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总统科学奖得主王跃:在中美新走过36年

　　王跃和陈莹，在中美新三地携手走过36年。(曾道明 摄)

　　中新网11月25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代表新加坡最高科学荣誉的“总统科学与科技奖”上个月颁奖。四名获奖科学家中，有两名新移民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微电子研究院院长况顶立教授及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研究院科研主任王跃教授。

　　从感谢太太说起

　　本届总统科学奖得主王跃教授(54岁)，在上个月的奖项记者会上抛出这么一句话：“感谢太太多年的付出，她毕业自中国最好的法学院，为了我放弃原本的事业。没有她的牺牲，我也不会获奖。”

　　1989年7月，原籍中国的王跃和妻子陈莹带着3岁多的大女儿从美国抵达新加坡，从此以这里为家。期间，王跃的研究事业一帆风顺。除了找出真菌如何感染人体的途径，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也为本地真菌研究带来商机及知名度。小女儿1990年于本地出生，一家人不久后就成了公民。

　　两名女儿在这里成长，26岁的大女儿留学美国并在那里工作，21岁的小女儿则在澳大利亚留学。英语流利的陈莹除了拥有中国法学学位，还是美国和中国工商管理硕士，目前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讲师。

　　走入夫妻俩靠海的公寓，家里整理得有条不紊，带着一份淡淡的宁静和悠闲。陈莹优雅开朗，为客人端茶送水，何来轰轰烈烈的付出和牺牲？但只要再接近他们一点，就会发现，他们看似平坦的人生其实充满崎岖，走过的道路有多艰辛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

　　北京的相遇

　　王跃和陈莹的故事，要从1976年北京电影洗印厂说起。那一年，17岁的王跃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电影洗印厂负责检查电影，认识了同样分到那里工作的陈莹。

　　自学成才的王跃英文好，能歌善舞的陈莹则修过法文，两人喜欢交换读书心得，志趣相投，很快走在一起。

　　王跃的父母都是大学生物系教授，文革时期被下放到农村，两三年才能回家一次。年幼的王跃由祖母抚养长大，小时候各类书籍短缺，爱读父母留下的生物课本。父亲虽不在身边，却叮嘱他一定要学好英文，因为外国的科学发达，英文是主要沟通媒介。

　　陈莹的曾祖父是清末民初思想家、留美博士和孔教院创办者陈焕章；舅祖父则是著名书法家兼收藏家陶北溟，好强的陈莹自小学习成绩优异。

　　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

　　他们俩工作的电影洗印厂常播放外国电影，一边看一边学习语言。期间两人还一起经历过7.8级的唐山大地震。就这样，两年看电影和自修的时光一晃而过。随着文革结束，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

　　1977年冬天，两人随570万余名中国考生，走进关闭了10多年的高考考场，争取全中国27万3000个大学新生的名额。王跃原本想当医生，但体检不过关，改进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但能上大学依然让他很高兴。陈莹原本报考法语系，但口语没过关，隔年考入中国法学最高学府中国政法大学。

　　两人虽不同校但同住北京，随时能见面。真正的考验在王跃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研究系后才出现。

　　美国与北京的两地生活

　　1981年初，美国华裔生物学家吴瑞得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启动了中美联合招收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帮助中国物理系学生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吴瑞与李政道联系，希望帮助生物化学系学生也能到美国学习，这获得李政道和中国政府的支持，促成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的诞生。

　　CUSBEA运作八年，在中国名牌大学招考，输送了400多名顶尖中国学生留美，毕业生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地。而王跃就是该计划的第一届学生，顺利通过重重考试后暂别女友，在1982年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直到1984年他回中国探亲之前，两人分隔异地近两年，却没动摇过他们的感情。王跃笑说：“因为那时候的人比较简单。”

　　陈莹那时已毕业，在北京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专门负责对外经济案件。负责的第一个案件是有关英国巴克莱银行投资中国。当时，中国的法律人才短缺，她不过20多岁，月薪等于普通员工的三倍。

　　王跃说，这些年他们走遍了新加坡，对每个地方都熟悉。(档案照片)

　　没想过会放弃事业

　　两人重逢后结婚，陈莹随后放下工作，随夫前往美国。她说：“没想到出去后就不回去了，也没想过会放弃事业。”

　　抵达美国后，只懂中法文的陈莹顿时成了“文盲”，经济和社会地位从云端掉到谷底。她回忆说：“我从小对自己要求很高，要在经济和各方面靠丈夫，我心理上是蛮难受的。”

　　隔年陈莹怀上大女儿，王跃忙于研究无法全力照顾，她怀孕5个月时体重只有49公斤，只好独自回国生孩子。

　　她回忆说：“11月的北京很冷，我剖腹生下大女儿的第三天夜里，身边没有家人，护士让我穿着单衣自己转换病房。结果我高烧不退，差点见了死神，却没法打电话通知丈夫。”

　　住院了22天，未病愈的陈莹坚持出院，不让父母一边在家中照顾已出院的女儿，一边还到医院照顾她。3个月后，她把女儿暂时留给父母回到美国，进修一年后，通过英文和GMAT考试，在1987年考入圣托马斯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课程。

　　大女儿两岁时，夫妻俩把她接到美国。那时王跃已取得博士学位，留校担任博士后研究工作，正考虑着下一步该如何走。

　　加拿大还是新加坡？

　　不久后，王跃投出履历，很快接到加拿大一家研究院的回音。

　　而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院那时成立不到两年，研究院创办人兼第一任院长陈仁惠教授爱才若渴，也向他伸出橄榄枝。王跃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每天都会接到陈教授的越洋电话游说他加盟，还开玩笑地说，来新工作将是一个“金饭碗”。

　　但他对新加坡没什么概念，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知名的研究型大学，也不知道本地科研是否与国际学术界有很好的接轨，有些犹豫。

　　最终还是妻子让王跃定下心来新加坡。陈莹说：“当时留美的中国人少，我们和来自台湾、新加坡的同学打成一片，以华语交流，关系密切。尽管对这里不了解，却有一种亲切感。一想到这里有朋友，又靠近老家，见父母容易，就决定来了。”

　　新加坡是幸福的家

　　抵新后，王跃的研究很快上了轨道，发表了许多有重量的论文。两个孩子接受本地教育，双语能力出色。陈莹则先后在本地从事金融和教学的工作，但与法律沾不上边。

　　在1990年代中期，新中两国经贸发展迅速，本地法律界的触角开始伸向中国，陈莹曾被本地两家律师事务所聘请负责中国法律事务。但由于常须出差去中国，而孩子年纪还小，因此不得不放弃发展的好机会。

　　看着留在中国的法律系同学个个事业有成，陈莹却说：“这一路走来有酸甜苦辣，但一切都是值得的。一个人成不成功要看他幸不幸福，只要丈夫和孩子成功，我也就成功了。”

　　根已在这里

　　而新加坡就是他们幸福的家。王跃说：“研究有成果，除了自己的努力以外，外在条件也很重要，很感谢新加坡给予我这么多机会。来这里23年，我们的根已在这里。过去30年中国的变化大，许多地方都认不出了，感情联系变弱了。但我们这些年走遍了新加坡，对每个地方都熟悉。孩子也在这里成长和受教育，具备东西方文化背景和双语能力，走出去有竞争力。”

　　对陈莹而言，在本地成为孔子学院讲师，从事与曾祖父的事业相关的工作似乎也是命运的安排。

　　她说：“父母从前很少谈起家族历史，但始终重视培养我们的价值观。我现在对女儿说，人生要不断探索前行，有时候要连滚带爬，但就是不能犯同一个错误。”

　　两个女儿出门在外，夫妻俩是否希望她们能回到新加坡自己身边？陈莹说：“我们希望这样，但不会设限，由她们自己决定。年轻的时候开阔眼界，多一点经验，对将来有好处。”(沈越)

　　作者：沈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