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被轰背后：将大众情绪视为不具理性的批判

    在北京大学剧院的昆曲专场，主办方邀请于丹教授作最后的总结发言。根据惯例，于丹自然要谦虚一番。在这个昆曲专业人士云集的场合，于丹纵然熟悉昆曲的门道，她也只能以普通观众自居。所以，她的开场白是要代表在场观众说几句话。但北大的学子们不买她这个账，不愿意“被代表”，高呼于丹下台。于丹遭遇这一出尴尬，就她个人的人生经历而言，多么意外呀！作为一位文化明星，于丹每一次出场，都可以用量化的真金白银来体现出她的实际价值。我遭遇过各种社会名流，他们 中有一些人就四处打听于丹的联系方式，希望能在某个活动中请来于丹教授，让整个场合变得流光溢彩、活力四射。因此，于丹是属于大众的。她是大众意义上的文化明星，而非专家意义上的权威。大众明星是要四处走穴的，就像影视明星除了拍戏唱歌之外，还要出席名流晚宴、代言广告一样。没有人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妥，除非哪位明星被曝代言某种伪劣产品。这是现实世界的逻辑，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于丹出席北京大学剧院的昆曲专场，其实也只不过是大众明星的一次“例行公事”。由她上台说几句客套话，或许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但这是主办方不可缺省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形式就是内容。

　　如果要说于丹与那些纯粹的娱乐明星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于丹的社会身份又是从属于专家系统的。于丹是名牌大学的教授，还是博士生导师。从这个身份去辨认，于丹又应该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可以这么说，于丹是从专家系统里走出来的大众明星。这就是于丹身份的微妙之处。也许于丹的学问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苍白，但专家系统有着自己的顽固的游戏逻辑，它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夸夸其谈的文化明星不过是投机取巧的学术贩子。如果你置身于一所由各种各样的专家堆积起来的学院里，你就会随时发现，即便是混迹于学院之内的最不学无术者，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表达对于丹教授的鄙夷态度。不能将此理解为一种“羡慕忌妒恨”的不良心态，而是因为在专家系统内部，已日益形成了一种关于专家的自我形象塑造。他们把自己想象成一群术业有专攻，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之内默默耕耘的人。即便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取得的成就很平庸，甚至在里面瞎混着，只要不跑出这个领域之外四处撒野，这个专家的形象就是完满的。我们无从知道于丹是否就是一个平庸的专家，但于丹以专家的连带身份扮演着大众明星的社会角色，却是专家系统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当于丹在北京大学剧院被轰下台的时候，我看到最兴奋的反应是来 自学院里的“专家”。他们对北大学生不吝赞美之辞，称他们表现出了北大人应有的骨气。在于丹被轰下台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专家系统的一种集体意见，他们显然试图保持与大众文化符号之间的界限，不愿意让自己的微弱声音和专业权威被一个面向大众的文化明星所代表。

　　但在更多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形：专家系统受到了大众的起哄和戏弄。这几年来，来自网络社会的鲜活经验告诉我们，专家往往被网民们想象成一群无视常识、不通人性、为虎作伥的帮闲式“砖家”。每当有食品安全、交通事故、官僚腐败等恶性事件被曝光，必有专家被推向舆论前台批斗一番。专家的形象在网络江湖 之间被肆意丑化，恰恰是缘于大众对专家系统的可靠性和合法性的怀疑，甚至是一种情绪上的恶意否定。近年来，有知识分子总结出，这种对专家的仇恨情绪主要是来自民间的一种非理性的反智潮流。显然，这还是站在专家的内部视角对大众的挑战作出回应。他们总体上将大众视为情绪化的乌合之众，不具有理性批判的能力。因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两种相反的情形，一方面是大众对专家的丑化，一方面是专家对大众的鄙化。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中各种矛盾的一个重要层面，在这个层面往内探视或往外扩展，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大众系统与专家系统之间的界限，或许可以看作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结构。但两者的水火不容，甚至 反目成仇，则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种病态式反应。这种病态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症状。一方面是在市场社会内部，一个不具有明显的身份辨识度的大众群体在兴起；一方面是在国家社会内部，一个以专业体制为归宿的专家群体在上升。这种群体分化，不可避免导致某种结构性的断裂，断裂之后则是矛盾与冲突的表层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已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隐隐感觉到了这种趋势和危机。但他们更多是停留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这样一种内部反思，并不曾预示到在本世纪初，大众系统与专家系统之间会演变为一种结构性冲突。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现实。如果我们去问社会学家吉登斯，他会告诉我们现代社会大众对专家系统有着深刻的依赖性，他们将生、老、病、死等人生问题一条龙交给专家去解决；如果我们去问另一位社会学家克里斯·罗杰克，他会告诉我们，现代社会大众对明星有着同样深刻的依赖性，他们甚至将今生今世的灵魂拯救问题托付给了那些光鲜亮丽的明星。在当下中国社会，大众对专家与明星的依赖也同样与日俱增，却出现了比这种与日俱增更复杂的情况：大众与专家之间的相互偏见也在不断地加剧。这种矛盾甚至在一些突发事件中转移为专家 与明星之间的冲突。因为大众不具有可辨识的身份，与大众处于胶着状态的明星因而成了大众的替身。这其实是一场误会。无论是专家，还是明星，它们都具有面向 大众的互补性功能。于丹的“心灵鸡汤”，在那些专注于专业学术的专家看来，固然缺乏知识理性的深度。但大众是需要于丹的。如果无视大众的这种正当性存在，专家之所以“专”的人口基础也就不存在。（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