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利益新平衡：来自基层的中国改革报告

　　（奋进中国·十八大精神在基层）重建利益新平衡－－来自基层的中国改革报告

　　新华网杭州12月1日电（记者李柯勇、谭飞、沈锡权、詹奕嘉）尽管媒体已关注多日，目前，浙江温岭“最牛钉子户”罗保根的小楼依然“钉”在柏油路中央，而且通水通电。老汉告诉记者，政府几次跟他协商，但无人逼他强拆。

　　一个百姓和一级政府平等地坐在谈判桌前，个人利益得到尊重－－看似尴尬的窘境，折射出民生和社会管理领域改革的进步理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特别强调要协调、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畅通和规范诉求表达渠道。这些论述，无不体现了现阶段深化改革的一个关键指向：调整利益格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记者在基层调查发现，当前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多数源于利益失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些地方偏重利益创造，忽视利益的合理分配与畅通表达，在一定范围内导致了利益冲突。事实证明，利益失衡的发展不是可持续的发展。

　　珠三角，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沿，也是社会矛盾多发之地，特别是因劳资纠纷引发的上访、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自2010年起，广东尝试建立“劳资协商制”，在企业老板、中层管理者、广大一线员工之间搭建常设性利益沟通平台，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劳资纠纷，取得了实效。

　　参与创立这一机制的深圳市委组织部处长姚文胜形象地比喻说，利益好比一个人的血液，如果分布均匀，就会气通脉顺。什么地方血液过度集中，血管会破裂；什么地方严重失血，肌肉会坏死。要保持身体健康，必须完善免疫系统，那就是利益均衡机制。

　　在物质生活日趋富足的今天重建利益平衡，不能仅限于经济领域，保障民众政治、文化、精神等各方面权益是应有之义。

　　近日，为期7天的《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条例》网上立法听证会正在举行。这次全国首例网上立法听证会，不仅是要满足各种利益群体的期待，而且希望借助现代化手段，在保障民众民主权利方面先行先试。

　　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本科生黄翠英，被选为听证会18名陈述人之一。这个20岁的女孩提出“凡广州户籍城乡居民都应强制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建议，并和网友们持续互动。她认为：“提升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体现了国家权力走向公开透明的改革趋势。”

　　在改革“深水区”重建利益平衡，必然要触动既得利益，阻力是可以想见的。调整利益格局的“攻坚战”能否推进，在很大程度上要看领导层的胆识和决心。

　　安徽铜陵是记者所见公车改革最彻底的地方之一，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都是自驾私家车带我们采访。这个部门的公车数量已从5辆减为1辆，行政成本明显下降。这位副部长说，改革之初非议也很多，市领导力排众议，在公众认可的前提下大胆制订鼓励政策，“用私车办公事”就成了风气。

　　浙江嘉善县委“公开晒权”、广东顺德大部制和行政审批改革、四川白庙“裸账乡”、深圳公务员改革……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但凡进展显著的改革，都显示出了一种“自我革命”的精神。明哲保身占了上风，改革便裹足不前；敢于担当成了主流，改革就迎难而上。

　　然而，仅有勇气是不够的，调整利益格局的改革关键是要从实际出发，妥善处理增量利益与存量利益的关系。

　　今年7月，广东省中山市率先取消城乡户籍差别，为本地所有市民、农民统一换发“中山居民”户口本，从而成为全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急先锋”。不少农民喜忧参半：能和城里人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当然好，可是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宽松，每年还能从集体企业得到上万元分红，这些会不会也改没了呢？为此，中山制定了“变”与“不变”相结合的改革方案，在增量利益做“加法”的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优化，减轻了农民的担忧。

　　调整利益格局需要大局观。实践证明，只有通过科学的设计、公平的规则，让人们看到短期阵痛之后，可以有长远的、更大的利益预期，才能凝聚改革共识，减少改革阻力。

　　2010年深圳全面推行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计划把全市60%的公务员转向一线行政执法和专业技术岗位。起初并不顺利，很多人不愿离开“官本位”的升职老路。

　　但是，深圳实施了职务、职级和薪级相对分离的改革方案。在老体制下，“千军万马挤独木桥”，领导岗位少，很多人一辈子也熬不到副处级，待遇自然也上不去；而根据新办法，只要你考核合格，薪级将定期晋升，一个普通职员升到最高薪级，工资可能比局长还高。那些想当“官”的人，仍有公开竞聘等上升通道，只是比以前严格很多。

　　算开了这个账，大家慢慢就接受了。如今，这项覆盖4万多人的改革基本已全部推行到位。

　　“其实改革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没问题的，阻力来自少数人。”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敏这样判断。记者在基层采访的观感是，在现阶段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更高层次的利益平衡，推动发展，维护稳定，有必要，有条件，有空间，也有可能。

　　作者：李柯勇 谭飞 沈锡权 詹奕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