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收入分配改革应讲公正 不要回归平均主义

　　专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浦兴祖：

　　讲公正，不是要回归平均主义

　　田享华 缪琦 孙维维

　　[ 讲公正，不是要回归平均主义，不是要放弃市场经济，不是要让改革走回头路。一个国家要有贫富差异，所谓“共同富裕”也应该是“有差异的共同富裕” ]

　　就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落实、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热点，《第一财经日报》日前专访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浦兴祖。在他看来，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不能避重就轻。

　　2008年，浦兴祖被组织派往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工作一年，主要以政治学研究者的眼光为高级干部班解读科学发展观。他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内在理论逻辑是，“为什么而发展”（以人为本，为人而发展）——“怎样发展”（尊重客观规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成什么社会”（必然是和谐社会）。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才能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落到老百姓身上，不断增进人的幸福。

　　幸福关键词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流行一个词“幸福”，中国也有100多个城市提出了“幸福城市”的建设目标。有分析说，十八大后“幸福”会像“和谐”一样成为政治热词，您怎么看？

　　浦兴祖：江苏省江阴市是国内较早提出“幸福”的地区。2010年春，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那里主持一个国际研讨会。当地领导首先介绍如何以人民幸福评估发展、以老百姓的幸福感考核政府人员，其中列了五个“民”，民生、民富、民享、民安、民强。我在会上发言时提议再加一个“民”，即民主。没有民主，民生等其他指标也就难以实现。因为民主强调民众参与，强调听取民需、民智，保障决策为民。

　　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就突出了“幸福”这一概念，说“我们的祖国必将更加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必将更加幸福美好”。其实，共产党带领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每个人自己心里有自己的幸福，自己感到自己的需要与追求得到了满足，就是会觉得幸福。幸福是一种满足感，是动态的，是有层次的。今天觉得幸福了，明天可能觉得还不够幸福，就希望得到更高层次的幸福。

　　至于官方会不会像提“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那样，正式提出“幸福社会”，使其成为一种目标，还不好说。但是，如果仅仅多推出一个政治术语，缺乏新的特定内涵，那么老百姓会觉得花样太多，眼花缭乱，不如踏踏实实把之前的承诺加以切实履行，把原来设定的小康、和谐目标一一落实。

　　谨防“厌舟”情绪

　　日报：近年，因为环保、拆迁、城市管理等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少，您如何看待这种的社会矛盾产生与激化？政府应该如何应对？

　　浦兴祖：在现实社会中，强势者与弱势者的冲突相对明显，比如在资本面前，劳动者是弱者，在政府面前，单个公民是弱者，如果权力和资本结合，官商勾连，强强联合对付弱者，群体性矛盾就会激化。政府应该站在这两者中间协调和仲裁。

　　我们党一直强调群众路线，就现在而言，我认为尤其需要高度重视群众的意见和情绪，一定要让他们表达与宣泄出来。

　　古人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其实从“载舟”到“覆舟”，中间肯定有一个“厌舟”的阶段，事物的变化都是由量变到质变。应当认真了解群众的不满情况，及时检视决策是否符合民意。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决策不符合（或者不太符合）民意，要调整：一种是符合民意，但一时还不能被群众接受和认同，这时也不能急于推行，需要通过耐心宣传解释，让不满情绪慢慢消退。这样，一时的“厌舟”便会回归“载舟”。凡是对不满情绪、“厌舟”状态置若罔闻，甚至打击压制的，“厌舟”就有可能演升为“覆舟”，“覆”掉一项决策，“覆”掉一套班子。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有差异的共同富裕

　　日报：有消息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年底前出台，您如何看待？

　　浦兴祖：贫富差距扩大、官民关系失衡是当下中国两个突出矛盾。世界历史证明，资本处于原始积累阶段，这种情况往往会发生。所以，他们在劳资矛盾日益激化的压力下作出过一定的政策调整。

　　中国也存在分配不公正问题。蛋糕是做大了，不同利益阶层也形成了，并有固化趋向。但中低收入者说，改革发展没有给我们多少好处，高收入者也在考虑，再改革下去能不能保住既得利益？

　　其实，十七大早已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调节高收入者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所以，现在强调公正问题非常紧迫，但必须保持一份清醒。讲公正，不是要回归平均主义，不是要放弃市场经济，不是要让改革走回头路。我认为，一个国家要有贫富差异。所谓“共同富裕”也应该是“有差异的共同富裕”。但富人的财富应当源自于合法、诚信，同时贫富差异应当适度而不能悬殊。这样，社会才有活力，才有进取心，又不至于两极分化、形成“断裂”。

　　借用亚里士多德“数量平等”与“比例平等”的概念，我主张将“数量公正”与“比值公正”结合。在底线上、最基本的需求上必须数量公正，每人一份，如温饱、住所、教育、医疗等，不能搞泛市场化。

　　一度有种说法是“大家买房住”、“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便让低收入者陷入“三难”。其实，教育、医疗的责任应当由政府来担当。政府负责的前提下，也应引入一定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与“市场化”是不同的概念。比如允许开设高档民办医院，高收入者治病时还可以休闲、享受，当然要付很高的价格，而普通老百姓进公立医院治好病就满足了。我的基本观点是，利益分化了、阶层分化了，民众的需求也多层次了，社会服务的供给也应当是多层次的。除了市场机制，还可以引入社会慈善等。总之，多元协同，但责任是政府的。制图/郑勤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