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都市报重走长江路系列报道：二月二灶火

持续至二月二的社火，是为出僧官“热场子”。（资料图片）

　　在湟中县西堡镇葛家寨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庄稼人过年高兴着这几天”，朴素的话语将村民们过年时的喜悦表达得淋漓尽致。为了延长过年的快乐，葛家寨村每年正月耍社火时，一直要耍到二月二，这是河湟地区较少见到的。“这种习俗的形成，很可能是过年意犹未尽的延续；也许这里地处半浅半脑，春耕时间迟几天；也许在欢庆二月二龙抬头。”西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谢承华先生说。

　　对于这种风俗的由来，葛家寨村老人马启图给出了另一种答案。他认为这种独特的风俗，起源于那片凝结了很多青海人乡愁的江南故土——南京竹丝巷。

　　马启图今年73岁，祖辈们代代口传的故事和村中保存的家谱，都将葛家寨与竹丝巷紧密相联，所以，他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

　　“我们社火最出名的是高跷。每副跷子三米多高，表演人数上百人。表现的题材有神话故事《封神演义》《西游记》，历史故事《三国》《杨家将》，有民间传说《白蛇传》《天仙配》，以及反映民间生活的《烙碗记》《花亭会》等，这些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百看不厌的经典。牦牛舞、八大光棍、藏舞锅庄、新采莲船、老秧歌也是异彩纷呈，继承传统又有创新，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非常鲜明。”马启图说。

　　马启图又说：“其实这些社火都是为初三这天的出僧官热场子着哩！出僧官是我们村社火的重头戏，作为一项大型民俗祀典仪式，主要是祈盼来年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葛家寨的社火耍到二月二

　　改造 ，还是保持？

　　一提社火，73岁的马启图就侃侃而谈，各种各样的民间文艺活动早已成为他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谢承华经过多年的研究认为，“出僧官内涵丰富，历史悠久，既是河湟地区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是汉藏人民深厚友谊的呈现，它真实地再现湟中地区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是不可多得的民俗生活的活化石，理应受到关注、传承和保护。”

　　然而，由于目前葛家寨村家庭成员结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的改变，使得每年村里演出僧官的人日益减少，这令马启图忧心忡忡。

　　马启图说，由于出僧官是依存于春节社火活动，受外来文化冲击以及人为改造，这种原生态文化很难保持原汁原味，面目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演出人数最多能达到一二百人，可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年没过完就要外出打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出僧官的传承。加上传统耕作方式的改变，演出必需的马、牛、骆驼如今已很少见到了，没办法，只好以摩托车等来代替，或者花钱到其他地区租借。”

　　最初记录葛家寨出僧官的，是谢承华先生。这位终身从事民间文艺文化挖掘、整理的民俗学家，第一次接触出僧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出僧官的主要内容及表演形式都取材于塔尔寺观经朝佛活动，而葛家寨是汉族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有着丰富的藏族文化元素的社火，这引起了我的关注。”

　　关于出僧官的起源，马启图给出了两种说法：一是葛家寨的村民大多数是汉族，这里离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很近，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较大。藏族人和葛家寨的村民世代友好，藏族的信仰备受村民尊重。村里受灾时，葛家寨的村民还曾得到过寺院的帮助和接济。

　　在葛家寨，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不知在多少年前，有一位藏族佛教喇嘛爷在村里修行，他与大家相处得很好，受到村里人的爱戴，被葛家寨村民奉为这方土地的护佑神，出僧官就是为了纪念他。

　　另一种说法是,葛家寨很早以前就是塔尔寺院的属地，据说早年村里11盘水磨中，有两盘是属于塔尔寺的，出僧官是寺院的宣威之举。

　　谢承华说，据村民们回忆，出僧官在葛家寨至少已经传了近百年，村民们对出僧官十分熟悉，因此，演出前根本不需要排练，出僧官在村民中受重视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葛家寨村委会主任曹昌寿是出僧官中瘸阿卡的扮演者，能在出僧官中扮演角色，他感到很荣耀。

　　他说，出僧官中的主要角色有活佛、瘸阿卡、僧官、王爷、牧民等，整个演出过程中，瘸阿卡会贯穿整场演出。曹昌寿说，瘸阿卡相当于场上的大总管。瘸阿卡在演出开始前，要手执一条长长的皮鞭，简要地介绍出僧官消灾禳祸的表演初衷，并要求大家要遵守会场规则。

　　值得关注的是，出僧官中，融入了大量藏族宗教音乐舞蹈的元素，这在其他地区的社火表演中，是没有的。为了再现湟中百姓祈祷丰收的场景，演出中还使用了大量的牲畜，其场面十分壮观。

　　“出僧官的演出过程中没有一句念白唱词，就是通过各种乐器与舞蹈的结合，再现了观经朝佛的活动。表演形式奇特的服饰、朴拙的舞姿，有很强的观赏性。”谢承华说。

　　民族文化的交融

　　这块十亩大小的土地，夏天是麦地，秋天是麦场，冬日就成了幕天席地的演出场地。

　　葛家寨的戏台子，已有百年历史，是这一带最气派的。

　　出僧官中的角色。（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