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律师称被农民工发短信祝贺成为十八大代表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解放军总政治部与中共北京市委共同举办的“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大型图片展览正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图片展上的2110张照片，就像2110扇窗口，透过这些窗口，人们可以看到十年之间，国家的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的生活今非昔比。在图片展中，我们选取了发生在北京的一组照片，一幅图片代表着北京的一个侧面，我们试图通过寻访这些图片中的人和物，讲述图片背后的故事，回眸城市十年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或点滴变迁。

　　出镜：佟丽华

　　名片：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代表

　　原声：国家领导人在为农民工讨薪，作为一个法律人士，我能做什么？

　　"获悉佟丽华当选代表的消息，不少接受过援助的农民工发短信向他表示祝贺，也希望他在会上替老百姓提建议。“照片里的人就在我们代表团里，赶快跟他合个影呀。”前天，在北京展览馆“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大型图片展览中，市委书记郭金龙一眼认出了照片中的佟丽华。"

　　从2005年成立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来，佟丽华和他的同事们经手过的案件不计其数，但这张拍摄于2010年11月3日下午的照片，连同照片背后那起农民工维权案件，仍让佟丽华记忆犹新。这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一起典型的劳动争议案件。曹家峰等20位农民工讨回社会保险赔偿金、加班费、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共计579897.7元。

　　20名农民工获赔双倍工资

　　曹家峰听到律师喊自己的名字，快步上前，在领款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当从佟丽华律师手里接过54527.1元钱时，这位山东汉子眼红了。这一天是2010年11月3日，在场的媒体记者们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时刻。

　　奔波了7个月，曹家峰等20位农民工在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帮助下，历经劳动仲裁和法院诉讼，讨回社会保险赔偿金、加班费、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共计579897.7元。

　　事情要追溯到当年4月7日，当天曹家峰等人所在的北京市卫生防疫技术服务公司（以下简称防疫公司），拿出一纸空白劳动合同让大家签字。曹家峰说，防疫公司的业务量非常大，他们经常被派往第三方公司开展消毒、杀虫等卫生防疫工作。“每天加班四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休息日还要时刻坚守岗位，可是公司从来没有给我们加班费，也没有安排倒休，更没有缴纳劳动保险。”曹家峰等人拒绝签字，被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4月8日，曹家峰和工友们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随后，他们来到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曹家峰工作时间满7年，而另一当事人赵海军工作时间已满10年，计算各项赔偿金额特别是加班费的难度非常大。佟丽华和具体负责办理此案的律师时福茂帮助农民工认真分析了案情，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调查论证，并和他的团队向仲裁机构、法院提交了一套长达300页的证据目录。

　　东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要求防疫公司支付曹家峰等人各项损失97万余元。防疫公司向北京市东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要将官司打到二审，看看曹家峰这些人耗不耗得起金钱和时间。最终，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当庭作出判决，要求防疫公司支付曹家峰等人社会保险赔偿金、加班费、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各项损失579897.7元。

　　受总理感召走上法律援助之路

　　曹家峰等20名农民工的案件，是佟丽华经手的诸多案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农民工维权诉求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过去的追讨欠薪为主转向请求加班费、养老保险赔偿金等等。”佟丽华说。这一转变，也是佟丽华从事农民工维权工作多年来，最为深切的感受。

　　佟丽华是在2004年走上为农民工维权的道路的。那年，佟丽华便和其他律师一起在全国各地调研分析了17名农民工维权的典型案例，结论令他震惊。“根据调查和计算，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到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到1050元。”如果算上其他相关成本，每个案件综合成本超过1万元。当年，温家宝总理为农民工讨薪的新闻，也触动了佟丽华。“国家领导人在为农民工讨薪，作为一个法律人士，我能做什么？”此时，佟丽华的一个童年玩伴因为讨薪求助于他。“有两个儿时的伙伴来找我，他们在外地打工被欠了8000多元，要了一年要不回来，之后我就介入了。”

　　第二年，佟丽华发起成立了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开始近乎全职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帮助。工作站成立后不久，便有二三十名农民工来到佟丽华的办公地点找到他。佟丽华把农民工请进屋，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水。两位农民工接过水杯，突然号啕大哭起来。他们说，自己为了维权去了好多地方，找了好多人，从来没有人给他们倒过一杯水。

　　“两个跟我父亲年龄相仿的人，如果不是动了情，不会在一个晚辈面前这样失态。我们为他们做得还太少，至少我和我的团队，要为维护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利益尽最大努力。”佟丽华感慨地说。

　　农民工发短信祝贺当选代表

　　而2000年到2001年，佟丽华的法律援助一度陷入困境。最初他用前3年做商业律师的所有积蓄作为启动资金，当这些钱被消耗殆尽，2001年他欠下几十万元外债，不得已把家里贷款买的170多平方米的房子卖掉，继续进行法律援助。有人劝佟丽华，可以一方面代理公益性案件，一方面代理收费的案件，以商业收入来支持公益。但佟丽华还是放弃了这一方式。“中国需要更多的专职公益律师。”佟丽华回答。

　　多年来，佟丽华创立的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帮助了许多农民工。据统计，到2012年4月，中心提供免费法律咨询超过6万人次，办结案件近8000件，涉及金额1亿多元，切实帮助农民工拿到金额约6727万元。在佟丽华的办公地点，满满一个会议室挂满锦旗。

　　今年7月，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选举产生了北京市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佟丽华入选，成为律师界三名代表之一。获悉佟丽华当选代表的消息，不少接受过援助的农民工发短信向他表示祝贺，也希望他在会上替老百姓提建议。“这些都是社会对我工作的肯定。”佟丽华承认，因为自己出身农村，所以格外关注农民工权益。“之前我经手的案件八成都与讨薪和工伤相关，但近几年单纯的讨薪案件越来越少，八成案件涉及的都是加班工资、双倍工资、社会保险等等。这些变化也说明了社会在发展，农民工的权益正在得到更好的保障。”佟丽华说：“在制度改革方面，我期待农民工的维权程序能更简化，维权成本更低，维权渠道更畅通，结果更公正。”

　　文/本报记者赵卓

　　权威对话

　　法律援助纳入

　　全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对话人：北京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处许冷处长

　　记者：十年来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重要节点有哪些？

　　许冷：可以选取这么几个时间节点：2000年8月，在北京市机构改革中，市司法局成立内设处室法律援助工作指导处，负责全市法律援助的规划、组织、指导、监督、宣传等项工作。

　　2003年，国务院出台《法律援助条例》，北京市将各区县组建专门法律援助机构列为市政府实事项目，明确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

　　2007年，市政府办公会和市委常委会将法律援助工作列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之一，同年，市人大将法律援助立法列入北京市地方立法计划。2008年12月，北京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市法律援助条例》，成为本市司法行政工作的首部地方性法规，并于2009年3月开始实施。

　　2011年11月，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北京市法律援助工作汇报，将法律援助纳入了全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本市大幅提高了法律援助补贴标准。

　　记者：近年来北京市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投入如何？

　　许冷：近年来，北京市委、市政府多次听取法律援助专题汇报，规范立法、制定全市法律援助发展规划，将法律援助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批准成立市区两级法律援助机构30个，核定编制166个；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财政投入逐年递增，从1994年律师自筹经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到2004年财政投入751.8万元，2011年财政投入增长到2339.09万元；同时，大幅度提高了法律援助补贴标准，民事、刑事案件补贴分别从原来的800元、500元提高到了2000元，极大地调动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案件质量稳步提高，有效地维护了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

　　记者：目前北京市法律援助的覆盖人口有多少？

　　许冷：我了解到，目前，北京市法律援助的潜在服务对象包括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502万人，已占到全市常住人口的26%。北京市司法局始终把法律援助作为服务民生、服务大局的中心工作，切实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便民服务措施。

　　文/本报记者赵卓

　　拍摄者说

　　他们紧锁的眉头在那一刻舒展了

　　蒲东峰回忆，自己和报社文字记者于杰一同在2010年11月3日下午，来到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得知曹家峰等20位农民工成功讨回赔偿款，当天这里聚集了十几家媒体的记者。

　　蒲东峰对本报记者说，在发放赔偿款的现场，考虑到农民工的习惯，佟丽华和同事们把赔偿款全部兑换成现金，每个农民工在领款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取走属于自己的赔偿款。

　　虽然整个发放过程仅仅持续了十几分钟，但现场井然有序。在佟丽华律师点好钱数，把赔偿款交到民工手中的一刻，蒲东峰按下快门，定格了这一瞬间。

　　经过7个月的仲裁和诉讼，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赔偿款，小曹等20名农民工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了。“佟丽华律师和时福茂律师他们都是好人，他们太不容易了。”农民工们在现场一遍遍地和记者们说道。

　　他们也许不会想到，这起案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包括案件的裁决和判决，对日后农民工群体维权有着积极的影响和推进意义。

　　文/本报记者赵卓

　　《京华时报》摄影记者蒲东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