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党员抗拆被通缉 警方回应：说你有罪就有罪

　　因不配合政府拆迁，常松峰和65岁的父亲常振兴双双变成了网上“通缉犯”，不得不“亡命”天涯。得知被通缉的那一刻，刚做完手术的常振兴，这个一辈子受村民爱戴、曾因别人说一句共产党坏话就跟人红脸的忠诚党员，一瞬间泪流满面。“全部根源在拆迁。”镇领导在电话中对常松峰说，如果你配合拆迁，其他事就都不是事了。父子俩清楚，因为拆迁，他们成了杀给猴子看的鸡。

　　在拆迁屡屡拆出恶性事件，拆迁手段不断花样翻新的今天，这样的事情似乎也见怪不怪了。但这不能成为我们视而不见的借口，也不能成为地方政府一再使用的手段。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并表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怎样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当前各地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热潮中，应当成为干部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法治周末记者陈霄

　　发自河南林州

　　知道自己被网上通缉的那一天，河南省林州市姚村镇村民常松峰正在北京一条不知名的街上。炎炎的烈日下，那个致命的电话打了过来，电话那头出于好意的初衷并没有丝毫减轻这头接听者的惶恐在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眼里，通缉，这个几乎可以跟罪大恶极相等同的字眼，在电视上、报纸上、新闻里、十万八千里远的距离，瞬间砸落在他身上，没得闪避。

　　“记住，别从车站买票回来，不要用身份证……”电话那头还在嘱咐着，常松峰回过神来，跟朋友道了谢。转身，他向一辆空驶过来的出租车招了招手，钻了进去。

　　汽车驶向北京武警总医院，他的父亲常振兴刚刚在这里做完了颈椎手术，这是他们此行来北京的目的。随后呆在北京的几天，常松峰再没敢回到之前入住的酒店，他一直留在医院，直到朋友开车把父子俩捎离。

　　常振兴坐在后座上，脖子上的固定器在颠簸的车程中戴得极不舒服，他一路上都在唉声叹气，不是因为手术，这个65岁的老人怎么也想不通，一直被优秀党员干部光环包围的自己，居然成了网上追逃的通缉犯。

　　“亡命”天涯

　　通缉令是在8月底下发的，距离现在已经将近3个月了。

　　这些日子以来，常松峰过着避世的生活不回家、不见妻儿、不用身份证，极少出门，尽量不在公众场所露面，每天的日子机械性地重复：看电视、上网、吃饭、睡觉，即便这样，体重也在两个多月内迅速地降下去，减少了20斤。

　　偶尔，他也会打个把电话，了解家里人的状况。但这种日常的问候往往是种奢侈，因为他被当警察的朋友警告，任何试图与家人联系的举动都是危险的，会暴露他的行踪。

　　当然，接到他的电话对于家人来说也是奢侈的，因为他此前的手机号早已弃用，妻子张永玲没法联系上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过多久才能在遥远的通讯工具那头听一听他的声音，知道他还算安好。

　　“我已经半年没有见过他了。”话刚出口，这个外表看起来很精干的女人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常松峰的惶恐和紧张在慢慢缓解，在朋友的劝解下，他有点想通了：“我既没违法，更没犯罪，为什么要害怕呢？”

　　从刚开始听到街上呼啸而过的警车发出的鸣笛声就吓得心惊肉跳想找地方躲藏，到现在终于敢到所住小区的门口透透气，散散步，常松峰自嘲说，他可能有点习惯了。

　　常振兴，这个一辈子受村民爱戴却不得已因病从村支书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党员，完全不能接受自己成为网上追逃人员的事实。

　　在北京刚进行完自己人生的第二次大手术，躺在病床上，常振兴得知了这个“噩耗”，这个曾因别人说一句共产党坏话就跟人红脸的忠诚党员，一瞬间泪流满面，那段时间，身边人听他念叨得最多的是：“没有想到，临老落得这样……”

　　回到河南后，因父母的坟地搬迁，常振兴冒险回了趟家，在一个初冬的晚上，悄悄地，“像小偷一样”，躲着不出家门，从来不出现在一楼的厅堂里，从来不敢走到阳台，接近窗口时永远小心翼翼。

　　父子俩是同一天被“上网”的，他们习惯这么说，避免用“通缉”这个自己都很难接受的字眼。

　　父子俩很像，这甚至能从通缉令(公安系统内部网上的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上)上看出来，两人的体貌特征都是八个字的描述：大头，三角眉，椭圆眼。虽然涉案案由风马牛不相及，但两人的编号相连。

　　祸起拆迁

　　既不同于悍匪周克华杀人越货，也不同于血洗宿舍的马加爵，常松峰犯的事儿，是偷税，依据“网上通缉令”，他涉嫌在2009年和2010年度偷税12万元。

　　这个指控令常松峰措手不及，2006年在姚村镇镇政府公开招标时中标，投资建设起姚村镇汽车客运站几年来，他从不知道有什么该缴的税没缴，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来自税务所的催缴通知。

　　姚村镇汽车站紧临镇的中心马路，过去全部用于出租给商户当商铺，跟这个地方多年来形成的习惯一样，承租的商户负担该房产生的各种税负，家家如此，年年如是。

　　常松峰被指控的偷税据称问题正出在这里，有一天他接到税务局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商户代缴的部分税有问题，因为承租的商户给他代缴税全没有他的名字，而是商户自己的签章。

　　他觉得这个理由很荒谬，多年以来林州出租商铺缴税方式向来如此，即便签章非他本人，但税务局并没有遭受税款的损失。常松峰没有理睬。

　　在常松峰“亡命”天涯的两个多月来，张永玲见得最多的人，是派出所过来的民警和镇里负责拆迁的官员，听得最多的话，就是“跟你老公联系没有？赶紧叫他回来，回来跟政府谈房子的事，谈好就没事儿了”。

　　一开始，张永玲很生气，她认定这些人是害得丈夫有家不能回的罪魁祸首，她总是很直冲冲地质问回去：“为什么抓他，他犯了什么罪了？”

　　对方回答：“偷税漏税都是罪。”

　　张永玲并不示弱：“整个姚村镇都是这样缴(税)的，为什么别人没罪，就我们有罪？”

　　对方：“说你有罪你就有罪。”

　　常家人完全清楚这种指控源于正在进行的姚村镇拆迁，常松峰的汽车客运站刚好是这次拆迁地段的首户。连他12岁的儿子都模糊地意识到了这点。

　　那次因感冒去医院打吊瓶，看到别人都有父母陪同，儿子恳求张永玲，给爸爸打电话让他回来吧，我想他了。这个12岁的男孩并不十分清楚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已经有几个月没见到爸爸和爷爷了，他只隐隐地意识到有问题，怯生生地问：“是不是我们不拆房子，爸爸就不能回家？”

　　已经从村支书岗位退下来9年的常振兴，则是因为涉嫌职务侵占“被上网”，网上通缉令的签发事由是“在1997年至2004年任本村支书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将村委会的50267元现金长期占为己有”。

　　这在此前早有预兆。此前有一天村委会的会计曾给常振兴打过电话，说不知道为什么，镇里把1985年以后的账目全部拿走了，要查账。

　　1985年正是常振兴进入村委会任职的时间，他心里明白，于是安慰会计说，放心吧，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愿意怎么查就怎么查吧。

　　在此之前，常振兴开办的但十年前已停产的木糖厂，也被税务机关翻查了历年的纳税资料，但稽查结果却没有下文。

　　1997年木糖厂改制成功时，常振兴在林州“可红了一阵，大会小会，到处演讲，作为改制的典型大力宣传”，而正是这次改制时留的尾巴，使他遭难。

　　据老人自己说，改制后村委会确实有5万多元钱，后来因为村里修水利工程，村委会缺钱，他从自己的木糖厂垫付了十几万元，村委会便将仅有的5万多元抵偿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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