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政府号召煤老板捐款：劝捐还是逼捐引争议

　　政府：“劝捐”还是“逼捐”

　　在盛产煤炭的山西省和陕西省，一些煤矿老板在当地政府的号召下，或捐款或投资当地的公益事业。被外界称为"劝富济贫"。

　　起因很简单，煤老板们开采矿区给当地的地质环境生态带来了严重破坏，给百姓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再加之收入差距的拉大和农民心理的失衡，煤老板和当地百姓曾经严重对立。2009年10月，因为矿权纠纷，山西乡宁县白家峁发生血案，致4人死亡，14人受伤。原白家峁矿矿长、山西三兴煤焦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石金山自杀。而在几年前，山西乡宁县，曾有一个煤老板被绑架17次。煤老板们出门都需要带保镖。

　　"煤老板和当地百姓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政府必须要想想办法了。必须要引导煤老板走正路，不能让他们把煤挖光后一走了之，要给乡宁老百姓造福。"时任乡宁县县长张效彪说。

　　从2004年起，山西乡宁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倡导县里的煤矿实施"一矿一事一业"，一般煤炭每吨捐献30元，利润稍低的电煤每吨捐资15元，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一事)，或创办一个有利于带动农民增收的非煤产业(一业)。这个数字约占煤矿利润的三到五分之一。而早在10年前，陕西省榆林市下属的神木县店塔镇，镇政府以"吨位煤抽取一定环境污染补偿费"，统一收取后，统一解决矿区群众的塌陷补偿等问题。他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化解煤老板和当地百姓的矛盾，为当地百姓谋福利。

　　在陕西的神木县和府谷县，地方政府还出面组织煤矿老板实施"结对帮扶"，动员煤炭企业家捐助数十亿元的教育、医疗慈善基金。

　　如今，这种"劝富济贫"的模式被陕西省推广运用到国企身上了，从在国有资本收益预算中单列"社会公平调剂基金"，到直接引导国有能源企业参与地方民生工程。

　　但这种"劝富济贫"模式，引来"劝捐"还是"逼捐"的争议。

　　"任何企业，无论民企还是国企，都不会主动将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捐献出去。只不过与所在地村民及政府搞不好关系，首先是正常生产无法维持，其次企业要发展必须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才有可能从政府职能部门得到赖以长期生存的土地、矿产等资源。"陕西一国企领导道出企业在"劝贫济困"号召下捐款的深层原因。其言外之音就是，只有服从政府，企业才能生存，才能获得发展所需的土地、矿产等资源。政府表面是"劝"，但实质暗含威慑。

　　但当地的政府官员却不这样认为，乡宁县一名官员说："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做什么事都离不开政府推动。这是‘劝富济贫’而非‘劫富济贫’，靠的不是强制手段，主要是靠舆论、靠宣传、靠表彰。"因为煤老板投资乡宁县的项目由其自选，并与乡政府协商。钱不经过县政府，施工队也由煤老板决定。榆林当地官员强调，"民营企业家捐赠行为都是自己主动的，也是互相感染，政府只是起了一个引导的作用，让全县人民都享受到发展成果。"

　　不过，无论是"劝捐"还是"逼捐"，有政府官员认为这样做并无不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名官员认为，无论是陕北的民营企业，还是延长石油、陕西煤化、陕西有色三大地方国有企业，都是依托能源资源快速发展壮大的，企业以非市场化手段拿到极为廉价的能源资源，在能源需求极为旺盛的市场中赚取了巨额暴利，理应将资源红利向社会回馈。

　　富人：施舍还是救赎？

　　在山西，采煤、炼焦带来的环境破坏日趋严重。据乡宁县当地官员介绍，该县每年1000万吨的煤炭产量带来的隐形代价是7亿多元，"把乡宁的财政收入全贴进去都不够"。当地官员认为，应该趁着煤炭利润丰厚时发展接替产业，乡宁的"一矿一事一业"也许是一种可行的探索。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有人认为，煤老板的捐款其实是对自己暴富的"原罪救赎"。

　　中阳钢铁集团董事长袁玉珠对此并不否认："百姓对煤老板有看法，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挖了这么多年煤，没给家乡父老留下什么。作为现代企业家，必须要有道德的血液，这血液要流到最需要我们的老百姓身上。"从2005年起，袁玉珠宣布要连续30年资助一些贫困生读完高中。中阳钢铁集团还投资一亿多元兴建水库，开通生活专用管道，让当地百姓都用上了自来水。

　　山西金达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立农说："这些年来，我们挖煤开矿，赚钱是不容易，但主要靠的是政策的支持。地下的资源并不是我们的，只不过我们比别人捷足先登，抓住了机会。所以致富以后，拿出点钱来回报社会也是完全应该的。"他还坦承，每一个煤矿都不同程度给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带来了破坏，有的非常严重。

　　马立农每年拿出30万元，专门资助当地的大学生。金达集团近年来投入2.6亿元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棚户区改造，使2800多人从农村搬进了移民新村；还给当地百姓入了干股，每年给百姓分红。而金达集团煤矿所在的村里，再也没有出现村民闹事。

　　随着煤炭不断开采，金达集团煤矿所在的孝义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地表塌陷使得农业空间、收益都连年递减。马立农的思路是把土地集约化、规模化，以新产业带动村民致富。

　　长久：权力还是法律？

　　"劝富济贫"引来的质疑，还在于其是否"合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认为，政府是一个公共主体，只有税收才是政府主要的资金来源。一些地方政府的"劝富济贫"行为等于是创建了一个名为"慈善"的政府第二财政，而国家对于政府取得预算外的收入是严令禁止的。"虽然至今尚无法律明确规定和约束，但业界的共识很明确，政府应当为慈善事业创造条件，提供制度保障，而不应介入捐赠行为，这已成国际惯例"。

　　“‘乡宁模式’放大来讲，实际是政府主导、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模式，它存在产权上的问题。政府只能进行有限干预。宪法要保护个人财产，但乡宁这种行为在‘劝富’和‘劫富’之间找不到一个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

　　那么，"劝富济贫"模式的出路何在呢？

　　李曙光认为，解决贫富分化，可以完全用税收解决。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秘书长杨鹏则建议，在政府支持下成立一个煤炭企业公益基金会，把钱投入基金会进行规范管理，既实现了政府要求工业反哺农业的需求，又不和现行基本的法律相冲突。

　　"地方政府在利用行政乃至财税手段引导资源型企业济贫的同时，更应该将之上升到分配制度改革的高度，探索从机制、制度层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毕竟行政手段不具有强制约束力。"陕西省资深律师武广涛认为。

　　还有专业人士提出，从具体操作的层面看，可以由村民出面向煤老板提出补偿要求，政府居间调解签定协议。另外，政府的相关文件应该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获得最高权力机关的支持，才更有合法性。（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