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窃听风云” 齐红曾为上百官员拆偷拍设备

　　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 北京地铁拥挤的人群里，齐红抓住扶手，露出了一条条深深的刀疤。人们瞅着他，立即躲向一边。伤痕是23年前留下的，尽管这样的目光他多年来已司空见惯，可还是激起了无可奈何的伤感。他没法和别人解释，就像一生所经历过的无数事情，总是始于理想，终于荒诞。

　　齐红，1米85左右的块头，不说话的时候，是一副严肃而戒备的神情，而当他开口说话时，可以感受到他密集的思索。他曾出现在《南方周末》头版的报道中，当时他揭露了道成公司（声称开创了“医患关系第三方管理”）打击患者、欺世盗名、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不是揭露，而是揭示真相，”齐红纠正说。在山东一座城市里，记者和齐红聊了几天，其中很多内容没法在这次公开。这次仅仅要说的是，他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是卧房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的事情。这发生在2011年。

　　一名男子为上百官员拆窃听偷拍设备，曾一周拆40多个

　　双腿一软，瘫坐地上，久久不能说话齐红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为官员拆出窃听器时，对方面对结果的反应。那是他始料不及的，更没想到的是，自己在官场上传开了名声。

　　熟人才是通行证。官员们纷纷通过熟识的朋友来找他检测，拆除窃听偷拍设备。出于保险起见或是觉察到某种异常比方说，妻子得知某个秘密行踪，领导讲话“话中带话”，他们都会找到齐红。最忙碌的一周，他拆出了四十多个。

　　这段神奇的经历起源于一次饭局。一名来自山西的官员带来了“官场窃听成风”的信息官员们广泛使用间谍设备，彼此刺探，抓对手把柄，由此副职立刻升为正职……

　　“现在我们见面都要拥抱，趁机摸摸对方身上是否带设备，重要谈话得去洗浴中心，”他说。这让在座的人震惊，在山东一带，这样的现象前所未闻，他们纷纷感慨人心是不可靠的。

　　齐红思虑的更多，“公务员队伍相互收集黑材料，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还对朋友们说：“我要对你们的安全做个检测，我想想办法，你们等着吧……” 没过几天，他就找到一套检测仪器。检测工作先在朋友圈中进行。“焦点”人物会成为优先考虑对象，就像这一位，手握审批权力而又锋芒外露的处级干部。

　　“万一我私生活被发现，老婆不让我回家了怎么办？”听到齐红提出主动排查，这位“处级”还一脸轻松地开玩笑。但很快，他就尝到了沉重的滋味两个窃听器、一个针孔摄像头，藏在了办公室的空调里。

　　间谍设备来自他们的妻子、情人、同僚及竞争对手。在查出前二三十个窃听偷拍器时，齐红忍不住想：朋友们待一块时，各抒己见，指点江山，谈起腐败还同仇敌忾。回归官场后，他们是怎样的形象？又是如何成为“腐败一员”的？

　　起初，他还带着了解中国官场、窥探人性另一面的好奇心。可当渐渐深入他们的隐私，他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尴尬。

　　他谈到一位朋友，一个总是风度翩翩、侃侃而谈并且见解深刻的厅级官员。一次闲聊中，对方调侃着说：“怎么不帮我检查检查，看看我是不是好干部？”

　　接下来，又是一串转折。齐红果真在车上查出了插卡式窃听器，还看到了一张前所未有的扭曲的脸，“突然间给你的感觉是皮肤都皱起来了，就好像突然核武器爆炸，被辐射到了。”二十多天后，他找到齐红，严肃地说：“我承认，我有两个情人。我马上终止交往！”

　　此后，齐红看到了更多。当场大骂某人是狗背后捅刀子的，心脏病发作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齐红赶到医院，看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却不能主动发问，也不能劝导，谁也不愿把问题戳破。那些没检测出问题的幸存官员呢，能松一口气吧？可不！他们忧心忡忡，成天怀疑，是不是检测设备不够先进啊？

　　不可避免，“凄惨的事情”发生了。查出窃听器一周后，他的一名朋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主任），因涉嫌受贿，被双规了。

　　那时“主任”已经在监狱了。“只收过一次钱，就出事了！”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窃听是一个预谋，行贿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掉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齐红说，那次见面，他得知，仅在拆出窃听器一周后“主任”就出事了。他还说“主任”之所以受贿，是因顶不住压力，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一致，而唯有一致，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办事”。因而“主任”后悔了。并不是后悔受贿，而是“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堕落，和他们一块。这样能不能查出我还很难说，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掩盖”，他说。

　　“被查出设备后，他们要第一时间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同的安全和保护”，齐红说。他将提到的这名官员，也像大部分人的反应那样，在查出窃听器后，尽可能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利益链条，往各种渠道确定威胁的来源。

　　“就像做错事害怕受罚的小孩需要去讨好。他当即变得谦虚起来。”经过一番讨论和缜密调查，这名当事人确定窃听器来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们，最终加强了“忠诚意识”，巩固了联盟。

　　无论如何，总得为自己辩护一番。他们大多诉说身不由己的浮沉感。齐红举例说，言辞大致是这样的：“像我这样的人，在工作中绝对没有重大问题，但是你说，小小的问题怎么可能没有？现在的工作哪能那么严格呢？人家送了点礼，过生日送了点钱，你说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像焦裕禄同志一样拒绝呢？这是不行的。要是这样做的话很有可能影响你的工作。只能说，这是一种必要的交往、一种交流，现在的情形下，要是不这样就没法工作了吧？”

　　大多数时候，他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齐红由此见识人性的丰富多彩有人终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认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强信息保护；有人要求给对手反装窃听监视器；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权”以壮大自己人马；有人则想到，不如为自己找一个“代理人”。

　　随着检测的深入，齐红开始对这一切习以为常。重新建立是非标准，用以区分人群。他说，对于“明显的坏蛋”，他会坚决拒绝帮其检测的要求，虽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有时，齐红会感到一种厌恶感在迅速蔓延。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完全丧失了兴趣。他曾对朋友们努力分析窃听偷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曾希望通过检测窃听器，起到提醒并让其悬崖勒马的作用。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当有人劝他将此发展为职业，他选择了远离，将器材都送给了别人。

　　“这是一桩很可笑的事情。可笑的工作我不愿再做了。但我很高兴曾看到这些官员各种痛苦惊恐的反应。无需深究，那些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齐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