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记者 沈念祖 在被习近平称为第二故乡的正定县，他的老同事原副县长何玉、原县人大副书记闫月芬都已经年过古稀。她们各自家中的客厅里有一张一模一样的大幅照片。两位老人都清楚的记得那是2008年1月12日，习近平到正定来看望老干部时的留影。照片里，习近平端坐中央，何玉站在他身后，闫月芬坐在最左边。如今这张照片被何玉、闫月芬各自摆放在家中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对于30年前，那个从中央下来的小伙儿，她们记忆犹新。
离开梁家河之后，据新华社的报道，1975年至1979年，习近平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1979－1982年，习近平任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现役），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的秘书。1982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主动要求去河北正定下基层锻炼。“正定是一个古郡，地近京畿，四射通衢，早是人文荟萃之地。”习近平在给《正定县大事记1949-1983》作序时如是说。正是从这里，习近平正式踏上从政之路。
随后，现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刘少奇之子）到郑州担任副市长。“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他是北师大毕业，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我也要下去，我们俩是不谋而合。”习在接受《中华儿女》专访时回忆。
当时无数在文革时期被下放到农村的青年，正在千方百计地设法回城。习近平也是从陕西下放回来，却又申请到农村去，让许多人感到不解。但是在习近平看来，从被迫下放陕西当知青到主动选择要到正定去“就是从自在到自为了”。
“当年老一辈出去，是慷慨激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但在这种不得已里头，我们学到和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锢我们的‘左’的东西都解除了，我们更要去奋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业。”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在接受《中华儿女》的采访中对这段经历作出解释。1982年3月，未满29周岁的习近平成为正定县排名“三把手”的副书记。当时干部年轻化并没有全面推开，整个班子年龄不小。2009年河北省出版的刊物《散文百家》整理了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回正定参观考察的录音：“来了以后，我记得刚见到贾大山同志，大山同志扭头一转就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那时在文化馆做副馆长的贾大山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习在之后的交流中与贾大山关系甚笃。
对于老同志的传帮带作用，《散文百家》中亦有记录，习近平说：“整个班子都是老同志的班子。确实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跟着学跟着走的过程。所以我说冯书记（县委书记冯国强）起了一个传帮带的作用。我们有幸在这么一段时间跟班学习。”
初来乍到的习近平很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培养。根据《正定县大事记1949-1983》记载，在1983年4月一个“放开政策、振兴经济”三级干部会议上，时任县委副书记的习近平着重在会上强调人才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落实树立新的用人观点，认真落实县委的“招贤”九条措施，广招“贤才”，促进经济振兴，并通过报纸、电台在全省乃至全国进行了广泛宣传。
“习近平同其他县领导亲自出马，为招贤工作东奔西忙，以他山之石，攻我之玉，取得了良好效果。”正定县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党史资料》主编陆树群于2007年5月刊登于《石家庄日报》的《习近平在正定》一文如是写道。
“后来贾大山当上文化局局长还是习近平提名的。大山当时不是党员。当时非党员当局级一把手还是很少的。”时任南牛乡党支部书记的李宗魁解释，这只是习破格提拔人才的表现之一。
从林业局副局长位置上退休多年的翟民英至今还保留着1985年“自学成才奖”的奖励证书。这张留有时任县委书记习近平印章的证书上写着“刻苦自学、钻研专业知识，达到了专科毕业程度”，使得没有文凭的36岁的乡间“土专家”翟民英成功转为“干部”身份，成为林业局果树站站长。此外，还惠及家属落实了翟妻子在县里的户口和工作。
此后，翟又被提拔为林业局副局长。据翟介绍同一时期，科普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农、林、牧、副等方面的技术代表，“土专家”、“田秀才”都得到了重用。“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当那么大的官，就是从县委副书记一步步走上去的。”翟民英感慨。几个月前，他让孩子把印有习近平印章的证书放大了裱起来放在客厅的正中央。习近平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到了饭点，他和县里其他干部一样，在大食堂里蹲在水泥板搭成的“饭桌”边吃饭。时任副县长的王幼辉曾撰文回忆《我与习近平在正定的交往》，“当时边吃边说些工作上的事或拉家常。习近平给大家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温和儒雅，和蔼可亲。”
没有安排专门的宿舍，习近平就住办公室里。两个板凳搭起一个床板，边上支一个小柴油炉。因为习近平经常下乡，误了吃饭时间，他就在办公室用这个炉子煮挂面，然后拌酱吃。
后来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事实上，从正定伊始他就在身体力行。
时任南牛乡党支部书记的李宗魁记得，当时没有专车一说，最好的是两辆212吉普车。习近平经常骑着自行车就各个乡、村去考察。“虽是干部子弟，但他做人很低调。他下过乡，吃过苦，在最基层劳动锻炼过，和老百姓有接触，有生活体验，平易近人，能团结。”“当时中央政策是要求老百姓自己筹集教育资金，而当时群众对此认识不多，抵触比较大。习近平不是盲目去执行中央指令，非常稳重又平易近人，特别会做思想工作，各个乡镇都走到了。”李宗魁记得当时的教育集资完成很顺利。1983年一冬无雪。年仅30岁的习近平于当年11月成为解放后正定县第10位县委书记，亦是正定历任县委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位。
同月，刚刚上任的习近平根据省委对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在正定县委进行了机构改革，县委常委由13人减至11人，平均年龄41岁，比原班子降低了5岁，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占45.9%。
经济改革才是这个刚刚上任的县委书记的真正目标。“就是这个年轻人上任伊始，首先抓商品生产的发展，使正定这个传统的农业大县，由不重视商品生产逐步转变到重视商品生产上来，走上了发展经济的快车道。”陆树群回忆，“习近平号召各级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眼界，走出去参观学习，请进来传经送宝，树样板现身说法，使全县干部群众坚定了搞好商品经济的信心。”
习近平还积极推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发展“两户一体”（重点户、专业户、联合体），充分调动了农民的自主权和积极性。鼓励剩余劳动力务工、经商、发展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的同时，特别发通知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1983年全县各种产品商品率达到了72.4%。“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到了什么，其中之一就是做到了解放思想这一条。做到这一条并不是因为我们本事大，而是从心里有一种想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觉悟和愿望，有这么一颗诚心试着去学去闯。”据《散文百家》记载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再次回到正定时感叹。
在习近平当政期间，经济改革、接受上级领导视察是两件大事。在习近平审订的《正定县大事记1949-1983》中，17次涉及经济改革有15次都是在1982年—1983年。23次重要的上级领导视察中有10次都发生在1982年—1983年。从北京来的习近平还很重视正定县形象的宣传工作。1984年10月，习近平邀请了《光明日报》驻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记者站站长的30多余人前往正定参观，并聘请他们为正定县的特邀信息顾问，并亲自给他们发了聘书。
但习个人却很低调。“他主动要求到一个县的公社当书记，但当时省委领导同志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他到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不久任县委书记。”陆树群在《石家庄日报》发表的《习近平在正定》中如是描述。
而不为人知的是，原正定县副县长何玉也写了一本书，试图记录习近平在正定那段经历。“当时习近平在上海，压下来了，没有让出。这些事很少人知道。可见习近平谦虚，不让算他个人的。”原南牛乡党委书记李宗魁解释。“从我个人来说，这么多年来，对我个人的采访，我拒绝了有100次以上。我不愿意宣传个人，因为我们都在工作岗位上，你不宣传大家都在注意你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应尽的职责；我们有了成长进步，也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个人没有什么好宣传的，所以有关宣传个人的采访我都推掉了。还有人要写传记，我也都全部推掉。”这是习近平任福建省省长时接受《中华儿女》专访的开场白。
1985年底，习近平离开正定，调任福建。11年后，已经位至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携妻子彭丽媛回到正定时十分感慨，“因为这是令我经常回想起来经常触景生情的地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从政的始发地在正定。在这之前不能算。之前我插队七年当大队支部书记，那是在基层;后来在中央机关，那是当工作人员，真正当领导干部起步是在正定。”《散文百家》记录了当时习的讲话。
至此，这位未来的中共总书记政治生涯已经迈开最为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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