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中国在中日岛争中的外交辞令与传播策略

　　摘要：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宣布签订“购岛合同”，将我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称“尖阁诸岛”）收归国有化，一时间中日关系骤降，并迅速跌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年以来的冰点。本文将梳理近期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所采取的外交辞令，并辅以相应资讯，从文本和话语角度，探析中国当前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总体方针基调。

　　关键词：中日钓鱼岛争端；外交辞令；话语传播；舆论引导

　　北京时间2012年9月11日，以野田为首的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宣称与钓鱼岛“岛主”栗原家族签署“买卖合同”，完成了对我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国有化”过程。自此中日两国对于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执强度，达到了历史最高值。自本文截稿日期为止，近一个月来中日双方的在钓鱼岛问题上所采用的对抗模式，仍遵循外交和政府高层对话为主、国防实力展示为辅；两国及世界他国媒体在对该事件进行相关报道时，同样紧紧围绕“外交”这个议程轴心，来展开新闻讯息的制作与传播，以求达到相应的舆论效果。

　　一、中日岛争首选外交途径--基于钓鱼岛所包含的复杂背景

　　在钓鱼岛问题上，蛰伏的矛盾总是以相似的模式爆发。日本总是走在前面，以修建灯塔、通过《海洋法》、宣布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巡逻等各种方式，一步步实质性地强化着对钓鱼岛海域的控制权。而中国方面，则是相对被动地面对每一次挑衅。日本悍然宣布“钓鱼岛收归国有化”，迅速激起中国官方和民间强烈抗议和反抗，其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令全世界为之聚焦。

　　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多年一直强调主要通过外交来解决争端，完全是因为于钓鱼岛层面之上，充斥着中日美三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角力与复杂斗争，并不单单是“侵犯主权”那么简单。基于美日两国对钓鱼岛问题的强势介入，考虑到当前中国整体国力、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稳定性、国民生活状况及中国目前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在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未遭受实质性破坏前提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钓鱼岛问题，仍将是中国政府长期秉承的一个基本套路。

　　（一）钓鱼岛主权归属本不存在历史异议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我国固有领土。早在公元7世纪成书的《隋书·流求国传》中，就记载有高华屿（即钓鱼岛）。1221年南宋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一书也提到钓鱼台、赤屿。到明朝时期，钓鱼岛作为我国台湾的附属岛屿而被列入海防范畴。公元15世纪初永乐年间，一本名为《顺风相送》的文献就提到钓鱼岛（当时称“钓鱼屿”）是福建至琉球途中航路指标地之一，可见钓鱼岛早就为我国人民发现、利用，这比日方宣称的“古贺辰四郎于1884年发现钓鱼岛”要早400多年。在这之后，在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年）第十一次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之《筹海图编》、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皇帝钦命绘制之《坤舆全图》等文献中，也可清楚查阅有关钓鱼岛的文字记载和地图标识。

　　在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方一直承认中国对钓鱼岛所具有的主权，直至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钓鱼岛作为台湾附属岛屿，才随后者等一并割让给日本。从那时起，日本将钓鱼岛命名为“尖阁诸岛”，而在这之前，日方一直沿用中国的名称标注钓鱼岛。

　　（二）美日与中国在钓鱼岛上的长期角力

　　1.美国在钓鱼岛等领海问题上频频插手

　　自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就为自己界定出了明确的安全和防务原则，即在全球范围内主动出击将威胁消灭在摇篮之中。伴随前苏联解体、中东和南亚局势的错综复杂、日本开始显现发展瓶颈以及欧盟内部国家间的不完全和谐，不断强盛的中国，就被美国视作当下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面对伸出援助之手的中国，时常在各层面给前者制造麻烦的美利坚，面对自身或将会动摇的世界霸主地位，显现出五味杂陈的心境。

　　上世纪中期起，美国就开始凭借自身富甲一方的财力和无人匹敌的军事实力，通过操控台湾国民党政权和日方亲美政治势力，来借助钓鱼岛及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伎俩。1945年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钓鱼岛等岛屿应同被日本侵占的其他中国领土，一起回归国民党掌权的中国政府；在1949年至1950年，随着中国大陆统治政权的交替、解放军驰援朝鲜抗击“联合国军”以及美第七舰队介入台海争端，台湾连同钓鱼岛等附属岛屿终究未能回归祖国怀抱。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中央政府在通盘考虑自身建设状况和国际局势之后，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领土争端问题上，在不危及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一直对领土争议的部分亚洲国家，采取最大限度的忍让；1951年，日美撇开中国签订非法的《旧金山和约》，其中第三条“将日本通过战争所窃取的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划为美国托管的日本琉球管辖区内”，实为对中国领土赤裸裸的蚕食，该《和约》一出台就遭到中方反对，时任总理周恩来表示中国政府坚决不承认所谓的《旧金山合约》。

　　1970年8月31日，在美国督察下冲绳政府起草《关于申请尖阁列岛领土防卫的决定》，这是日本首次在官方文书中主张拥有钓鱼岛“主权”，中日关于钓鱼岛归属的主权纠纷由此肇端；1971年，日美两国在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彼此私下将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遭到中国政府强烈抗议；1995年李登辉访美并公开发表分裂国家统一的讲话，导致海峡两岸关系骤然紧张，中国随后于同年7月至1996年3月期间，在台湾海峡附近实行多次导弹射击演练、三军联合作战和海上攻防演练；同时间，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中美两国军队一度剑拔弩张。

　　2012年1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一份酝酿时间长达七年的美国新军事战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根据报告，美国将在全球大幅削减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存在同时，唯独却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并强调进一步提升海空军作战能力：美国重新调整全球军力的部署，在战略层面“重返亚洲”，就是为了将“不确定性”的威胁掌控在自己能够掌控的确定范畴之内，将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2012年6月2日美国防部长帕内塔表示，美国将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到2020年将有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当前，美国在日本、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国建有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基地，并常驻实力雄厚的海空军部队，此举对于我国欲通过非军事手段收复包括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东沙群岛、钓鱼岛、部分南沙群岛、黄岩岛等主权海域内的大小岛屿来说，形成了严重的军事震慑和威胁效应。2011年《中美联合声明》确认了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即便当前中美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历史文化、军事国防等多领域存在异见甚至冲突，但基于两国在经贸等领域合作的关系如此深厚，中美在可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双方爆发军事冲突几率几近为零。如此一来，美国会继续在钓鱼岛及相应的中国东海、台湾和南海问题上，通过军事实力向中国政府施压，同时中国政府也会最大化发挥外交的功能，来解决领土和主权争端。

　　2.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对华态度强硬

　　历史上，除去1894年到1945年日本断续侵华50年的灰暗光阴，隔海相望的中日两国在1894年之前，曾拥有着长达2000多年的友情岁月，这也是我国领导人多次用“一衣带水”来形容中日关系的原因所在:既象征着两国交往历史悠久，又寓意着两国地理位置接近。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随后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加之双方随后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8月)和《中日联合宣言》(1998年11月)，这三个政治文件成为维系中日关系稳定的重要基石。如今的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第三大投资来源地，中日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的10.4亿美元的规模，发展到2011年3449亿美元的规模：可以中日恢复两国外交关系至今的40年里，无论从政府还是民间的角度来看，双方在政治、文化、农业、科技、经贸、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宗教、教育、信息通讯等层面呈现出广泛且形式多样的密切交流与合作。但基于日本右翼势力和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中日两国在外交及国防军事上的联系，可用微妙来形容。

　　20世纪70年代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之时，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着眼两国关系大局，就将“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谅解和共识，但近年来，日本不断对钓鱼岛采取单方面举措，如今以野田首相为首的日本政府，又将钓鱼岛“国有化”，在遭到中国强烈反对之时仍采用不退步手段，我们认为有多个原因可用来解释日方当下的强硬。

　　一是日本仍未及时修正错误历史观。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并不像德国那样，对其在世界范围内犯下的法西斯暴行进行深刻反省，许多日本政客议员及不少民众，意识观念仍停驻在二战时期，一方面怀念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的辉煌，同时又担心中国军事力量崛起以后会走上对外扩张之路，蚕食日本并不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海洋资源。眼看曾经孱弱的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并实现GDP总量对自身的赶超，不少日本人萌发了酸葡萄心理。日本曾在 20 世纪成为亚洲“一枝独秀”的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在战后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所谓“经济奇迹”，在美国帮助下超越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如今日本“世界老二”的地位却被中国夺去，这个现实无论如何是日本右翼分子和军国主义亡魂所不能接受的--而只要这两类日本人的存在，日本政府就越是不能处理厘清和正确处理中日关系，就越是难以获得亚洲乃至世界的支持、而成功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政府不希望看到日本重返亚洲，亲近亚洲。在深陷中东问题几十年的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并不愿看到自己在亚太地区最大的盟友日本，同自己最大的竞争者和当前最大的假象敌人中国走得太近--中日两国一旦化干戈为玉帛，那么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感”和利益范畴毫无疑问就会受到排挤和削弱，为此，早在 1971 年美国向日本“归还冲绳”之际，就在中日间埋下了钓鱼岛问题这个“地雷”，致使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摩擦不断，无法走近，这恰恰是“符合美国想法的中日关系”。而从日本方面看，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对付中国就有了底气，特别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有美国做后盾，就可以对中国强硬，而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反过来又可获得美国以更明确的防卫支持作为回报。从 21 世纪头十年看，从小泉、菅到野田内阁，凡是亲美的政府对中国就强硬，反之，像鸠山由纪夫首相，既跟美国要“平等”，又跟中国走近，结果只做了 8 个月首相就被美国操弄日本“民意”赶下了台。这意味着日本对中国强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依然受美国操纵。

　　三为当今正值日本国内政治乱局。一些政客企图以对华强硬来赢得国内选票，特别是一些地方政治人物异军突起，大胆涉猎外交与国政，各色人等都想抓住“乱世出英雄”的机遇，展示一下独特的“英雄”风采。在美国“重返亚洲”和2010 年撞船事件激发日本国民对华厌恶感情进一步上升的背景下，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战略上都被认为是日本所谓“重要国家利益”的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成为一些投机取巧的政客们的“政治肥肉”，借此大搞“捍卫国家利益”的爱国秀，其中年届八十、“思想很旧”的右翼政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 2012 年4月在美国华盛顿突然提出要“购买”钓鱼岛，采取极为恶毒、极具煽动性的卑劣手法破坏中日关系，其国内政治算盘就是打着“捍卫国家利益”的旗号，纠集地方和中央的右翼势力，以“买岛”作为其在政治上登堂入室的“敲门砖”，煽动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狂潮，叫板所谓“对华软弱”的民主党政权，图谋组建新党争夺国会第三势力，填补“强人政治领袖”的空白，最终达到推翻民主党政权的目的。面对这股作秀比赛，在国内政治上陷入困境的野田内阁当然不能置身事外。除了放任一些地方官员、右翼组织在钓鱼岛等问题上一再采取反复激怒中国的挑衅行为，肆无忌惮地破坏中日关系，作为政府本身也加入了这场危险的政治赌博，比如给钓鱼岛周边岛屿“命名”，对敢于说真话、直指石原买岛“将会对中日关系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发出警告等等。

　　同样，日本政府也会向美国那样，避免与中国爆发武装冲突，毕竟日中在经贸、科教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关系，可谓“鱼离不开水”那般密不可分。中日两国通过外交解决钓鱼岛问题，是双方都希望也能接受的方式。

　　二、探析中日岛争的中方外交辞令

　　《现代汉语辞典》对外交的定义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跟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外交活动通常指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外交机关代表国家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外交”的有无及其能力的强弱，发轫于一个国家内在的综合实力，尤其依附于经济和军事国防能力。19世纪末衰败的晚清政府，由于当权者腐朽所造成的国家实力急剧没落，在面对被资本主义列强武力侵华时、其国防军事能力几近瘫痪；同时期清朝只能实行“屈辱外交”，以至最终出现国家任人宰割、民族被随意蹂躏的历史惨痛一幕。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外交政策是其处理国际、对外关系问题,进行外交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秉承“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支持民族解放运动；采用“另起炉灶”，即同旧中国屈辱的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一切外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则指代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逐步加以肃清后，再按新的原则与之建立平等关系。

　　在现行外交政策指引下，根据国内外时政动态和相关局势发展，国家领导人、外交部相关负责人，会在相应场合作出相应的外交表态：国家和外交部的领导同志在会见国外政要时，会就某事件发表相关外交讲话或与他国首脑交换意见；在出席国际相关会议时，会向外界就某事件阐述我国的外交立场。外交部发言人会酌情不定期主持例行记者会、发表谈话或进行电话答问，就某事件代表我国外交立场解答国内外记者提问--我们通常将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尤其是外交部发言人在外交场合所发表的合宜话语、及所使用的相关词汇，称作外交辞令。通过外交部网站首页“发言人表态”、“专题”等板块和其他主流大众媒介，可查阅我国近期的外交辞令。

　　外交话语体现了一国对外政策,是捍卫一国利益的工具,含蓄,婉转，“话说半句”或使用多种“托辞”常是外交语言的特点。例如同样是赞同，可以用“注意到”，“理解”,“不提出异议”，“同情”等不同分寸的语言表达；同样是关注，可以用“关注”，“严重关注”，“感到不安”，“深感遗憾”，“谴责”等多种词汇。向对方警告也有“拭目以待”、“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和“保留相应的权力”甚至“将采取相应的措施”等不同层次的表达，最严重的警告要就是要求对方在一定时间内满足要求的“最后通牒”。

　　（一）借助实证内容分析考察外交辞令的类型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在这个本该延续两国传统友谊、加深彼此信任和相互了解的关键节点，两国关系却未见回暖迹象。在日方再次抛出钓鱼岛话题并悍然将其“国有化”之后，两国高层政界交往和民间传统交流，可谓跌至两国复交以来的最差状态。在“美日与中国在钓鱼岛上的长期角力”部分，本文分析了日方之所以能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常年与中国唱不和，不仅离不开美国在暗中的怂恿与挑拨，更与日本对华的矛盾心理及国内部分政治势力对华的敌对态度有很大关联。从日本自演“购岛闹剧”至今，中国国家领导人及全国人大、国防部、外交部等部委已多次在不同场合郑重表示，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希望日方停止继续作出伤害两国友谊和两国人民感情的错误举动，望日方悬崖勒马，勿玩火自焚。目前日本尚未在钓鱼岛上修筑工事，也尚未派出自卫队登岛，而中国渔船也在海监、渔政船的保护下于钓鱼岛附近海域平安作业捕捞。基于当前情况，只要日本不触动红线，不做出实质上危及我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举动，中国政府就将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钓鱼岛之争。本文将通过内容分析法，梳理9月3日至10月8日期间、中方针对钓鱼岛事件做出的相应外交回应，通过揣测话语语气、分析选择用词及传播范畴，来探析中国政府针对当下钓鱼岛事件，所持的立场基调，预估未来可能采取的措施行动。

　　1.收集整理外交辞令的样本来源

　　为保证所选取的外交辞令内容的权威性与准确性，我们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以下简称“外交部”)官方网站上所记载登出的讯息为准；同时附带参考新华社、《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权威主流媒体的相关资讯。

　　2.样本范畴及数量

　　位于外交部官网首页“发言人表态”板块，下设有“发言人简历”、“例行记者会”和“发言人表态和电话答问”三个栏目。在的“例行记者会”栏目里，我们选择从2012年9月3日至10月8日共计21条记录召开记者会的新闻，作为样本。

　　此外，在外交部首页“专题”部分，设有“钓鱼岛问题”栏目，记录与钓鱼岛问题有关的新闻资讯共计68条（其中“胡锦涛就当前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表明立场”的新闻内容重复出现2次，故只按1条计算），时间跨度从2012年8月30日至10月4日；同时，首页“发言人常态”板块中下设的“发言人表态和电话答问”中也包含相关的外交表态和文旦。基于上述两部分样本信息量过于庞大，故就不用作样本来进行逐一分析，但会在分析时启用，来作为参考。

　　3.样本时间跨度

　　日本对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的纠缠由来已久，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政府就长期通过和平手段和外交途径来解决钓鱼岛争端，如穷尽新中国成立后所有有关中日钓鱼岛问题的外交辞令，实则耗费精力巨大。故本文的样本选取跨度锁定在最近一个月，时间从2012年9月3日延续到10月8日。

　　4.样本归类及总结

　　基于相应的模版分类，才能有效地从这21条涉及外交辞令的新闻中，明确我国外交舆论引导方向，察觉中国政府针对钓鱼岛事件的传播基调，洞悉事态未来发展的走向。

　　表一：基于钓鱼岛事件相应外交辞令重复次数的分类

　　在9月3日到10月8日期间，共计召开21次例行记者会上。在记者会上仅有关钓鱼岛问题的提问和回答，所占的汉字总数就高达15000字，足以看出中日乃至世界对于钓鱼岛问题的关注度。从表一可以看出，在所选取的21个样本中，有关钓鱼岛事件的外交词汇重复率从高到低依次为：主权、非法、谈判、固有领土、中国人民、损害、自古以来、国际秩序、钓鱼岛海域、坚决反对、无效、严正交涉、窃取、必要措施、一手造成、强烈不满、强烈敦促、悬崖勒马等（本文并未统计“钓鱼岛”、“中国”、“日本”这些事件主体词汇）。我们可以从这些词汇或者外交辞令出现的频率度，可以推断当前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待钓鱼岛事件的态度。

　　重复率排名前三的外交词汇依次是“主权、非法、谈判”，我们可以据此来揣测推断中国在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当前在钓鱼岛问题上最关键的问题是，日方必须承认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所拥有的主权。也就是说中国可以不立马收回钓鱼岛，可以不在岛上修筑工事、派遣人员和军舰驻扎，但是日本必须认可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日本任何反方面针对钓鱼岛所采取的举措，都是无效和非法的，因为无论是从两国历史文献记载、国际法规（《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还是中国法律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划定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钓鱼岛都不存在主权争议，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却不愿向战胜国交还霸占领土，这不仅是对中国的侮辱、更是对全世界付出极大代价换来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果的公然否定。此外，“谈判”一词出现的频率位列第三，也可以充分看出中国政府所秉持的大国风度，更愿意和蛮横购岛的日方政府坐下来和谈，而并不愿意采取诉诸经济制裁、外交制肘、甚至武力威胁等方式，来解决钓鱼岛争端，足以看出中国的诚意和态度。

　　如今中日钓鱼岛之争，属于“强语境”范式，即中日彼此都熟知对方的信息和目的，大量与钓鱼岛问题有关的讯息，也深深留存于双方心中，彼此间基本做到“知己知彼”。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常规外交磋商对解决钓鱼岛争端起不了任何实质作用。从表一中，我们看到“坚决反对”“严正交涉”、“窃取”、“必要措施”、“强烈不满”等语气强硬的外交辞令，重复出现率并不算高，表明了中国政府并不愿通过硬碰硬的方式，来处理该事件，把事态扩大化；同时也不愿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第40周年的2012年，和日本的关系跌至冰谷。

　　然而基于日方一而再、再而三的“累教不改”和冥顽不灵，多次“苦口婆心”的中国政府并未看到日本放弃购买钓鱼岛的迹象，这也是令中国十分生气的原因所在。中国前国务委员唐家璇在9月27日与日方友好团体代表共进晚餐时，更是直言不讳地“斥日方不听胡惊涛劝告，令中方颜面扫地”。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9月28号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日本政府购岛行为，犹如向中国扔出一颗原子弹，把全体中国人激怒了，令喜庆之秋变成了“多事之秋”。他表示想对日方讲三句话：要为两国关系立诚信；要为和平友好排干扰；要为发展合作扫障碍。如果日方继续一意孤行，中日关系这条大船就可能像“泰坦尼克”号一样触礁沉没。而对“强烈敦促”以及“悬崖勒马”这个非常罕见、及其强硬的外交辞令的使用，则表明了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捍卫钓鱼岛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与毅力。

　　中方这些极富攻击性的外交辞令，也印证了在强语境体系中，交流双方需要采取对抗和冲突性强的态度，才能将彼此话语目的“成功”传递给对方。

　　表二：基于钓鱼岛问题的外交辞令的主题分类（单个主题数量的讯息未列入统计）

　　（二）从外交辞令看中方在钓鱼岛问题的传播策略

　　中日钓鱼岛问题的外交辞令，一般生成于外交部召开的例行记者会现场，产生于国家领导人、外交部相关负责人与国外政要就钓鱼岛问题交换意见的会谈中，或集中于联合国关于钓鱼岛问题的相关会议中。通过大众传媒，关于钓鱼岛的外交辞令被传播到数以亿计的国人面前，它们不仅成为了普通百姓了解事态进展的第一手资料，也成为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形成普遍反日情绪的思想基础。

　　1.外交部发言人扮演“意见领袖”

　　在这次有关中日岛争的外交辞令，大多数诞生于我国外交官员对钓鱼岛事件的表态中，另有少部分来源于我国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的有关声明和态度。本文所搜集的21条外交辞令样本，均来源于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记者会上针对钓鱼岛问题的一些回答语句。我们认为，在外交辞令经媒体处理原汁原味传给受众中，发言人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局限于一个讯息发布者，更是不经意间成为了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传播大师拉扎斯菲尔德与贝雷尔森等人于1944年出版的《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指代那些较多接触大众传播媒介并将从中获得的信息传递给其他社会成员的中介者，知识广博、信息灵通、思想活跃，在同他人的广泛交往中以自己的言行树立起一定威望，从而成为当地的“舆论中心”。在有关外交辞令的传播体系中，外交部发言人何尝不就是舆论领袖的代表？

　　虽相关外交辞令通过媒介为受众所感知察觉，但是在外交辞令本身所生成的过程中，外交部发言人需要运用其自身的博学和智慧，面对国内外不同媒体单位的提问，巧妙而具有一定针对性地进行回答。而他最终在记者会上所表述出来的外交辞令，又会被提问媒体单位原话转引回去，利用相应媒体平台实行对外传播，使得普通受众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途径接收到发言人的外交辞令。在这个过程中，发言人既是讯息的制作者，间接传播者，同时，又借助国家政府赋予“外交部发言人”本身极高的话语权力和舆论掌控力（媒体在发布相关外交辞令的讯息时，不得对发言人回答擅自施行修改，必须原汁原味地对受众进行传播），掌控着传播内容的核心:在“记者（提问）-外交部发言人（生成外交辞令）-记者（记录下辞令）”和“外交部发言人（生成外交辞令）-媒体（通过记者得到的讯息，向受众传递外交辞令）-受众（每个人都获得同样的资讯，形成共同的爱国思维）”这两个双重讯息传播体系中，洪磊悄然肩负着“意见领袖”的职责，对受众在钓鱼岛问题上观点的生成和价值判断标准，不经意间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2.外交辞令如何深刻感染国民

　　在日本购岛闹剧上演之后，外交部几乎每次召开的记者会中，发言人都会有许多针对钓鱼岛的谈话和表态，这些外交辞令通过大众传媒，深刻影响着数以亿计关注钓鱼岛事件的国人的心智。大众在外交辞令所赋予的强力爱国情怀的感染下，彼此在思想上成为了“同呼吸共命运”的统一体。

　　（1）基于自身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

　　在“表二：基于钓鱼岛问题的外交辞令的主题分类”中，有关中方强调在钓鱼岛立场的讯息数量，几乎占到所收集外交辞令样本总数的一半，也即是说，中国一直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对日本、也是在向全世界传递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有史为凭，有法为据。“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却一直未向二战战胜国中国归还曾经在甲午侵华战争中所霸占的钓鱼岛及附属岛屿，这不仅是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在中方看来，日本不停拿钓鱼岛问题做文章，蛮横向中方勒索钓鱼岛的主权，这些都是日方政府所玩弄的幼稚把戏，最终只会玩火自焚”。在每次对记者问题的回答中，外交部发言人几乎都免不了强调中国对钓鱼岛享有无可厚非的主权，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是中国领海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通过“表一：基于钓鱼岛事件相应外交辞令重复次数的分类”，我们可看到“主权”出现了高达83次，“非法”出现36次，“固有领土”出现28次，“自古以来”出现19次，也可看出中方在钓鱼岛问题的舆论上，所采取的议程设置。一般说来。在传播学中，“议程设置功能”的实施主体为媒介，即媒介根据自身立场制定传播偏好，对新闻内容的报道进行有针对性的取舍，从而使得受众所接触到的讯息，是经传媒所特意遴选的内容。基于大众媒体对外交辞令内容传播的不可修改性，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外交辞令此时所肩负的传播效应功能，等同于媒介，这样我们就容易通过那些用心准备和挑选的外交辞令，来分析后者在传播目的和舆论引导方面执行着的议程设置功能。根据“表一”“表二”所登记的内容分析来看，通过“史实记载和国际法规连续反复强调中方拥有对钓鱼岛的主权”，是中国政府及外交部在此次钓鱼岛事件中的舆论引导核心议题，其他所有有关钓鱼岛问题的外交辞令，均需围绕该主题来阐述。通过查阅每次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钓鱼岛问题时的讲话内容，可明确发现这个固定的模式。外交部从不刻意强调日本非法购岛的非法途径和蛮横手段，而是通过优化外交话语的传播内容，优先通过强调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来从侧面回击日方的行为。在我们所收集的外交辞令中，可以发现在钓鱼岛这个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方在语言态度上并没执意与日本政府所抗衡，虽然中方用词严厉且警告性十足，但终究并未使用过激的话语来刺激事态的进一步发酵，而是“冷静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国际社会来判断中日双方谁对谁错，通过在外交辞令发布主题上的“议程设置”，在不经意间将舆论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通过话语“组合拳”形成舆论的螺旋效应

　　此次针对日本非法购岛的行径，中方所采用的手段不可谓不聪明，在外交话语方面更是让日方未占到任何便宜。通过议程设置筛选出的外交辞令，接下来在面向受众传播时，形成了强大了“沉默螺旋”效应。

　　“沉默螺旋”理论，最早由德国传播学者纽曼于1973年在《重归大众传媒的强力观》一文中提出。该观点认为一方面认为大众媒介营造的“意见环境”，在影响大众意见方面具有强大效果；另一方面又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指出多数人都具有害怕被孤立的情怀，如果个人发觉一己之见在自己周围鲜有拥趸时，便会倾向于沉默；反之，当发觉自己属于“多数”意见一方的阵营时，便会侃侃而谈。我们借助所收集的相关外交辞令，可以看到其在传播效果和舆论话语掌控方面，所生成的沉默螺旋效应。

　　以回答关于“中国出现反日游行”的外交辞令为例。9月11日有记者问：今天日本驻华使馆门前有民众示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下文简称“洪磊”）答：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近期的错误行径激起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强烈义愤。同时，我们主张，公众依法、理性表达爱国热情。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并不直接回答提问，而是通过首先指出日方的错误是中国反日游行的导火索，并借助爱国语气，“默许”中国民间举行大规模反日游行，从国家层面，为以后中国多个城市爆发反日游行“开了绿灯”。要知道平常政府对于民间游行示威活动的审批，都非常严格。

　　9月17日，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首相野田佳彦16日接受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对中国境内持续反日示威深感失望，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针对日本机构和人员的行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洪磊答：我想指出，日方不应采取躲避或掩盖责任的态度。中国人民对日本政府非法“购岛”行径举国一致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已通过各种形式向日方表明立场，中国人民也表达了强烈义愤。日方是否能够正视中方的严正立场，是否能够正视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采取正确态度和做法，这将关系到事态的发展。我愿再次重申，日方应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回到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我们主张公民在法律范围内理性表达诉求，将继续依法保护外国在华机构和人员的安全。洪磊的发言，再次借用爱国情绪为国人理性示威游行护航，不给日方在中国反日游行中找茬的机会。同时告诫日方在爱国层面，中国政府和人民保持一致对外的态度。

　　有记者问：据了解，西安市公安局日前发布公告，制止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活动。请证实。其他城市是否采取了类似措施？洪磊再次巧妙回复：我刚才已指出，现在关键是日方应正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采取正确态度和做法，停止损害中国主权 ，回到谈判解决钓鱼岛争议的轨道上来。我已多次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依法保护外国在华机构和人员的安全。我们也希望中国公民理性、依法表达相关诉求。中方有关部门将依法管理涉日活动。从这句话，我们再次看到中方在不停营造一种公众层面的舆论：即每当谈论到中国反日游行时，外交部一定首先避谈游行问题，却首要强调日方错误，即是日本购岛，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可谓“自食其果”。言下之意即政府不到特殊状况，是不会干预时下在中国各地爆发的反日游行的。

　　可以看到针对“中国反日游行”的外交辞令，通过对爱国情绪连续不断的诉求，借助大众传播占领了反日游行话题的舆论高地。针对日方对我国人民反日示威的抗议，中方在不断要求日方分清主次矛盾的基础上，通过营造拥有最广泛群众基础的爱国情绪，形成被多数人认可的爱国舆论，生成出由优势意见（爱国）组成的“上升状螺旋”；而不断加入反日游行队伍的爱国者们，通过实际的反日游行与抵制日货行为，反过来促进爱国舆论氛围的空前膨胀，不断加强爱国情绪的感召力，并带动部分对游行持“观望态度”的爱国人士加入反日示威活动--外交部关于反日示威相关的外交辞令，经媒介传播发酵所生成的爱国话语，俨然成为了引领和感染国人爱国情绪的思想先锋，形成占优势地位的舆论主导。

　　（3）辞令方向顺应国民心理定势

　　“定势”是前苏联宣传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最初由德国心理学家缪勒和舒曼在1889年提出，后经苏联心理学家乌兹纳捷改造，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受定势的影响，受众在接受信息过程中的心理反应主要呈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新信息与受众心理定势在指向上一致，则定势有利于新信息的接受和理解，而信息系有进一步强化定势；二是新信息与受众心理定势在指向上不一致，则定势对新信息持排斥心理，有时拒接接受新信息。日日本宣布“成功购岛”之后，中日关系可谓降至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两国相互敌对的状态亦已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严峻态势下，相应外交辞令的选用就必须十分考究，既要照顾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愫，同时也要避免让中日两国关系破损到没有转机的地步。

　　同样以样本所收集的外交辞令为例。在日本购岛问题上，中方外交辞令的力度可谓是随着事态发展趋势而不断调整。“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对中方要求置若罔闻，执意推进所谓“购岛”进程，严重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我们不禁要问，日方究竟要把处理钓鱼岛问题引向何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前中日关系发展受到严重干扰”；“中方将根据事态的发展，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中国举国上下对日方的错误行径无不义愤填膺，坚决支持中国政府提出的正义要求和采取的有力举措”；“这种无耻的狡辩，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日本政府近期所谓购岛实质就是洗钱”；“日方不要一错再错，应该悬崖勒马”；“如果日方继续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那么中日关系这条大船就可能像“泰坦尼克”号一样触礁沉没”。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钓鱼岛事件初始，就借用历史事实，告诫日方所谓购岛实则为乌龙闹剧；然而随着日方对中方警告置若罔闻，中国政府的外交警告力度也在不断加强，当日本9月11日宣称完成“购岛”后，中国举国上下极度愤慨，中国高层和民间纷纷采取各种方式反制日本的蛮横行径。在这样一种状况下，理智地中国政府并未选择对日施行外交制裁和军事介入中日岛争等两类带有破坏性的举措，而是通过不断强硬的外交辞令，迎合国人日益高涨的爱国情绪，并辅以其他政府层面的相应举措，来给日本反戈一击。在日方质疑中方反日游行之时，政府及时站出来替理性示威的中国民众“撑腰”，顺应了国民爱国的心理定势，同时也使得当前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氛围。随带提及，在9月14日有记者问：有外国驻华记者称，受到黑客邮件攻击，怀疑与中方有关。中方有何评论？洪磊回复到：中国依法管理互联网，与国际社会进行互联网安全合作。互联网安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也是互联网攻击的受害者。互联网的攻击来源很难确定，在没有经过深入调查、没有充分证据情况下就得出有关结论是不严肃的。外交部通过“正确的废话”，明确表态不追究该事件，从侧面“纵容了黑客的爱国情怀”。

　　三．简评中国处理钓鱼岛问题上的方式方法

　　在钓鱼岛问题上，有少部分网民认为中方在对钓鱼岛问题的处置上，并不够强硬，有“雷声大雨点小”之嫌。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在中日岛争上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科学和富有成效的。

　　（一）外交手段仍是解决钓鱼岛问题的首选方案

　　根据外交规则，如果两国发生外交纠纷，一般情况下采取的措施：首先是交涉，比如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会上批评、召见大使进行抗议等等；第二个层面是外交制裁，如驱逐外交官或降低外交规格：由大使级变成公使级，公使级变成代办级；最严重的是召回大使直至断交。断交是争执双方的最后选择。基于上述外交规则的评判，我们可以看到中日钓鱼岛争执，还停留在第一个外交层面，并未涉及外交制裁或者召回大使、断交等严重程度。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日双方将于近期举行新一轮副外长级钓鱼岛问题磋商，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罗照辉11日访日正是为此轮磋商做准备。也从侧面反映了钓鱼岛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来调解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当下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稳定和团结的整体氛围。基于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破坏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行为，介于美国等外交斡旋的跟进，通过外交途径搁置钓鱼岛争议、促使日方回到谈判桌前，是当下中国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唯一途径。但由于日本“购岛”的蛮横行径，严重刺激了中国政府、重创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双方关系一时间难以走出低谷。在可预见的未来，双方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争执和摩擦还将继续并将长期持续下去。

　　（二）军事资讯是对外交手段的有益补充

　　中国史上伟大军事家孙武指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被誉为“北非之狐”的隆美尔元帅也曾表示，如果在战争获胜后得不到任何东西，不要开战。我们认为，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并不急于采用军事介入的方式，而坚持以外交手段为主，是十分明智的。

　　国防军事，是保障一个国家能否正常行使其外交功能的必要条件，我国现在奉行的外交政策，也与我国的国防政策和军事实力休戚相关。但在局势可控的情形下，武力解决争端永远都是最后一种被考虑的方式。近来，有关中日钓鱼岛问题的争端，国内许多媒体在从外交角度进行分析的同时，也非常关注有关的军事国防信息，不少媒体甚至将前不久“辽宁号”航母服役和钓鱼岛事件刻意联系在一起。应该说，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战略部署规划，是不以“钓鱼岛事件”为转移的。而前不久三大军区频繁开展军演，东海、南海、北海海军航空军训练远程奔袭作战能力，东海舰队配合南海舰队海上军事演习，军方上述举措的确与钓鱼岛事件不无联，但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配合外交方式，通过软硬兼施的方式，来警告日本在钓鱼岛问题勿玩火自焚。

　　自上世纪末起，中国为做好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在军事上努力获取并发展所谓的“反介入”作战能力(其核心就是要在对台湾及附近岛屿行使武力时，防止美国阻挠和干涉)。为此，中国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尤其在颇受美国关注的核武现代化、太空载具与太空反制武器、网络战和常规作战等方面所取得了进步。尽管如此，中国依然不能改变中美两国军事实力对比悬殊的现实。基于美日同盟关系以及《美日安保条约》的相关规定，美国会长期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暗中支持日方、并通过军事威胁的方式，迫使中方在处理中日岛争时，不得不考虑到来自美国的力量。从 21 世纪前十年来看，中日关系形成了相互合作与摩擦并存的局面，在十年间的多数时段里摩擦大于合作，而且在双方不能达到互信的状况下，就会特别关注对方军事力量的加强和如何使用这种力量的意图，特别是日本会对中国这样的邻近大国的军事实力增长格外敏感，认为这种发展会打破原来国际关系的平衡，对自己形成“威胁”。故每当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产生冲突之时，有国军事实力的话题，就会立马成为两国舆论所关注的宠儿。纵观当下钓鱼岛形势，军事讯息的适当跟进，不失为我国外交手段的一个有益补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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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邱沛篁等主编：《新闻传播百科全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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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耿国祥，杨娜娜：《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法制与社会》，2011 年9月（下）

　　[5]刘江永：《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

　　[6]黄晓钟等主编：《传播学关键术语释读》，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