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病房主任称被问最多“我孩子能活多久”

北京地坛医院外科正在为艾滋病患者进行腹膜后巨大肿瘤切除术。范明璋 摄

精心救治艾滋病感染儿童。 范明璋 摄

　　艾滋诊室与其他诊室没有不同

　　每周二，是赵红心出诊的日子。这个周二，记者赶到位于朝阳区北皋的北京地坛医院，和赵红心一块出门诊。

　　赵红心的诊室位于门诊楼二层，夹在众多的感染疾病诊室之间。这间诊室没有任何特殊的标志，内部陈设与其他诊室完全相同：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三把椅子，一张诊床。每个周二，赵红心在这里接诊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其他的时间，这里还会就诊各种感染疾病患者。

　　“发现多久了？做过检测吗？有什么症状？”临近中午，诊室里来了一名初次就诊的感染者。

　　赵红心抛出一串问题后，伸出手，摸了摸患者的淋巴结；随后又拿出压舌板：“来，张开嘴，看看口腔。”在进行这些基本检查时，她就穿着一件普通的白大褂，没有任何多余的防护，以至于患者有些迟疑地说，“赵主任，您戴上手套吧……”赵红心干脆地说，“没事！”

　　在这一天的门诊中，赵红心接诊了10多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赵红心说，这段时间接诊的最小感染者才17岁，是一名高二的学生。很多年轻的感染者和患者是在家长的陪伴下一块来就诊的，他们会问：“大夫，我这孩子还能活多久？他将来怎么办？”每次遇到这样的家长，赵红心都会说：“活下去没有太大的问题，难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病人给我记考勤呢”

　　赵红心是“艾滋病圈”里的名人，很多艾滋病患者都是慕名而来。

　　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病房，是赵红心最熟悉的地方。病房里一共有30多张床，但长年加床，患者来自全国各地。“这个病人合并了结核。”“这个小伙子刚查出来有疱疹。”“这位患者明天可以出院。”

　　别看赵红心看起来有点大大咧咧，可实际上心细着呢，患者的病情都刻在她脑子里。

　　记者跟着赵红心刚走进病房，患者和家属就围了过来。“赵主任，孩子从昨天就念叨您，就盼着您来呢。”“主任，一看见您，我的病就好了一半。”

　　赵红心说，没有特殊情况，一般她都会在病房里面“泡”到晚上七八点钟。有一次赵红心外出开会，回来后查房时，有位患者抱怨说：“您可好几天没来了，看不见您，我心里这不踏实。”

　　“好家伙，病人给我记考勤呢。”

　　“你这不是艾滋病，是心病”

　　多年在艾滋病领域工作，赵红心和一些艾滋病患者成了朋友。艾滋病患者喜欢这个大嗓门的医生。

　　周二出门诊临近下班时，来了一个“恐艾”的“患者”。他在一年前曾经有过一次高危行为，之后的一年就开始了治疗“艾滋”的过程。他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但是反复检查仍不能证明他得了艾滋病。赵红心说，“你这不是艾滋病，是心病。”“患者”还是认为自己有病，“你有钱没地儿花了吧！”不温柔的赵红心大着嗓门说，“从今天开始，你不用看艾滋病了！”

　　2003年夏天，受卫生部委托，赵红心作为艾滋病医疗专家到河南艾滋病高发村工作。当时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还停留在“洪水魔兽”的层面上。来到工作现场，环境十分简陋：没有诊桌、诊床，甚至没有白大褂、没有手套、隔离衣、口罩，看病只能坐在老乡家炕上或长条板凳上。许多感染者都进入了发病期，有的已经出现了并发症。平时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的口腔糜烂、皮肤溃烂、痒疹，在那里都看到了。没有口罩、手套，赵红心只能徒手操作查看患者。有些患者长期得不到医治，再加上卫生条件差，身体发出的气味刺鼻难闻。半天下来，赵红心看了十几个病人，后边还有许多排队的老乡等着。赵红心感到头晕眼花，心里起急上火。就在此时，她觉得背后有了阵阵凉意：一个老大妈，扒拉开人群，拿着芭蕉扇在给她扇风。

　　一年后的秋天，村里的四五个老乡背着麻袋来到北京地坛医院找到赵红心。打开麻袋，老乡们说：这是石头妈送的白薯；这是老赵家做的粉条；这麻袋是小高家种的花生……

　　这个医生不温柔，但是患者喜欢她。

　　后记

　　赵红心

　　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一科主任。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本报记者 贾晓宏 通讯员 陈明莲 J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