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改变人类贫富落差和发展格局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向富民强国新目标启程

　　我国人口规模比世界上现有的56个高收入国家的全部人口之和还要多出3亿多，人均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淡水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6，最丰富的煤也只是世界平均水平一半多点。如果在这种条件下，中国能够实现现代化，整个世界就有了希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王仁贵

　　2012年中国经济实现年初制定的7.5%的预期增长目标几成定局，这意味着中国的年GDP总量将首次超过50万亿元人民币，达到8万亿美元以上，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

　　这意味着，在党中央坚强的领导下，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在“稳增长”的一年——2012年，与“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新征程成功对接。

　　2003～2011年间，中国GDP年均实际增长10.7%，其中有六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速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7%，经济增速基本趋于稳定。在全球经济增长动力衰退、国内经济运行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大滑落的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近作出了中国经济已软着陆、实现企稳回升的判断。

　　“这十年，应当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效益最好的一个时期。而且，年度之间的经济波动幅度最小，实现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高效益的平稳发展阶段。”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谈到，即使因国际金融危机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甚至面临衰退时，中国经济也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速并率先回升，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开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延续了34年。持续不断的量变已经使这个东方大国在诸多领域形成了质的飞跃，比如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等等不断刷新的全球位势。

　　从更有境界的人类进步史角度观察分析，2012年值得铭记的不仅于此。这种量变聚集的喷薄能量正在改变人类的贫富落差和发展格局。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今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50%以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低收入国家GDP总和超过发达国家GDP总和的情况。

　　“南方国家创造的财富第一次历史性超越北方国家，人类发展的重心发生了里程碑式的位移。”中共十八大代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告诉本刊记者，此时此刻，人们会发现，中国现代化道路如何继续展开并走向何方，不仅直接决定13亿多中国人民的福祉前途命运和民族复兴大业，还会影响其他约40亿发展中国家人民摆脱贫困、实现自强的信心和期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赞同这样的分析。他说，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给了世界信心：

　　“中国13亿多人口，人均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淡水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6，最丰富的煤也就是世界平均水平一半多点。如果在这种条件下，中国能够实现现代化，整个世界就有了希望。”

　　中国式增长的秘密

　　“这十年，中国经济为什么增长得如此快，而且比较平稳，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也比较多？”郑新立认为，关键在于这一届党中央领导层的智慧和实干，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驾驭市场经济能力持续提高。通过宏观调控来熨平经济周期，使得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大体上保持了平衡，实现了长达十年的两位数增长，“非常难得，也非常值得骄傲。”

　　其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指导经济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以及转变发展方式战略思想的及时提出并迅速成为全社会共识，直接促进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其三，社会事业发展提上重要日程并大力推进。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并对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扩大就业、科技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作了明确部署，使得这十年成为中国社会事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成果惠及了绝大多数老百姓。

　　其四，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完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的巩固、完善和创新，为这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全党、全国人民专心致志搞建设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改革开放34年，尤其是过去十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惊世转折。据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计，直到鸦片战争发生前20年的1820年，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经济占全球份额33.0%，其经济总量比整个欧洲要高出约20%。此后160年间，持续衰落。新中国成立前后降到4.6%，改革开放前变化不大，仍是4.6%。

　　“1978年，改革开放力挽狂澜重新将中国经济拉上了快速上升通道。”采访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军扩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按汇率法计算，中国经济的比重，2002年达到4.4%，2011年升至10%左右，人均GDP指标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十年，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就是中国现代化成功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

　　现在，这一奋进的势头依然足够强劲。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将中国与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进行比较后说，今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美国经济总量一半，“按照目前增长趋势，只要中美之间的经济增长率之差维持在3.5%～4%，中国的GDP总量在2020年前后与美国持平乃至超过美国是有可能的。”

　　2011年初，基于购买力平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了一项预测：2016年中国的GDP总量就将达到19万亿美元（美国是18.8万亿美元），那时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约是18%，到2020年占比则接近25%。胡鞍钢等学者复原的数据则显示，1820年中国经济曾占全球份额的33.0%，意味着210年后到2030年，中国经济终于重新回到了这个历史高点。

　　世所罕见的机遇

　　“人类工业化的下一个高潮将在南方国家掀起，其中的‘领头羊’无疑是中国。”胡鞍钢告诉本刊记者，按照国际能源署（IEA）的研究，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正在发生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叫做能源革命和环境革命，“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

　　他描述说，进入21世纪，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最大的机遇就是绿色能源革命，从而根本改变自1750年以来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同时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开始出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持续下降，“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大特点，就是对自然要素的依赖性迅速下降，进而甚至脱钩。同时，信息要素、知识要素、文化要素、科技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的作用迅速提高。”

　　在胡鞍钢看来，人类在现代化道路上经历了四次工业革命：1750～1850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国是旁观者；1850～1950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是落伍者；1950～2000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是追随者。“唯有新世纪开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第一次与美国、欧盟、日本和印度一起站在了主导前沿。”

　　他以中国为案例分析说，“中国粮食生产已连续九年增长，但农业用水量只略有提高。目前，水利部已经提出能不能在未来实现农业用水量的下降。如果在中国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工业用水量和能源消耗达到高峰进而下降乃至脱钩，对于人类发展而言，都将是一场超越历史的伟大革命。”

　　“进入21世纪，从十六大报告提出‘战略机遇期’，一直到胡锦涛同志现在继续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一直在考虑，什么叫战略机遇期？事实上，就是中国如何在人类四次工业革命大潮中先行一步，成为这场革命的领先者。”胡鞍钢还将“十二五”规划定义为世界第一部“绿色发展规划”。他说，“国际金融危机下，欧美国家原本想高举‘绿色大旗’，没有想到中国率先做了这个事情。现在，欧盟已经全文翻译了‘十二五’规划进行认真研究，盯着中国的一举一动。”

　　“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在这位国情分析专家看来，生态文明建设第一次成为战略核心目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作出的是长远的、全面的、总体的部署。“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全面部署，进一步明确了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到绿色生态文明时代。”

　　“目前，以绿色能源革命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我们这一代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英国、美国都曾先后引领工业革命，都曾先后是世界经济的‘领跑者’。中国人均资源短缺，特别是能源短缺。中国全面崛起，需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成为‘领跑者’。”郑新立把这看作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就是说中国全面崛起的希望就在于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

　　对此，胡锦涛同志对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寄予厚望，“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史无前例的挑战

　　在指出“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胡锦涛同志强调中国“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张军扩看来，我国人口规模比世界上现有的56个高收入国家的全部人口之和还要多出3亿多。如此规模的人口进行现代化，相当于把过去一两百年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历程在中国重演一次，而我们既不具有它们早期发展所具有的相对宽松的国内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也不可能像它们那样通过开拓殖民地掠夺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

　　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在能源和水资源等资源约束增强的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压力也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我国现代化正赶上世界范围新一轮的广泛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使我们面对的竞争压力史无前例。显然，这些约束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已经构成了巨大影响。

　　张军扩说，包括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内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阶段性战略目标，就是从现在起再经过10～20年的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社会迈进，为本世纪中叶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未来14亿多人口的巨型规模经济体，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郑新立具体分析说，2011年人均GDP达到5400美元，距离世界银行提出的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12000美元的分界线，尚差6600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过坎阶段。

　　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绝大多数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进展都相当顺利，并很快实现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此后的发展便出现明显分化：少数国家成功地将发展进程延续下去，并最终实现了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如日本和韩国；而相当多的国家却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徘徊，迟迟难以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如拉美的阿根廷、智利，亚洲的印尼、泰国、菲律宾等。世界银行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国现代化实践”时作过讲解的张军扩，为本刊记者解析了其中的谜团，“在后发国家追赶型现代化的过程中，从低收入社会向中等收入社会的转变，与从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的转变，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过程，面临不同的环境，需要的发展模式和体制保障也大为不同。”

　　“在前一个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主要依靠低成本、成熟技术等后发优势，这时对经济体制好坏的要求不高，只需要基本的政治社会稳定就能够启动工业化的进程，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之前的许多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比如低成本优势等，也会面临更加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比如老百姓政治诉求提升等。”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还是亚非拉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表明，“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现代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利益格局和社会成员相对地位的变化，需要始终把握和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的特殊性，面临的矛盾更为复杂，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任务更显重要。

　　张军扩认为这一点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发展阶段来讲，我国正处在收入快速增长，同时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也不断增多的时期；二是我国是一个人口和地域大国，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利益关系问题更加突出；三是我国现代化进程同时伴随着体制改革的过程，二者交织一起，使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异常复杂；四是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在较长时期完成的任务，使得我国现代化过程同时存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矛盾、工业化进程中的矛盾以及后工业社会中的矛盾，而这三种矛盾在发达国家则是不同时期相继发生的。

　　从各国经验看，张军扩认为，跨越“陷阱”的关键，是要实现两个方面的创新和转变，一是增长动力的创新，即从低成本要素投入推动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增长；二是社会管理的创新，以有效协调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不了这两个方面的创新和转变，现代化进程就会停滞甚至逆转。大多数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在这两个方面出了问题，过不了这个沟坎，冲不出这个瓶颈。”

　　“实现这两个方面的创新和转变绝非易事，因为它们对体制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他看来，有些国家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过不了体制和发展模式创新这个关，“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变发展方式并不是当前中国所独有，而是后发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的挑战，也必须要跨过的坎。”

　　“转方式”刻不容缓

　　张军扩及其研究团队分析了许多推进现代化失败国家的案例，结果显示，导致现代化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有的是由于国内社会政治动荡导致发展过程受阻，有的是在经济对外依赖较大情况下受到外部因素的严重冲击，有的是由于自主创新能力较弱长期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等等。“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关键是其发展方式没有及时作出调整。”

　　他认为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在经济增长已经跨越最初的启动阶段、传统竞争优势开始减弱的情况下，由于经济发展的战略、政策及相应的体制未能及时作出调整，使得新的竞争优势迟迟未能形成，从而导致发展动力不足；二是由于经济和社会政策未能随经济发展阶段和利益格局变化而适时变化，导致国内区域之间、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财富分配极不平衡，社会矛盾激化，从而引发国内社会政治动荡。

　　转变发展方式是现代化进入一定阶段后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应对，就可以保持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就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制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具挑战性的瓶颈。因此，在谈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胡锦涛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选择。”

　　“这是党中央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副主任何树平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复杂、涉及面宽、任务艰巨，不是轻而易举、短时间能完成的；另一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未来影响深刻，必将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变化。

　　在他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是一项丰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与生产力有关，也与生产关系有关；不仅与经济基础有关，也与上层建筑有关。涉及到发展的理念、目的、战略和途径，涉及到发展的质量、结构和效益，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切身利益，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关乎科学发展观能否真正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

　　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必须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推动、来落实。”按照何树平的理解，正缘于此，党中央把“十二五”时期明确定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也就是说，只有坚定不移地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才能在“十二五”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突破。

　　胡锦涛同志尤其强调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我国赢得未来发展先机的关键。为此，胡锦涛同志曾多次用“刻不容缓”和“当务之急”给予强调。

　　何树平还谈到，在实践中，可以明显认识到一些总量目标相对容易实现，但涉及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质量、社会事业发展的目标实现难度较大，“解决不协调不平衡问题必须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优美的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都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他说。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深意远不止于此。“近三百年的世界现代化史，就是一部发展方式更新史。”回顾这一战略思想的形成和不断深化，何树平认为，把以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的主题、主线，将实现继三十年前实行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转型之后的又一次历史性大转型，“不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还必将会对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发展中大国向现代化强国转变，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激活强大不息的中国动力

　　正处在艰难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走向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众说纷纭中，有些研究者对中国未来是否还能够维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产生怀疑，有的甚至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基本已消失殆尽。

　　对此，张军认为，“谨慎对待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必要的，但过于悲观是没有道理的。”他以大部分怀疑者常用的日本经济例证分析说，经过高增长阶段后的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跳水，主因是国内市场规模太小，“由于规模小，国内需求有限，日本经济的超高速增长长期严重依赖出口；由于规模小，成本条件的改变来得就比较猛烈，对经济增长的打击自然就比较大。”

　　与之相比，由于我国国土广阔形成带有梯度特征的地区发展差距，中国拥有自己的“雁阵机制”来缓冲新的竞争和成本压力，就可能通过将生产力要素在地区间的再分配这样的过渡途径，来保持未来10年或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事实上，中国内地发展正在呈现中国增长模式平稳转型的态势。中国中西部地区开始支付大量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并努力接受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投资和工厂转移，同时引发低技能劳动力在中西部迅速而持续的大规模聚集。不难理解，大多数内陆省份的GDP增长率这些年都超过了10%，而东部发达地区随着经济总量基础的扩大增长率回落。

　　这又一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之所以关键的重要例证。张军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是否还能维持高增长，主要取决于发展方式如何成功地来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成本条件，也即如何从原来的增长模式平稳转型到新的增长模式上来，“显然，新的成本条件是否能成功诱导出新的增长模式，才是关键。”

　　而激活中国增长潜能的条件仍然蔚为壮观，张军给出了三组数据：

　　其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空前。即使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与美国差距依旧巨大。以铁路为例，按照规划中国铁路里程在2015年将达到12万公里，也仅是美国22万公里的一半多点。现在全国9万公里铁路主要集中在东部，中西部要实现5万公里里程也要到2015年；过去20年高速发展的中国高速公路，其密度仅为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70%；城市轨道交通方面，中国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将近100个，而现在80%的城市没有地铁，且地铁里程90%集中在东部地区。

　　其二，过去30年，制造业和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下降了30%，平均每年下降1%。现在，农业附加值占GDP10%左右，估计到2030年会下降到5%～7%，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按照每年下降1%的速度，农业劳动力占比从现在的30%下降到10%以下，从而接近农业附加值占GDP的份额，至少还要20多年。

　　其三，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1%，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城市化率从20%多到现在的超过50%，用了30年时间，平均每年提高1%，就是每年1000多万人成为城市人口。按照这个趋势推算，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即70%，也还需要20年。

　　因此，张军认为，“即使2020年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经济体，之后应该还有不少于十年的空间来完成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与现代化，从而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

　　“过去经济学家对于东亚经济成功的秘诀在于市场还是在于政府争论不休。其实，东亚经济可以总结的最成功的经验与教训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政策制定者如何能够使经济去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是否在私营经济增长并要求政策调整时能够成功作出变化。”十年前，美国耶鲁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古斯塔夫·拉尼斯评价东亚模式时说过，“在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大概每十年就会有新的挑战出现，政府如何通过保持体制的灵活，以更好地迎合国内经济和私营部门的新的需求，对于顺利应对挑战而跨上新台阶至关重要。”

　　按照张军的理解，这句话对当下中国而言既是解读又是忠告，中国需要通过不断进行改革来避免结构性问题的长期化，保持体制的灵活性以创造和确保未来15～20年的高增长，“在过去30年，中国的体制在适应变化的环境方面保持了足够的弹性，避免了重大外部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今天，中国经济需要面对新的成本条件，向新的增长阶段转型，新一届的党中央需要致力于克服经济动态调整中的阻力，推进持续的经济改革进程。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好坏直接决定未来增长模式的转换能否平稳。”

　　新十年“化蛹为蝶”

　　吸引张军扩注意力的是，经过34年的发展，虽然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后发优势正在逐步减弱，但在新阶段新形势下，我国又有了一些新的后发优势。“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和快速传播的背景下，由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所决定，我们利用高新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比其他国家有利的条件。”他具体分析说：

　　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具有增长空间大、成本较低的优势。发达国家在传统产业领域已经形成了大量的生产能力，而其市场则相对饱和，需求增长的空间小、速度慢，在进入新的技术和产业领域时，往往需要大规模淘汰旧的生产能力，面临大量沉没成本的压力。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国内市场需求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增长迅速。这使我们有条件“直接用新技术来满足新增需求”，而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必须大量淘汰现有生产能力。

　　比如，为了满足我国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我们既可以直接采用超超临界技术建设10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以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环境污染，也可以在经济性允许的情况下直接采用最新光电转换技术和风能技术建设电力设施；为满足我国城乡建设对钢材的大规模需求，我们可以集成当代先进技术，建设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型钢铁企业；为了满足城乡居民迅速增长的对家庭轿车的需求，我们也有可能在技术和成本条件允许时，直接采用最新技术生产节能环保汽车。

　　同时，国内潜在市场巨大，有利于新产业的成长及其规模化发展，积累产业发展的经验，快速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利于迅速回收投资成本，缩短新技术应用周期，推动技术以更快的速度进步。

　　另一方面，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又具有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明显优势。我国不仅在一些新技术、新产业领域接近世界前沿，甚至在若干领域与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具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人才储备和研发能力。而且，由于我国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使得我们具有更强的将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

　　“这些条件有可能使我们在一些新的技术和产业上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还可能局部领先。”张军扩认为，即使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正在新技术革命和再工业化上发起强烈的竞争挑战，“只要我们充分利用我国国内潜在市场规模大的有利条件，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选择一些具有优势的技术和产业领域进行重点突破，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就能推动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因此，在一个已经规模空前且积累了丰富物质和体制优势的现代化基础上，郑新立认为开启未来新十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层，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向更高阶段，需要破解四方面紧迫的具体现实挑战：

　　其一，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释放消费需求潜力。大幅度地调整需求结构，实现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适当降低投资率，提高居民消费率，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为前提，对收入分配体制进行改革。如果能在“十二五”时期把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就相当于每年有5万亿元左右的商品由用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用于居民消费，不仅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而且会使广大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一个较大幅度提高。

　　其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释放资本潜力。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按照国务院关于鼓励民间投资“新36条”的规定，允许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各类股份制的小型金融机构，同时配套推进建立地方性监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实行利率市场化四项改革。我国外汇储备已达3.2万亿美元，使用得好，可以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的强大支撑。

　　其三，强化激励机制，释放技术创新潜力。重要的是通过鼓励增加技术研发的投入，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当前重点是要在国有企业中建立技术研发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大学也应当成为科技创新的基地，培养创新型人才。

　　其四，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释放劳动力潜力。引导和鼓励土地向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加快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二、三产业。经过30多年的努力，农业已转移出两亿多劳动力。未来20年如能再转移出两亿，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就有可能接近二、三产业的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将趋于均等化。

　　如果能在这四方面实现质的突破，郑新立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就能再保持20年或更长时间，“到2025年，我国人均GDP将比2010年再翻一番半，达到12000美元，就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