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西方衰落把脉:尼尔·弗格森新作《大退化》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1月12日文章】题：提醒西方注意，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作者该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

　　在艰难地读完关于财政乘数等话题的不能令人信服的技术性著作后，偶遇尼尔·弗格森的一本政治经济学专著(《大退化：制度如何衰败，经济体如何消亡》)令人顿感轻松。与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弗格森能够理解技术文献，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其结论。这是一本能使人增长知识和感到愉悦的读物。

　　弗格森的出发点是西方优势地位的临时性。500年前，西方的生活水平与世界其他地区大致相同。但20世纪初，却高出了其他地区大约20倍。如今，西方的生活水平只比亚洲最先进的某些经济体高4至5倍。他对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结构中的缺陷进行了诊断，以此证明发出警告之合理性。

　　弗格森提出，西方制度的重要特征是民主、资本主义、法治和公民社会。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的如下看法：在福利国家，似乎滋生着越来越多依靠劳动者供养的寄生虫。其诊断中最新鲜的一点是，他回避“原本指望成为良药、但现在已成病因、从而扭曲和腐蚀政治经济进程”的复杂监管制度。

　　弗格森似乎对国家债务耿耿于怀。对此，我通常的反应是，援引对这个问题发假警报的人嗤之以鼻的麦考利勋爵的论述。(指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的名言：“在每一个国债增长时期，社会上都会发出同样的极度痛苦和绝望的呼喊声。在每一个国债增长时期，聪明人士都曾郑重其事地断言：破产和崩溃近在眼前。然而国债仍然在继续增大，而破产和崩溃仍然像过去那样遥远。”编者注)在我这样做后，一些读者会回应说，在债务积累过程中，英国曾高居世界之巅，但今非昔比。我的反驳是，债务问题如今并非英国独有，而是工业大国共同的难题，德国除外。无疑，真理介乎两者之间。

　　但在包容性政治制度而不是压榨性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方面，我与弗格森再次达成一致。大致而言，包容性制度是人们通过新发展和新财富力量实现兴旺发达的制度，压榨性制度是人们试图通过压榨伙伴获得财富来实现兴旺发达的制度。他将包容性制度的起源追溯至1688年革命后各项宪法原则在英格兰取得的胜利。其他国家纷纷起而效尤。

　　弗格森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起源的清晰描述令我获益良多。与他人不同，他认为原因不是放松监管，而是不良监管。他还批评美联储在资产价格下跌时降息，在资产价格上涨时却按兵不动。格林斯潘也许会予以否认，但市场正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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