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向往长沙的体面收入,王梅(化名)不顾一切辞掉公职,从边远的湘西州奔向省会城市。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湖南省常住人口中的流动(流入)人口为7898815人,占湖南总人口的12.02%。
他们是城市的“候鸟”还是定居者?他们在单位的晋升空间大吗?潇湘晨报联合大湘网开展网络调查,截至2012年11月5日晚9时,参与人数为1123人。结果显示,54.23%受访者感觉自己没有晋升空间。
王梅们的生存状态,并非极端案例。湖南省统计局一份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报告指出,相对户籍人口而言,流动人口始终游走在城市的边缘。报告提出:城市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应逐步向流动人口放开。本报记者方兴 长沙报道
72.40%受访者在城市没有自己的房子
11月1日,王梅再次搬家。来长沙8年了,她已记不起这是第几次搬家。
王梅本是湘西州一家公立医院的护士。因为几个同学跳槽到长沙的公立医院后“做得不错”,2004年,她决定辞职,到省城来发展。
在长沙待了三个月后,王梅才发现辞掉公职来长沙,是个不明智的决定。
来长沙后第一站是进一家私立医院打工。第一年,她从护士做起,月薪1800元,每月休息4天。
在这家私立医院,类似王梅从市县跳槽到长沙来的医护人员,还有陈冬芳(化名)和甘露(化名)等人。
按王梅的说法是:私立医院工资没有湘西州公立医院高,任务却重得多。此外,户口不能迁到长沙,她们成了典型的“漂一族”。
“作为医护人员跳槽到长沙来,是希望在长沙打工几年后,拥有自己的房子和户口,然后带孩子来长沙读书。”甘露说。
如果一直待在护理岗位上,王梅知道自己买不起房。第二年,她决定到营销部门去。院方安排她担任营销部湘西分部的主任,负责招揽湘西病人入院。
接下来的3年,她月薪3000元。但这点钱明显不够用:孩子在长沙读书,属于借读性质,费用昂贵,房租也不低。
调查显示,“漂一族”受访者中,72.40%的人在城市里没有自己的居所,其中48.00%的人自己租房住。
54.23%受访者感觉自己没有晋升空间
单位五险一金全无,成为王梅最终辞职的原因之一。“无论你跟院方怎么交涉,他们采取的都是拖字诀。”她说。让王梅无法继续做下去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这间私立医院没有晋升空间。
“最明显的特点是,你跟院方投资者的关系,决定你职务上的晋升。如果跟投资者有关系,你能力不强也可能做护理部主任,月薪比护士长高一倍。”她说。
调查显示,54.23%受访者表示没有晋升空间,26.27%受访者认为晋升空间还不明确;仅有19.50%的人认为存在晋升空间。
所以当某公立医院招收护理人员时,王梅立即选择跳槽。不过,她这次选择仍不理想。招聘时她与院方人事部谈好的晋升阶梯计划,在她工作满一年后都未能实施。
双方存在分歧后,王梅再次选择跳槽到另一家民营医院。这家医院给王梅的职位是护士长。
这是一家妇产科医院。院方看中王梅在一些公立医院有同学的关系,希望能通过王梅,让这些同学介绍患者来就医。
去年年终某天,在院方的再三请求下,王梅邀请了几位同学“搞联欢活动”。她的同学虽然参加了联欢会,但因为担心违反规定,并没有介绍患者去王梅所在的医院。不久之后,院方开始对王梅表示不满,要调她去值夜班,收入下调两档。
调查显示,12.20%受访者遇到过单位各种刁难而面临失业危险,40.25%受访者感觉自己收入锐减。
62.24%受访者有困难不愿求助政府部门
王梅本可选择到相关部门去投诉医院的行为,但她放弃了,她决定再次辞职。
“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无根的外来务工者,不能与本地人抗衡。遇到这种事,还得忍。”王梅说。
调查显示,62.24%受访者在遇到困难时,不会向当地政府管理部门求助。而不求助的原因,67.76%的人表示,即使求助,也会遭遇踢皮球。
王梅来长沙后工作的第一家单位,就一直没有给她买五险一金。有一次她打电话咨询执法部门,接电话的人听说她户口不在长沙,立即叫她“咨询户口所在地相关机构”。
陈冬芳一直待在那所医院。2009年,院方抽调三名医生出境进修技能,经考核,陈冬芳排第二名。轮到要办护照搞签证,院方发现陈冬芳户口在永州,于是不予代办,要求陈自己去办理。
“这意味着我至少要来回两趟去永州办理。为什么长沙本地人能代办,外地员工就不行呢?”陈认为这是歧视。因为这次未能成行,她愤而辞职,回到永州。
在甘露看来,“愿望和现实有时是相悖的”,当初辞掉公职,是为了到经济更发达的地区谋求发展,但愿望并未实现,“有时候感觉这里对我们外来人只有排斥而没有吸附”。
王梅最终决定做生意。她在湘春路某公寓物色到一个好地方后,开起了旅馆,专门接待湘西来的病友。
旅馆开张近半年,生意却不怎么好。她必须拼命赚钱,除了支付孩子的学费,还要实现买房的梦想。
在此之前,她得和近五成受访者一样,继续住在出租屋里。
心理障碍和本位主义都应该消除
潇湘晨报和大湘网的联合调查显示,超5成流动人口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晋升空间,六成受访者有困难不愿意求助政府管理部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流入者要解除心理障碍,政府管理层要消除本位主义,才有可能解决上述两个问题。
他认为,绝大部分流动人口是从经济社会稍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面临着工作竞争等生存压力,还面临着社会交往的挑战。很多流动人口存在“打工心态”“过客心态”,觉得自己的“根”不在供职地,对流入地社会没有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始终保持对流入地社会的“陌生人”感觉。
“主动融入流入地的主流社会,才能看到未来的希望。”他说。
在分析流入者有困难不想向政府求助时,夏学銮认为,一是过去的经历可能在暗示政府不作为、踢皮球,“现在社会进步了,政府不作为和踢皮球不应该是主流。”
夏学銮分析称,从利益群体的角度来看,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本地户籍人口实质上是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两个群体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量决定了地方政府对其服务的程度和质量。流动人口因其分散性和组织化程度低,缺乏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其利益要求往往得不到流入地政府的重视。
“流入地政府的本位主义必须消除,才能让流入人口有安全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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