侧一间房内,宣守会指着电脑自豪地说,“小闺女在阿根廷工作,一年才回来一次,大闺女、二闺女就帮我用电脑跟她电话,几天就能在网上见一回。”
谁也想不到,这个生机勃勃的院子里,五六年前只有一排摇摇欲坠的危房,院子的主人双双重病,全家一个月只有20块零用钱。
“真难!那叫一个真难呐!”回忆当时的生活,一直微笑的宣守会一下子沉重了,“要没有政府救助,我们就算去要饭都活不下去啊。”
1998年,宣守会查出尿毒症,持续透析治疗一直到2000年12月进行肾脏移植,原本还算殷实的家,欠下了几十万外债。保送牛栏山中学的大女儿王海平,帮着操持家务,最后只考上大专;手术后第一个月,宣守会光药费就要8000多元。不久,爱人病重去世,大女儿王海平只能放弃续本计划直接参加工作,但千把块的月工资,对这个家庭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2002年,双胞胎女儿王金平、王银平上初二,家里挤不出上学钱。“娘儿仨抱着哭了一下午。”说到这里,宣守会眼圈红了。
就在这年,北京在全国率先实施农村低保制度。村里第一批将宣守会的名字报了上去,全家每月拿到了政府送来的200多元低保救助金。金平、银平的学杂费解决了,一家人吃饭问题也解决了。
孩子上学,是全家“翻身”的最大希望。2007年,双胞胎姐妹分别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个学计算机、一个学西班牙语。不过,高兴了才几分钟,宣守会就转过脸,锁起了眉头:两人学费一万多元,虽然全家每月低保救助金涨到400多元,但要拿出这么大一笔学费,比登天还难。
正一筹莫展之际,区民政局救助科的人送来了一份表格:新生入学救助金申请表。不到一周,8000元救助金通过教委拨付给了金平、银平。同村开饭店的老袁,也以聘请姐妹俩暑假帮工为由资助了5000元。拿着“低保家庭证明”,姐妹俩又从学校申请到了减免学费、国家无息助学贷款。第二年,慈善协会7800元教育救助金又提前送了过来,大学里年年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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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4年下来,两人上大学不但没花家里钱,还支援了家里上万元。“2007年我就‘挪用’了姐妹俩的8000元助学金,”宣守会告诉记者,“20多年的旧房子不修就要塌了椽子探出两寸了,墙壁歪裂,缝里能插进一根自来水管。”翻修时,民政部门又送来了1.4万元的翻修补助金;加上村委会、村民捐款、捐物,宣守会只花了一万多元就新盖了7间房。
“低保,上学、修房子的钱,还有看病二次报销的、住院补助的……2000,1万6,3万,2万……左一笔,右一笔,政府真没有少给,我已经记不清了。”宣守会憨笑着说,“没有政府帮助,不但我活不下来,孩子也要穷一辈子。”
去年7月,王银平进入中冶集团工作,4个月后派驻阿根廷。大闺女做知识产权代理业绩出色,公司奖励了5万元,就买了一辆二手标致,周末时候带着母亲出去转转或者去医院复查。虽然外债还没还,金平读研要花钱,自己每月药费一千多,但宣守会年初还是找到村委会,主动申请退掉了低保户资格。
她说,“政府帮了我们10年,现在孩子长大了,这个家得奔小康好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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