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大监狱”加沙：“囚禁”人口150万

以色列士兵在哭墙前祈祷。图/记者 翁洹

　　战火稍息，记者奔赴加沙，与哈马斯士兵面对面谈“战争”，亲历巴以军民冲突，忍受催泪瓦斯刺激下的涕泗滂沱。

　　23天的激战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发言人都说自己“胜利了”，只有巴勒斯坦老人，在房屋两次重建又第三次被炸毁后问，“为什么总是我们付出代价”。

　　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战斗持续了8年，加沙被全面封锁也进入第3年。在这个360平方公里的“监狱”里，鲜花依然盛开，但只能用来喂牛，“重建”无从谈起，因为这里的“囚犯”们谁也不知道，下一场战争会在明年，明天，还是下一分钟……

　　一场关于墙的战争

　　从第一波催泪弹中复苏过来的激进分子开始摆开阵势，向以军投掷石块。更有大胆的巴勒斯坦少年，趁催泪弹刚刚落地开始冒烟时，就赶上前去，一脚把它踢下山坡。

　　“La! La! AlJidar! La! La!AlJidar!(不！不！不要墙！)”

　　3月13日中午12点半，上百名示威游行者呼喊着口号，高举巴勒斯坦的旗帜，向巴以边境的隔离墙行进。这里是距以色列仅一墙之隔的巴勒斯坦村庄Bil’in。“嘭！嘭！”刚刚靠近隔离墙铁丝网的人群还没来得及摆开阵势，墙那边严阵以待的以色列士兵就已经开火。催泪弹被巧妙地打在人群上风位的山坡上，阵阵浓烟迅速向人群涌来。

　　经验丰富的国际通讯社记者立即戴上早已准备好的防毒面具，没有装备的记者和人群则只好仓惶后退。但浓烟的速度更快，眼睛刺痛，口腔和呼吸道也同时受到严重的刺激，四下都是或坐、或靠、或蹲、或双手支撑膝盖的人，他们大声咳嗽、干呕，涕泗滂沱。

　　好心的示威者还不忘流着眼泪提醒记者：“哭一阵就好了，千万千万不要用手去碰，否则你会哭上一整天。”

　　这是一场“常规的”示威游行。自从2005年2月20日以来，Bil’in的村民每周五的礼拜活动结束后，就集结游行至边境向以色列示威。以色列2004年开始在加沙边境修筑隔离墙，圈占了该村约一半的土地。其他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国际组织和一些游客也自发加入，抗议以色列人“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于是这种军民对峙成为了每周固定上演的图景。

　　只是这一天，催泪弹来得比平时更早一些。很快，与以军对峙的示威者只剩下了二三十人，但示威的暴力意味也渐渐浓了起来。

　　从第一波催泪弹中复苏过来的激进分子开始摆开阵势，向以军投掷石块。由于人群站得分散，催泪弹的威力减弱了。更有大胆的巴勒斯坦少年，趁催泪弹刚刚落地开始冒烟时，就赶上前去，一脚把它踢下山坡。

　　还有创造性的示威者，使用一种绑着橡皮筋的长绳，将石块固定在橡皮筋上之后，用投掷链球的姿势，旋转数圈，把更大石块投出更远。被这样投出的，甚至还有废弃的鞋子，示威者将其点燃，击向以色列士兵。

　　以军士兵终于被激怒了，于是纷纷开枪。这一次，是橡皮子弹。

　　人们迅速趴倒在地上、躲在石头或其他掩体之后。一发子弹就打在记者身边不到半米，击起尘土。一同躲在路边的一名瑞典记者面色苍白地说：“天，这简直是电影里的场景！”

　　很快，示威者被打散了。村里的路边，一辆救护车在等待伤员。路透社驻拉马拉的一名记者告诉南方周末，这并不怎么危险，去年一年他几乎每周都来拍摄，“只中了2发橡皮子弹”。

　　战火“双城记”

　　以色列女孩Kutikov已经可以穿着高跟鞋从容地走向掩体。“在这里，从空袭警报拉响到火箭弹落地有15秒时间，而我到达最近的庇护掩体只需要10秒。”

　　2003、2006年，巴勒斯坦人Abusahel的房子，已经两次被以军炸毁，他顽强地把房子重建了两次，但这次，老人没再盖房子。“谁知道以色列人的坦克什么时候又开过来一次，我的房子就又完蛋了。”他说。

　　不过，巴以双方更多的冲突，不是用橡皮子弹打的。据以色列方面的统计，仅2008年，哈马斯就以色列发射了3291枚火箭弹。这其中的1枚，就成了以色列南部小城斯代罗特(Sederot)居民AnnaKutikov长久的噩梦。

　　“那是非常糟糕的一天，几乎每10分钟空袭警报就要拉响一次。”但那时她太疲惫了，而且已经对警报感到麻木，并没有躲进庇护掩体去。

　　“我正在家给特拉维夫的哥哥打电话。”Kutikov说，“突然，空气里尖锐的呼啸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接着，窗外的电线爆出巨大的火花，‘嘭’！”

　　巨响把她吓呆了，随着巨大的震动，房间里的灯闪了几下，灭了。电话里哥哥大喊她的名字，问她怎么了。几乎过了10秒钟，她才反应过来，告诉哥哥说：“我想，有一发火箭弹在我的公寓外面。”火箭弹击穿了窗外的电线，一股焦糊气息在四处弥漫开来。

　　Kutikov今年25岁，是附近Sapir学院的大学生。去年2月27日，另一发火箭弹击中她所在的校园，一名叫做RoniYechiah的学生被当场炸死。

　　实际上，哈马斯火箭弹的最长射程不超过40公里，于是以色列南部邻近加沙地带的斯代罗特和阿什客隆等地成为了最频繁受到火箭弹打击的目标。8年来，有37名以色列公民被炸死，上百人受伤。

　　作为报复，以色列在2008年底发起了23天的代号“铸铅行动”的军事打击。加沙边境小城贾巴利亚(Jabalia)，由于哈马斯武装活动频繁，被重点打击。

　　3月9日，南方周末记者来到贾巴利亚居民Abusahel的家中，他正在指挥儿子从废墟中刨出一根一根的钢管。“这是我的洗衣机。”Abusahel指着脚边的一坨乱七八糟的废铁说。

　　房子几乎已经完全变成了碎石和瓦砾，但他和儿子还是想尽量把有用的材料多找出来一点，“也许以后盖房子用得着”。不过，他们最近还不打算动手重建。“我不想再浪费我的钱和时间了，”Abusahel说，“谁知道以色列人的坦克什么时候又开过来一次，我的房子就又完蛋了。”

　　今年58岁的Abusahel几乎目睹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战乱。2006年，哈马斯赢得议会选举，并且与法塔赫为争夺加沙地区控制权展开内战。那年，Abusahel的妻子在以军的空袭中受伤，一家人就更加担惊受怕至今。

　　以色列女孩Kutikov也曾经担惊受怕着，不过现在面对警报时，她已经可以穿着高跟鞋从容地走向掩体。她已经像斯代罗特的其他人一样适应了战争下的生活。“在这里，从空袭警报拉响到火箭弹落地有15秒时间，而我到达最近的庇护掩体只需要10秒。”

　　甚至在家时，Kutikov已经不再外出躲避。“要知道，我们的公寓已经被火箭弹光顾过一次了，”她说，“下次火箭弹落在同样的位置，这个概率跟被雷劈差不多啦。”

　　但Abusahel偏偏就是这么不幸。“为什么总是我？”

　　他1994年在贾巴利亚盖起了房子，但在2003年、2006年，他的房子已经两次在以军的军事行动中被炸毁，他顽强地把房子重建了两次，但这次，老人有些泄气了。“以色列非常强大，而哈马斯不相信谈判……但为什么总要我们付出代价？”

　　贾巴利亚在这次的战争中损失极为严重，近半数的房屋毁于以军的袭击。Abusahel原先在后院种有大片的果树，包括葡萄、柠檬和椰枣。他坚持把自己的果园叫做“天堂”，因为“它漂亮极了，夏天经常有结婚的年轻人来拍婚纱照”。

　　但现在，这里剩下废墟和坑洼，看不见半点绿色的影子。

　　Abusahel一家12口人都挤在哥哥家里，“男人一间房子，女人一间房子，睡在地上”。他们常回自己家的废墟边上烧一壶茶，坐着。从那里望去，连绵不尽的房屋废墟上，还插着巴勒斯坦的国旗，在黄昏中，随风飘荡。

　　不过在以色列的斯代罗特，除了街头随处可见厚实的水泥庇护掩体外，并看不到太多战争的痕迹。一方面，哈马斯武装发射更多的是自制火箭弹，精准程度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斯代罗特政府总是能迅速修复被损毁的地方，“让人们尽量忘却伤痕”。

　　但Kutikov告诉记者，哈马斯常年的火箭弹侵袭带来更多的是心理创伤。“还有些学生已经不能在太安静的地方学习”。

　　尽管房屋三次被炸毁，巴勒斯坦的Abusahel却并不同意他的孩子去跟以色列人作战。“我们的力量跟以色列相差太远了，我们用什么武器，自制的火箭弹吗？”

　　实际上，就在一天前，哈马斯的三发“自制的火箭弹”又落在了斯代罗特附近的农场上。Kutikov说：“昨天三发，前天二发……今天还不错，到目前为止，没有火箭弹。”

　　“世界上最大的监狱”

　　“如果现在你必须留在加沙，哪里也不能去，你会怎么办？”Safourt有些忿忿地问。

　　“用不了两三年，你也会去往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他肯定地回答自己。

　　巴以间的冲突自以色列1948年建国起就未曾停歇。“土地”，越来越像一本永远算不清的账。

　　“在这片土地上挖出来几样几千年前的东西，就说，这是我的土地，你们都出去！哪有这样的道理？”耶路撒冷的出租车司机Feiz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认为，土地不是以色列人的，也不是巴勒斯坦人的，而都是神的。

　　Feiz已经持有以色列公民身份，但他坚称自己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垃圾。不给营业执照，把我们的房子摧毁，想尽办法把我们赶出这片土地。”

　　他已经有四年没见过他住在加沙的父母了。“他们出不来，我进不去，”Feiz说，“我们之于对方，就像是活在一根电话线里。”

　　目前的加沙，除了新闻记者、外交官和少数国际援助项目的工人外，其他所有人都被禁止出入，连邮政系统也停止了工作。

　　以色列封锁着加沙北部和东部的陆地边境，并以海军封锁了西侧的地中海海岸线。甚至埃及也关闭了西奈半岛与加沙接壤的边防线。加沙人开始习惯于这样描述这片土地：监狱。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它占地360平方公里，“囚禁”人口高达150万。

　　这里曾经盛产鲜花，并出口至欧美各国。23岁的阿布雷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家族经营着加沙最大的鲜花种植基地，可由于2007年以来的边境封锁，只有不到20%的鲜花能够出口，剩下的只好烂在地里，甚至拿来喂牛。

　　阿布雷德说，哈马斯曾经要求他加入，但他拒绝了。“我可以参军，但不是哈马斯，我讨厌他们，他们和以色列都对加沙的糟糕情况负有责任。”他停顿了一下，笑笑说，“如果哈马斯听到我这样说，他们会开枪杀了我。”“如果现在你必须留在加沙，哪里也不能去，你会怎么办？”当地记者Safourt有些忿忿地问南方周末记者。“用不了两三年，你也会去往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他肯定地回答自己。

　　“地下生命线”

　　他们好几个都是大学毕业生。当记者询问“是否走私武器”时，他们集体大声喊“No”。

　　Aburayal让本报记者尽快离开，因为“现在，就在这里，随时都可能有以色列的导弹打来”。他模仿着导弹袭来的声响：“咻嘭！他们从不怜悯。”

　　加沙街头，一个孩子突然指着记者戴着的采访证(新闻记者想要通过边境检查站，须向以色列政府申请采访证)，用阿拉伯语大喊着什么。孩子们围了上来，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得凶巴巴的，指着采访证上的以色列国徽大喊大叫，并用手划着大大的叉。

　　向导赶忙对记者说：“把它藏起来！”

　　以色列在加沙不受欢迎，但以色列的商品除外。加沙的年轻人都承认，以色列的商品质量好得多。“这让我们感觉很矛盾”，在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工作的加沙人Samah说，“他们占领我们的土地，但他们的产品的确很完美。”

　　边境封锁，令加沙的制造业陷入长期萎靡之中。除了国际社会的援助物资，小到口香糖和可口可乐，大到电视机和摩托车，都要依靠走私。

　　加沙地带的南部城市拉法(Rafah)以两件事闻名：美丽的地中海海岸、通往埃及的走私地道。边境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如蚁穴般的地道口，它们有的用帐篷遮住出口，有的则干脆将土堆裸露在外。“这里是加沙地带的地下经济命脉”，当地向导告诉本报记者。对边境的封锁，使这些走私地道大大地兴盛起来。在拉法，战前大约有超过1000条的地道在夜以继日地工作，有的地道甚至可以用管道从地下与埃及连接，将汽油源源不断地走私进来。“否则，加沙哪里还有这么多汽车在路上跑？”向导说。

　　但这些地道在战争中被以色列摧毁过半，如今，只有约400条还在使用当中。

　　在一处地道口，成箱堆放着柴油和摩托车零部件。五六个年轻人正在一旁说说笑笑。他们是在等待货物运过来的走私贩子。

　　一名走私者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走私一大箱可乐，就可以有20-25美元的利润。他叫Aburayal，他说，他们好几个都是大学毕业生，但现在为了钱，他们什么都愿意做。但当记者询问“是否走私武器”时，他们集体大声喊“No”。

　　Aburayal让记者尽快离开，因为“现在，就在这里，随时都有可能有以色列的导弹打来。”他模仿着导弹袭来的声响：“咻嘭！他们从不怜悯。”说完，他眨眨眼睛，跟远处的同伴们吹声口哨，挥手离去。

　　加沙：重建，还是“越狱”？

　　“在加沙，所有的人都想‘越狱’。”Bassam说，“如果现在，边境口岸全部开放，加沙地区就空了。”

　　不知忧愁的是小孩子们。

　　在一处由几十顶帐篷构成的营地，小孩子们“呼啦”围了上来。其中一个小孩子大声问道：“中国有犹太人吗？”然后开心地笑了。

　　这是一个12岁的男孩，叫作MuhamadAlattar。他挥舞着手臂，情绪激昂地说：“巴勒斯坦人民无所畏惧，在加沙战争中，我们打败了以色列人，我们享受胜利！”听到这里，孩子们当中爆发出一阵掌声和喝彩声。

　　记者问：“你们的房子和学校都被炸毁了，为什么是你们取得了胜利呢？”

　　Sabreen，一名六年级的女生，认真地回答说：“我们失去了房屋和土地，但我们没有失去信仰。失掉信仰的战争才是打败了的战争。”

　　但他们的父母们却不能这般乐观。国际红十字会派发救灾物资，有人为了自己领不到救助而跟工作人员大声叫嚷。现场负责的经济安全代表Rankovic女士告诉记者说，这在物资分发时，是很普通的场景。

　　两位阿拉伯妇女拉住记者说，她们的房子全都被毁了，但领不到救济物资，能不能请记者帮忙去找工作人员说情。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批物资的派发名单上没有她们。

　　随即，两名妇女就又去找其他的外国人。

　　在加沙，在贾巴利亚，更多的人只能在废墟边坐着，无所事事。重建工作依然一筹莫展尽管国际社会承诺了50亿美元的加沙重建资金，但一时还很难到位；更何况，以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提出要求，资金只给予温和的法塔赫政府，而不能由哈马斯经手。于是，法塔赫如何与哈马斯合作，又变成了一道无解的难题。

　　边境的封锁更使重建像是纸上谈兵。Abusahel老人的房屋被毁，领到了哈马斯政府的4000欧元赈灾款。可是，加沙地区内的建材市场物资匮乏，物价疯涨，一块战前只需15谢克尔的玻璃，现在的价钱可以达到60谢克尔(约等于15美元)。

　　“重新把房子盖起来至少需要十几万美元。”Abusahel说，“4000欧元能顶什么用呢？更不要说有钱也买不到材料。”

　　与此同时，出国的愿望在加沙地区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

　　从事翻译工作的Ibtihal已经申请了英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她的哥哥，在医生无国界组织工作的Samah则想去埃及工作。两个妹妹还在上大学，“我想去美国”，一个姑娘说。

　　“在加沙，所有的人都想‘越狱’。”Bassam说，“如果现在，边境口岸全部开放，加沙地区就空了。”

　　不过Ibtihal和哥哥都相信，巴勒斯坦最终会取得胜利。“是的，60年过去了，现在以色列很强大，但谁知道下一个60年过去以后会怎样呢？”

　　只有Bassam在一旁撇撇嘴，嘟囔着说：“也许下一个60年过去，我们的土地会变得更小，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偶尔，重建在民间自发开始。废墟旁的田地里，一位老农开动了拖拉机，他背后是刚刚种下的果树苗。

　　不远处还有一片庄稼，绿油油的。记者问，以色列的坦克没有来过这边？老农说，不，当时种子刚种下去，坦克来的时候还没有长出苗，他们没看见……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 发自加沙、拉马拉、斯代罗特 袁奇对本文亦有贡献，特致谢意 来源：南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