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试图重新界定中日关系

　　日本右翼试图重新界定中日关系

　　尽管才11月中旬，日本有些媒体却将中日关系提前定位进了“对决”和“开战”的寒冬状态。媒体炒作新闻并不稀奇，但如此集中炒作“日中开战”，应该是中日邦交40年来的第一次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陈言 | 东京报道

　　一走出东京国际机场，乘上通往市内的轻轨，便无法不注意到车厢内悬挂的各种杂志广告。而这一次，封面几乎都与中国有关。

　　“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命运之对决”---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月刊《文艺春秋》，在轻轨上打出的广告，用了这样醒目的标题。买回来读了读，主打文章即出自日本著名右翼、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石原在文章中大谈的是“改变国家，改变日本人”，并且首先“要在领土问题上对中国摆出强硬姿态”。

　　另一本周刊《SAPIO》更是单刀直入---“日中开战的全预测”。“这已经是该刊连续刊发的第三次关于‘日中开战’的封面文章了”，一位日本媒体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尽管才11月中旬，日本有些媒体却将中日关系提前定位进了“对决”和“开战”的寒冬状态。媒体炒作新闻并不稀奇，但如此集中地炒作“日中开战”，应该是中日邦交40年来的第一次。

　　记者在日本采访期间也观察到，日本正出现一股彻底否定“中日友好”的舆论，将已然寒意瑟瑟的中日关系推向更令人担忧的境地。

　　石原公开否定40年“日中友好”

　　《文艺春秋》11月底出版的一期封面文章是《2013年日本的100个论点》，还是让石原慎太郎打头阵。他写的第一个论点就是：“日中友好，欺骗与幻想的40年终于结束”。

　　在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建交至今的40年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日中友好”都是被普遍接受的基本交往准则。在日本，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持。上世纪80年代后期，如果谈起在中国做铁路或港口等大项目，在日本基本上不会听到反对的声音。

　　再往后，中国出现了很大的市场和很多的商机，日本企业开始热衷于去中国赚钱，把开拓中国市场看成头等大事。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纷纷到中国设厂、扩大销售渠道，并开始思考利用中国的研发能力，在中国开发新产品，拓展世界市场。

　　但是，这样本来充满希望的势头，在2012年由于石原等人的炒作和破坏，出现了挫折。石原在《文艺春秋》的文章中，首先谈到了1973年成立的“青岚会”，那是一个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成立，以搅乱中日关系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右翼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有这样一些组织的存在，才有了今天被搅乱的中日关系。

　　用石原的话说，他们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一天开始，就在竭力阻挠这个关系的正常发展，现在终于“在中日之间打开一个缺口，并让这个缺口成为中日关系之大堤彻底毁坏的突破口”。

　　而谈到应对中国方面对于领土问题的强烈反应时，石原居然态度十分“坚定”地表示：“对中国该采取强硬的态度”⋯⋯“靠近者，斩！”

　　消失了的“搁置争议”

　　现在在日本政府的正式表态中，已经不再提及对中日领土问题“搁置争议”的共识。

　　在9月11日日本宣布将钓鱼岛收归“国有”以后，日本便不承认当年曾达成的“搁置争议”的共识。“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我们能承认的是存在外交问题。”日本副首相冈田克也说。

　　但本刊记者采访到的日本学者却坦言，从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到当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记录。

　　一位学者从自己的书架上拿出了《世界.日本.爱》。这是在1981年当过日本外务大臣的园田直的个人回忆录，其中不少地方谈到了他与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数次会面。这位学者翻开贴上纸签的几个地方，对本刊记者说，在准备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中国方面数次提出过钓鱼岛问题，双方决定把这个问题交给后人解决，因此没有立即作出结论。“从园田直的回忆录中，能找到相关的记述。”他说。

　　“张香山（参与谈判的中国外交界官员）的回忆文章中，也反复说到过这件事。”这位日本学者说。

　　而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态度变化的一个关键节点，是2010年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艇撞击中国渔船事件。在那次事件中，时任日本国土交通大臣的前原诚司喊出了要“按日本国内法有序处理”中日领土相关摩擦的说法。

　　“我清楚地记得2010年9月7日撞船时的往事。”曾在民主党内阁内负责东亚事务的学者松本建一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据松本回忆，当天深夜12点，正在国外参加活动的首相菅直人打电话给留守的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下令抓捕撞船的福建渔民。凌晨3时，仙谷给睡梦中的松本打电话知会此事。

　　“在自民党时代，每次抓捕了中方渔民后，便马上释放。但民主党时代，特别是律师出身的大臣们，第一反应是应该用法律来处理相关问题，于是便有了‘按日本国内法有序处理’的说法。”松本说。

　　至于为什么没有外交方面的官员出面向民主党政治家解释中日在领土问题上的处理惯例，松本说：“我觉得是因为民主党宣称要把日本从官僚支配国家，转变为民选政治家来制定推行国家政策。官僚对此不满，便以怠工、不合作的方式对付民主党内阁。”

　　于是，官僚与政党联合治理模式下的日本，在对华外交方面体现出了很多的前后不一致和不顾大局，并日积月累，最终导致了2012年的日中关系最低潮。

　　归根到底是始终未曾深刻反思战争

　　归根到底，日本现在出现了重新界定中日关系的声音，进一步背离友好和搁置争议的大局，是缘于多年来未曾深刻反思的历史观。

　　上世纪50年代就追随日中友协创始人西园寺公一，并为1972年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南村志郎先生，在11月17日对本刊记者说：“在日本与中国谈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反复强调过一句话，就是加害者不该忘记历史。但现在情况是：侵略战争的加害者要忘记历史。”

　　可资佐证的是，9月14日，安倍晋三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特别强调：“我对未能在首相任职期间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悔恨至极。”如果在12月16日的选举中一切顺利的话，安倍率领的自民党很可能成为众议院第一大党，安倍也可能再次出任首相。

　　如果当上首相是否要去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未明确表示。但日本政治家总是以参拜靖国神社来说事，更多是要显示出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在历史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是在把加害他国的恶果，美化成一种对日本国家的伟大贡献，是对历史丑恶的一种忘却和扭曲。

　　不久前在早稻田大学的一场公开讲座上，该校名誉教授毛利和子指出，当年对战争处理的不彻底，是导致今天中日关系出现剧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历史认知上的隐患，被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日本政治家继承下来以后，就表现为现在的日本严重缺乏历史观，听任甚至默许领土争端在某些右翼的鼓吹下不断恶化的遗憾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