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很容易被遗忘在城市的某个角落。直到偶然面对,你才会心痛——那一双双本该清澈的眼睛里,掺杂了太多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情感。他们有所有成人的烦恼,唯独没有童年。
他们是流浪儿童,游走于大街小巷,居无定所,模糊了起点,也找不到终点。
公益人士试图给他们一张课桌,爱心人士试图给他们一个家庭,然而,这些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路。
他们是种种社会问题的综合产物,而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正在社会本身。谁能给他们一个温暖、稳定、可持续的保障?这也许是毕节那个寒夜后,我们所应思考的。
街头群居生存
毕节5名孩子死前几天,有目击者发现,他们在一处拆迁工地搭起塑料帐篷居住。直到当地下起毛毛细雨,孩子们才转到垃圾箱内,点火取暖。
如果没有最后的悲剧,这可能是他们的平常一晚。对于流浪街头的孩子来说,蜷缩在废弃工地、天桥下过夜,已是家常便饭。
他们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2008年,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者关颖发表论文称,根据目前全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以及几个典型城市流浪儿童与流动人口的比例规律,民政部社会福利司有关官员推算,全国流浪儿童约100万。
《北京晚报》也在当年的一则报道中指出,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一项抽样调查推算,目前我国流浪未成年人约为100至150万。
这些孩子散落在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男孩居多,多来自农村,年龄在10-15岁之间,只有小学学历,甚至是文盲。他们过着游牧民族般的迁徙生活。
火车站候车室、过街通道、地下供暖管道……在北京流浪的4年里,这些与杂乱、黑暗相关的地方,就是甘肃男孩菲利的栖息处。“北京站二楼的卫生间,是我住过最好的地方,在瓷砖地上铺上报纸,就能美美地睡上一觉”,他说。但入冬后,取暖成了要考虑的大问题。他和几个朋友一度睡在长安街附近地下一人多深的供暖通道里,但这有风险。“下去了怕人把盖盖上,盖上就死在里头了。”
也可以睡过街通道,但这意味着要忍受酒鬼的拳头。在北海公园的地下通道里,一名酒鬼踢了两个孩子的头,菲利联合他们还手,这是他第一次打架。
在群山环绕的贵州,山洞也成为流浪儿的住所。《黔中早报》今年6月报道,十几个流浪儿住在贵阳一个环境恶劣的山洞里,洞口只容一名成人爬着进出,洞内黑暗潮湿,仅有的空间被用木板隔开。
他们模糊了过去,也看不到未来。如果获得钱财,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花掉。
重庆一位民间摄影师追踪拍摄流浪儿童,发现一名十三四岁的男孩从垃圾桶里捡到50块钱,马上跑到附近的小吃街买了一盒虾,打了一个小时游戏,花得精光。老板打趣他出手大方,男孩毫不在意地回:“不花白不花,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
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在城市人流密集处,常有流浪儿童抱住情侣大腿兜售鲜花的身影。失去家庭庇护,他们往往结群生存,抱团取暖,形成儿童丐帮。乞讨、扒窃、捡拾垃圾、抢劫——这是他们最常见的生存方式。
2006年,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合作,启动“流浪儿童问题研究”项目,统计流浪儿童的生活来源,排在最前面的几项依次是“打工赚钱(卖花等手段)”、“偷、骗、抢劫”、“捡垃圾”、“乞讨”,“街头或其他场所表演”、“贩毒”和“卖淫”。
一名从贵州到昆明的12岁男孩,第一次偷东西的目标是口香糖和饼干,“肚子太饿”。而在上海救助机构,一名从11岁就开始流浪的孩子这样告诉工作人员,“开始别人欺负我、打我,说不给钱,看一次打一次,后来我也这样,慢慢就再也没有人来欺负我了。我觉得自己开始学得越来越坏,都不知道自己干了多少坏事”。
因流浪儿童犯罪的案例经常发生,有人将他们形容为“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数据显示,高达79%的乞讨、流浪儿童都有被犯罪分子操控的经历。
在这张巨大的犯罪网络中,孩子们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街头不正常的生活,很难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还容易沾染烟酒甚至吸毒的恶习。与此同时,来自同伴或成年流浪者的欺凌如影随形,女孩更有被奸淫的危险。
落入操纵者手中的部分孩子还可能被弄成残疾,以博取施舍者的同情。在他们没有完成业务时,经常遭到殴打。有目击者称见到“控制人”用铁丝打小孩的屁股,七八岁的小孩屁股被打得血肉模糊,惨叫连连。而收入丰厚的孩子会被奖励,有时奖品是一个小女孩。
心理方面的影响更为深远。冷漠、孤独、自卑、胆怯、报复等心理,在他们身上尤为明显。在石家庄少保中心,一名来自铁岭的孩子认为自己年龄小只能受欺负,放言长大后“能杀人就杀人,能放火就放火”,把现在受的罪捞回来。
即使面对前来援助的救助站工作人员,他们也习惯使出撒谎、逃跑等手段。“这是自我保护的习惯,也是他们对社会的一种不信任”,流浪儿童救助站工作人员称,由于过早进入社会,流浪儿童的心理年龄往往远大于实际年龄,他们行事老到,不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家庭住址,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救助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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