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之伟：重庆逆流浸染以“红色”包装民粹主义

　　童之伟

　　关于重庆问题，我前后写过总共近20万字的文章。我想重点讲一下，我对重庆问题的认识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简要说说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

　　一、对重庆逆流从零星感受到

　　系统认识

　　对重庆逆流，我首先接触的是一些看起来是孤立的案件,有一些零星的感觉。具体地说，我最开始关注的案子是李庄案，但我只是在观察，没有很系统的想法，也没有表达意见。我第一个对之表达意见的案子是文强案，那时该案已到死刑复核阶段。文强案我当时觉得奇怪，因为重庆公权力机构有法不依的情况很严重，他们太多的行为显然违法。一个地方为什么要不择手段把一个显然罪不至死的人办成立即执行的死刑？不可思议啊！所以我就开始认真搜集这个案子的资料，从已经公布和我掌握的情况看，文强有罪，但他显然罪不至死。后来进一步披露的情况表明，情况确实如此。

　　我们法学人士从来不否定文强有受贿罪，但法律的要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刑事被告罚当其罪。所以，犯什么罪就定什么罪，依法律该处多重的刑罚就处多重的刑罚，不能人为强加人罪名，也不能非法加重刑罚，这对于任何人都是一样。从侦查到审判，很多做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当时是2010年6月，文强案已经到了复核的阶段，我赶紧写了《死刑复核，用法治原则给生命留下最后希望》，发表在《南方周末》。我从来不否认文强有罪，但法律对任何人都只能罚当其罪，依法显然不该判死刑的你不应该把别人整成死刑。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但这个案子最终还是判了立即执行的死刑。

　　法院适用刑法，要不要遵守宪法？当然得遵守宪法，但我根据已有的公开报道断定他们违背宪法的规定。鉴于这些情况，我当时给三个最高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写了信，寄送了《用宪法之光照亮打黑的路向最高国家机关恭呈宪法意见》一文。

　　紧接着就是李庄案。最初我只是关注李庄案，并没有表达意见，后来当李庄被追究漏罪的时候，我觉得薄、王操弄司法实在太离谱，决心大动干戈研究这个案子，于是写了篇标题叫《透彻的研究李庄案必须回答的150个问题》研究提纲。此提纲2011年4月21日发表在南京大学的费彝民法学论坛上。但很有意思的是，我发言刚讲完，在茶歇的时候一个消息在与会者中间传开：重庆有关检察院已经撤回对李庄漏罪的起诉。

　　再说说对唱红的认识。唱红到底有什么不对呢？应该说，公民有唱红歌或任何其他歌曲的自由。但公权力机构无权运用公共资源运动式发动市民无休止地唱红歌。从宪法角度看，首先，你凭什么投入庞大的公共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用于唱红？谁做的决定？在本级人大是否通过了必要的预算？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说他肯定是有问题的。另外，唱红是他个人的爱好，他凭什么强加给全重庆人民？这从法律上说都是站不住的。

　　这都是一些零星的感觉，但我后来把这些零星的感觉串起来思考，突然感觉重庆各种不对劲的东西是一个整体，是很系统的东西。不是犯了这方面那方面的小错误，而是有一个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贯路线很不相同的错误体系。我觉得中央应该了解这些情况，他们实际上是在中共十七大外另搞一套。我们作为公民、作为党员有义务把自己对重庆的看法说出来，所以我下定决心要把重庆问题系统地梳理一下。

　　那之后我回到上海，在2011年夏天，差不多花了近3个月时间，包括整个暑假两个多月，搞了一个5.6万字的报告。这个报告首先说这种打黑做法是一种社会管制方式，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整体统治的方略。唱红、打黑和所谓共富，这些倒腾式具体做法之间有内在联系，其中作为抓手的就是打黑。重庆推行了一条剑指私营企业的刑事司法政策。这就是我当时的基本判断，形成了《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下称《研究报告》）。《研究报告》把重庆唱红方面、打黑的方面、对待私营企业方面，以及书记个人独裁、变相搞个人崇拜，还有曲解邓小平共富理论的问题，集中做了研究。

　　我于2011年9月9日将研究报告的全文、简明和摘要三个不同版本，同时寄送呈交给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研究室。另外，我给他们每个人都专门写了信。

　　二、重庆逆流的教训

　　重庆薄、王事件之后，我们对重庆逆流应该有系统的反思，要总结教训。如果没有反思、不总结教训，这样的现象还会发生，所以我到重庆去了一次，接触了重庆的政法系统很多人和一些学术界朋友，我也得到了一些材料，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些有针对性的调查。

　　我回来后进一步搜集资料，写出了《风雨过后看重庆》，全文4万多字，摘要版发表在2012年10月26日《经济观察报》。发表后，关注度看来还是比较大，反响不错。

　　我说几点结论性看法：

　　1.重庆逆流浸染着以“红色”为包装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号下，以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的名义推行或宣扬的，因而具有了“红”色的光环。而这种“红”色光环，恰恰就是它能够迷惑人、甚至让人望而生畏、不敢挑战的原因所在。“重庆模式”浸染在以“唱红”为标识的红色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中，所以，清算“重庆模式”首先要在理论上揭示它的反民主、反法治、谋特权内容和极端性质。

　　2.重庆逆流背离民主。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的民主之“民”，乃该国或该社会的全体公民。民主的基本要求，是按多数公民的意志进行统治，但同时保护少数公民的利益，让少数公民以批评多数公民决定或行为方式的形式参与民主进程。一般性谈论维护多数人利益，否定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必要性或为多数人利益牺牲少数人利益，本身是一种阶级斗争思维，不是执政思维、民主思维。它相对于民主思维而言，就是民粹思维。执政思维、民主思维的要求平等保护全体公民的利益，不分多数人与少数人，所不同的只在于保护方式：为平等保护全体公民的利益，民主的要求是按多数人的意见做决定或处理问题，同时保护少数人对多数人处理问题的方式或多数人的决定进行批评或表达反对意见的权利。

　　所谓重庆模式，实际上是刻意把“大多数人”、“老百姓”定位于按经济收入分层的社会下层，并以他们的当然代表自居，借助社会普遍的仇官、仇富情绪，操弄他们与收入较高阶层和各级各类党政官员相对立，这绝对不是在搞民主，而明明是在操弄民粹情绪，从而火中取栗，用违宪和违反执政党纪律的方式实现个人政治目的。

　　3.重庆逆流违背法治。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所有人、一切国家机关、各政党和各社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至上的活动准则、遵守宪法、法律；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法律平等保护所有人的合法权利，不论其处于多数人位置还是少数人位置。但是，民粹主义却抛开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最重要的宪法、法律标准，遇事不问其是否合宪、是否合法，反而整天把抽象的“大多数人”、“老百姓”“满意不满意”，作为他们施政和判断是非曲直的根本准则。其实，所谓“大多数人”、“老百姓”到底是哪些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满意”，也从来不是经过调查统计拿出的结论。

　　它的反法治实质在于,它用“大多数人满意不满意”的一套诡辩,混淆合宪合法与违宪非法的界限。按其逻辑，“大多数人”只要自己满意，可以让少数人牺牲合法权利；国家机关随时可用“大多数人”满意或“不满意”为理由，非法剥夺其治下任何个人的人身自由或民营企业的合法资产。而所谓“大多数人”的到底是真实的大多数，抑或压根只是少数或极少数，那是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的，因为没有公投，也没有中立机构做过民意测验，纯粹是当政者张口就到、用起来无比方便的一个名词。

　　4.以红色为包装的民粹主义妨害民生。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明白，薄在重庆的搞法，看起来是走共同富裕的路，实际上走的是共同贫穷的路。迄今为止的实际情况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民营经济、尤其是其中私营经济的贡献。如果我国在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成就的今日，马上又折腾，用超越宪法、法律的革命方式劫富济贫，搞新型打土豪分田地，变相向“一大二公”倒退，那么中国经济必然在不久的将来遭遇停滞甚至倒退。所以，如果现在某市某省为了“大多数人”、“老百姓”一时“满意”而用违宪违法、破坏法制甚至犯罪的手段对待私营企业家，变相劫掠他们的资财，最终受损害的一定是全体国民的根本利益，其中包括原来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支持这样搞的所谓“大多数人”、“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可以说，搞垮私营经济或逼迫私营企业家向海外转移资产和移民，实际上就是在走“共同贫穷”之路。这是从根本上危害民生。

　　5.纠正重庆冤假错案才能恢复全国民营企业家对前途的信心。随意抓捕民营大企业家及其家人、通过刑讯逼供方式将他们判处重刑，并变相大规模劫掠他们的资财。这些行为是以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机关的名义进行的，因而在全国范围内极大地加剧了民营企业家阶层的人们原本就存在的对自己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担忧。据我所知，今日之中国，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不相信宪法、法律和司法能够保障其人身自由、私人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安全，其中有些人暗自焦虑，有些人如惊弓之鸟。在这种背景下，民营企业家阶层出现了加速向海外转移资产乃至举家移民的趋势。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个提法很好，比中共十七大报告的相应内容更具体、更丰富，对民营经济更有利。中央做正确的和鼓舞人心的宣告，对于民营企业家恢复留在中国发展的信心是有帮助的，但仅仅用言辞宣告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实际行动。已经披露出来的信息显示，重庆在薄、王当政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可能堆积如山，如果刚刚发生的大量明显的冤假错案得不到复查和相应处置，估计很少会有人相信国家最高领导层发出的实行法治的承诺。所以,重庆复查民营大企业家疑似冤案和纠正冤假错案这件事应该尽快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