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经验提示中国什么

　　大国崛起经验提示中国什么

　　中国今天面临的道路，不可能照搬照抄某一个过去大国，甚至可能需要独创一套全新的道路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华杨士龙

　　15世纪以来，先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俄罗斯）和美国9个国家在不同时段占据了世界舞台的大国地位。“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冷静并深刻解析大国崛起现象，思考和领悟其背后蕴涵的玄机，无疑对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内部动力与先天条件

　　大国的兴衰根本而言源于内部的动力，其中重要因素包括制度安排、创新能力、持续增长等，而自然禀赋则是它能否崛起的先天条件。比如，拥有一定的领土空间，相对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一定的人口和自然资源等。历史上一些小国也曾经有过短期的、飞跃式的发展，但因体量有限，其发展往往仅具有地区效应，并不能影响世界体系，因此不至于被认为是“大国崛起”。同时，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体量，其发展往往也具有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很难在以“百年”为计算单位的历史中留下深刻印记。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可以改变一个国家自然禀赋的意义。例如，在造船业不发达时，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小岛国，很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而造船业的发达使英国和日本的岛国地形反而成为了某种有利的地理优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只需将主要资源投向海军，即可维护自己的本土安全和全球地位，这比法国和德国这种濒海陆地国家显得更为有利。又如，稀土、石油等资源，都是在材料技术或内燃机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成其为有意义的“资源”的。在出现相关技术之前，一个国家拥有稀土矿或优质油田，对国力并没有意义。

　　此外，在人类交通和通讯并不发达时，广阔的国土面积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一国的优势，因为对国内进行有效统治和动员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任务。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等规模的国家往往可以成为崛起国家。而在交通和通讯手段发达后，地理和人口意义上的大国，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体量优势。美国和苏联（俄罗斯）均属于这一行列。

　　产业地基与社会整合

　　工业革命之后崛起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充分体现出，一个国家要实现崛起和长期发展，首先要有产业作为地基。而葡萄牙和西班牙则是非正面典型。

　　在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利用海上贸易和海外殖民掠夺积累起了巨额财富，一度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国家。掠夺的巨额财富来得过于容易，以至于两国均深度依赖于这种旧有模式，既未将财富转化为生产力，也未充分意识到发展产业和技术的意义，只是打算躺在殖民地身上过日子。在后发的荷兰和英国等国崛起时，葡、西两国不仅缺乏产业支撑的经济竞争力，也缺乏产业（如造船工业）支撑的军事实力。这使葡、西两国的衰落迅速而彻底，而且在很长时间里成为欧洲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

　　相比之下，英国在崛起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产业发展的效果。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使得英国可以大量制造比其他国家更为价廉物美的商品，可以用更少的费用建造比其他国家更好的军舰，可以使整个国家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自身及殖民地的资源。其后，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成功复制了英国经验。而今，美国利用信息技术革命，仍在与之相关的部分产业领域占据明显优势，这是其当今世界地位的根本支撑。

　　一个国家的持续崛起，必然伴随着内部组织的创新与变革，包括必须实现国内社会的整合，妥善处理国内不同地方、不同族群的关系，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建立可以长期持续的机制。普鲁士向德国的转变，以及美国的发展都是典型的例子。

　　在普鲁士崛起之前，“德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地理名词。然而，通过19世纪的迅速发展，普鲁士通过战争和贸易等手段，以自身为中心，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整合了德意志，最终打造了现代德国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过程，也许今天的中欧会是另外一种局面。

　　美国的发展也是“阿美利加”从地理名词向国家概念转化的过程。直至19世纪前期，北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松散的，各区域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南北战争是这种矛盾综合爆发的结果。而值得思考的是，南北战争的结束，也正是美国完成国家整合，在联邦制中找到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平衡点”，并开始了真正的崛起。可以说，在德国和美国的案例中，国家的发展与崛起，都促进了国家的整合，而国家的整合反过来又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与崛起。

　　国际认同

　　历史和现实证明，国家软实力是大国崛起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和“推进器”。一国的崛起需要国际认同。从历史上看，崛起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国际认同，但并不能直接带来足够多的国际认同。这就需要一国自身努力争取国际认同，也就涉及到软实力问题。法国、英国和美国在此方面有不少经验。

　　法国的崛起，在文化方面尤其成功，这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17～18世纪欧洲的文化中心。法国的建筑、歌舞、绘画、音乐等，成为欧洲各国效仿的对象。各个国家上流社会纷纷学习法语，并以去巴黎旅行和居住为荣，自然有利于法国争取更多的认同。

　　英国在崛起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媒体的作用。在电报等通讯手段刚刚普及、报业兴起后，英国极为重视舆论的作用，运用大众传媒等手段，争夺道义制高点，争取国际支持，并将对手妖魔化。“一战”之前，德国在此方面吃亏尤甚。

　　在崛起国家中，应当说美国对于软实力的打造是最为成功的。美国不仅继承了英国对舆论的重视与运用，还通过媒体、大学、研究机构、文化产业等多种平台，在世界范围内直接争取民众（而非政府）的认同。这也是电视、电影和互联网等大众传播手段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做到的。

　　值得提醒的是，软实力并不是简单的、狭义的“文化”，它同样涉及到产业，涉及到复杂的政经运作。而且，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区别有时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有重叠的。例如，美英资本长期主导着全球金融信息的采集和发布，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媒体或“专业媒体”的范畴，可以列为“软实力”。但同时，这种地位也切实有利于美英加强其金融和财政实力，这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硬实力”。

　　后发大国的难题

　　其一，“危险地带”。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中，可以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所谓的“危险地带”。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19世纪后期德国的决策层。他们在论证如何在海军方面赶超英国时发现，后发的德国一旦启动海军发展，将会面临一个漫长的“危险地带”，在此期间，德国海军的迅速发展将会刺激英国，而德国海军的规模又尚不足以与英国海军相抗衡，这将使德国海军陷入危险的境地。

　　如果将这一概念拓展至综合国力的对比，就会发现，在后发国家赶超当时的头号国家时，往往会出现一个“危险地带”，此时，后发国家国力的迅速发展已经刺激了头号国家，但尚未能够改变旧秩序或取代头号国家。在此期间，头号国家通常会想方设法阻止后发国家的发展。历史带给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一“危险地带”，后发国家应当如何处理与头号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迅速而安全地通过这一“危险地带”？

　　其二，周边关系。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周边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头号国家在成为“头号国家”的过程中，往往与后发国家的周边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合作，例如同盟或传统友好关系等。那么，后发国家在追赶头号国家时，该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此方面，“一战”前的德国实际上是典型的失败案例。在19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俾斯麦的精心运筹下，德国维持了与周边国家相对平衡的关系，最起码能够做到不同时与多个大国为敌。俾斯麦充分注意到给对手留下“后路”和“生存空间”，注意不给德国树立“死敌”。因此，尽管新兴的普鲁士当时陆续进行了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但并没有在欧洲陷入孤立。甚至直至1905年，德国与俄罗斯还一度签订过同盟条约。

　　但是，由于后来外交政策的失败，至“一战”前，德国已同时与三个周边国家为敌，其中一个是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英国，另外两个则是欧洲除德国以外最强的国家——法国和俄国。而且，法国和俄国分别位于德国的东西两翼，使德国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地缘窘境。在“一战”期间，尽管德国依托强有力的铁路运输，以有限兵力维持两线作战，但其最后失败却在很大程度上于开战时就已注定了。

　　类似的国家还有日本。实际上，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至“二战”战败期间，始终未能解决与周边国家关系问题。当然，这也是其对外殖民扩张政策的需要造成的。这一问题给日本造成的深刻影响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而“二战”后的苏联也是未能处理好周边关系的案例。苏联在地缘上主要有西方、南方和东方三个方向，在西方，苏联在东欧建立了卫星国体系，这种体系并不是平等的，而是以苏联为“家长”的秩序，这种体系显然是难以持久的；在南方，苏联“伸手”过长，最终陷入了阿富汗的泥潭；而在东方，苏联未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这使其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既要在欧洲保持军事高压，又不得不在对华方向投入相当资源，在地缘政策上是极为失败的。

　　其三，竞争方式的选择。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在后发国家追赶头号国家的过程中，如何选择竞争手段，是和平竞赛，还是军备竞赛，或是战争？如果是战争，是直接战争，还是代理人战争？美国与英国交替占据头号国家位置期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和平竞赛实现的。美国综合国力的崛起实际上始于南北战争之后，但直至20世纪初，美国始终未明显挑战英国的全球霸权。这约半个世纪的和平竞赛，为美国后来利用两次世界大战机会登上霸主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列强之间的竞争往往体现为军备竞赛，其中海军的造舰竞赛是典型案例。由于财政、工业和技术能力不同，各国承担军备竞赛的能力不同，军备竞赛确实可以淘汰一些对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德海军竞赛中，英国不仅保证了自己的海军优势，还迫使德国在海军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在“一战”中，德国耗费巨资打造的大舰队作用有限，如果将这些资源中的一部分用于地面力量，也许作为关键之战的马恩河等战役结果就会不同，而“一战”的进程也会大不一样。

　　在美苏之间，竞争的方式更为直接，那就是和平竞赛、军备竞赛和代理人战争。在和平竞赛中，美国通过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高速发展，成功地在民众生活水平上甩开了苏联。在军备竞赛中，双方基本上平分秋色，均投入巨大。而在代理人战争中，美国、苏联分别在越南和阿富汗栽了跟头，而使对手获益。其中经验值得体会。

　　在部分情况下，后发的崛起国家与头号国家也会发生直接冲突，例如“一战”中的英德两国。但实际上，后发的崛起国家都会避免在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前主动寻衅。而掌握既有世界秩序的头号国家，往往却会用各种方式迫使或引诱后发国家走向条件并不成熟的战争。这是每一个后发的崛起国家都必然面临和必须应对的挑战。

　　大国手中的“双刃剑”

　　结盟是国际关系中的传统现象。但对于正在崛起或已经崛起的大国而言，结盟往往是一柄“双刃剑”。

　　无疑，结盟可以加强己方的实力，削弱对方的实力。通过结盟，一国可以获得更多军事力量的帮助、更多的资源、关键性的海峡和运河、从另一方向对于对手的牵制、更多的国际支持等益处。这也是为什么诸多国家一直都对“结盟”这一手段趋之若鹜的原因。

　　然而，结盟也有硬币的另一面。例如，如果一个大国与另一个国家结盟，意味着两国因另一方而卷入战争的机会更大。“一战”的爆发，虽然有其深层次的根本原因，但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同盟国与协约国两个同盟集团事先结成了复杂的盟约关系，致使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双方均无法避免启动总动员及宣战程序。根据美国学者杰克·莱维（JackS.Levy）的分析，在过去5个世纪组成的117个军事同盟中，有70%的同盟在组成5年之内就有成员国参与战争（16世纪为100%，17世纪为56%，18世纪为67%，19世纪为28%，20世纪为87%）。这说明，同盟确实使战争更为频繁。

　　又如，选择结盟对象极为重要。在选择结盟对象和订立盟约时，至少要注意以下问题：其一，结盟带来的总体收益应当大于己方为结盟付出的成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均选择意大利作为盟友，但并没有获得事先期待的效果。在“一战”中，意大利在看到德国未能在战争初期击倒法国后，即于1915年转向协约国阵营，给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南线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在“二战”中，墨索里尼政权统治的意大利虽然十分卖力，但其贫弱的作战能力未能帮助轴心国在地中海确立优势。意大利甚至始终未能拿下距离西西里岛不足100公里的马耳他，这使得英国方面一直得以维持地中海航线，并勉力支撑北非战局；同时又造成德国在对苏作战最关键的时期不得不分兵北非，分散和损失了大量资源。

　　其二，应当避免己方由于同盟关系而陷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战争，这对于大国而言特别重要。例如，如果一个大国与小国订立十分明确的攻守同盟，有时反而会助长小国在对外政策上的强硬姿态，这将造成大国被小国盟友拖入战争的风险增加。另外，明确的同盟关系一旦建立，将使大国背负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往往会减少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回旋空间。

　　在此方面，美国有过不少教训，因此也有一些经验。因此人们可以看到，今天美国结盟时，力图在同盟关系中为自己留下最大的回旋余地和空间，在各种文件中往往留下最充分的解释余地。例如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的解释是钓鱼岛施政权属于日本，因此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但在主权问题上美国又“不选边”。这使美国既能避免为日本的冒险行为“背书”，防止被日本无端拖入与中国的冲突；又能继续保留在此问题上的存在感与发言权，为自己留下利用这一问题的“抓手”。同样，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一方面在怂恿和鼓动个别国家对华对抗，但同时又不会作出任何明确的承诺，更要避免陷入责任明确的同盟关系。

　　总之，结盟是一种重要的战略选择，也是在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常用手段。但是，在论证和使用这种方式时，必须十分清醒并非常充分地考虑结盟带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效应，避免为“双刃剑”所伤。

　　不一定要战争

　　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战争是大国崛起的“试金石”。那么，历史确实是这样的么？从过去大国崛起的历史看，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却不全面。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以对美洲和非洲的殖民战争起家的，其崛起直接源于战争。但由于其并未将财富转化为产业和军事能力，在其后的战争中输给了荷兰和英国。

　　德国和日本在此问题上有共同点：它们均是在关键性的战争中完成崛起的，比如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之于德国，以及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于日本。但是，它们过于追求战争手段，因此后来分别负于关键性的大战。战后，德国和日本迅速恢复和发展，成为了世界重要的经济大国。但是，这是以它们放弃“争霸”目标为前提的。

　　英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战争。其中，在反拿破仑战争中的胜利，使英国进入了其后长达约一个世纪时间的巅峰时期。但值得深思的是，在“一战”和“二战”中，英国虽然打赢了战争，但却失去了帝国和头号国家的地位。特别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战间期”，英国并没有有效利用战争成果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国际体系，反而在“国联”和对德外交问题上屡屡出现昏招，不仅在结果上加速了“二战”的爆发，还直接造成了战后整个旧帝国体系的解体。

　　苏联在“二战”中是对德作战的主战场，其在“二战”中的胜利也是其战后地位的重要基础，是其成为世界两强之一的起点。但是，苏联的最终失败，也与战争密切相关：长期的、高强度的战争准备和军备竞赛，不仅成为苏联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而且反过来影响了苏联的国家整体发展，使苏联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呈现明显的“战时”或“战备”色彩，损害了经济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压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苏联后期，阿富汗战争的久拖不决，又成为压倒整个联盟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客观地说，苏联在“二战”后直接参与的战争并不频繁。但其最终解体又与“打仗”这件事情息息相关。其中的教训值得思考。

　　美国走上巅峰的契机无疑是两次世界大战。在这期间，美国依托远离欧洲中心的地缘优势和迅速增长的综合国力，成功地在两次大战的前半期置身事外，并在后半期寻机加入战争并一举决定战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战后力争实现有利于自身的长期机制安排。这种尝试在“一战”后因英法主导国联而失败，并在美国造成了一定的孤立主义倾向。但在“二战”后却以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而获得成功。在对待战争特别是对大国战争的问题上，美国相对来说是较为谨慎的。但是，从历史上可以看出，美国对局部战争的态度似乎并不谨慎，这使其在越南战争中遭受了重大挫折，险些动摇冷战全局。进入本世纪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对其综合国力和世界地位也造成了重要影响。可以说，美国在“大战”问题上处理得较为成功，但却多次因局部战争而影响全局，这种颇具戏剧性的历史现象很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综上所述，从历史看，大国崛起的经验和教训极为丰富，其中存在规律性现象，但又并无一定之规。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社会获得了极大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明显加快。很多过去时代的规律，在今天也许不再适用。但同时，很多历史经验和教训今天也许仍能作为人们思考现实问题时的精神营养。中国今天面临的道路，不可能照搬照抄某一个过去大国，甚至可能需要独创一套全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