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1+1：电视问政，问出了什么？

　　《新闻1+1》2012年12月24日完成台本

　　电视问政，问出了什么？

　　（节目导视）

　　解说：

　　流汗。

　　张震宇温州市金融办主任：

　　“争取改制规范中小企业两百家。”

　　解说：

　　道歉。

　　市食药监局局长杨泽发：

　　“在这里，我向消费者深深地道歉。”

　　解说：

　　整改。

　　武汉市公安交管局局长：

　　“节目完了，我马上带队进行整改。”

　　解说：

　　年初承诺，年底兑现。“

　　主持人：

　　各位区长，各位领导，你们要经得起拍砖。

　　解说：

　　兰州、南京、武汉、温州，为什么会流行起电视问政？聚光灯下的追问，马上就办的结果，是否能够促进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

　　盛国平：

　　大家有共同责任，来管理好这个城市。

　　解说：

　　《新闻1+1》今日关注：电视问政，问出了什么？

　　主持人董倩：

　　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年初承诺，年底验收，一年下来政府部门的工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成绩？自己说了不算，而是要由现场的考官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了算。这种考核的形式，就是电视问政，大家最近正在热议。那这种电视问政的方式是谁在问，怎么问，能问出什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关注。

　　（播放短片）

　　杨泽发：

　　作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长，在这里，我向消费者深深地道歉。

　　主持人：

　　城管局的这位负责人，您能不能给这些居民一个承诺？什么时候能移走这座渣土山？

　　城管局负责人：

　　我们尽快吧，尽快在下个月以内吧，把这个渣土山清理干净。

　　主持人：

　　下个月以内还算尽快啊？

　　城管局负责人：

　　本月以内，本月以内。

　　主持人：

　　本月以内只有几天了哦。

　　城管局负责人：

　　一周以内吧。

　　柳莺武汉电视台主持人：

　　今天是问政，所以要把各位的不足、各位的缺点，放到聚光灯下来炙烤，放到放大镜下去审视，目的是为了改正缺点，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所以各位区长，各位领导，你们要经得起拍砖，忍得住吐槽。

　　解说：

　　凭借着自报家丑的勇气，武汉的电视问政不但收视率超过同期热播的电视剧，更是在全国引发热议。今年上半年，电视问政还出现在了北京高三学生试卷的选择题中，正确的答案是电视问政有利于提高政府的信誉意识和责任意识。12月21日，由湖北省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公室主办，为期五天的2012电视问政正式结束，而与此同时，浙江省温州市的27个直属部门的一把手，也正在经历一场类似的年终大考。12月20日下午，温州市城管与执法局局长李世斌第六个上场应考。

　　李世斌温州市城管与执法局局长：

　　全市共完成拆违2588万平方米。

　　解说：

　　几分钟后，李世斌的发言结束了，而等待他的却是辛辣的点评。

　　陈德荣温州市委书记：

　　我们在城市的任何一点，做360度的环视，看不到一处疤点的地方，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不太找得出来。到处是烂疤烂疮。虽然少了，但是外地人到我们温州来，还是这两句话，没来过的向往，来过的失望，与他们原来的心理预期落差很大。所以老百姓对我们这个城市仍然不满。

　　解说：

　　市领导毫不客气地点评，加上眼前的200多位考官和现场直播的形式，让原本胸有成足的李世斌一时有点不知所措，这也让随后应考的考生们压力倍增。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因温州金融改革一度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采访对象，一向能够从容应对媒体的他，在自己发言的这十分钟里却一反常态，脸上不住地直掉大汗珠。

　　张震宇温州市金融办主任：

　　2013年争取改制规范中小企业200家。

　　解说：

　　这场考试在当地电视台、电台和网络同步直播的过程中，很多网友和观众也通过网络、微博、短信等形式参与互动。

　　陈德荣温州市委书记：

　　言必信，行必果，你言而无信，怎么做人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干部逼到了墙角，无路可退，只有奋勇向前及这也是一种工作的方式方法吧。

　　记者：

　　如果他们的考试不合格，真的会跟他的乌纱帽联系上吗？

　　陈德荣：

　　那我觉得这个，那当然应该是这样了。

　　主持人：

　　作为一个电视节目，看观众和社会的反应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看这个节目它的收视率是怎么样的。接下来我们不妨看一下武汉《电视问政》在五天内的收视率，它播出的时间是晚上的八点到十点。我们可以看到，从12月17日的1点出头，然后到了12月21日的到了1.65，这个数字是一个绝对的数字，我们这么看看不出来什么，但是如果和同时期，同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电视热播的连续剧相比，你就会看到这个收视率是热播电视剧的一到两倍，由此可以看到，观众参与的热忱是多么高涨。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北京大学的王锡锌教授，王教授，您觉得为什么观众这么爱看这样的节目？是平时不大能够接触到的官员，在电视上露出这种非常窘的样子吗，你觉得？

　　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我觉得民众之所以对这样的节目非常得有兴趣，是因为电视剧虽然好看，但是那是虚构的，但是这样的真人秀是与他们的生活相关的。我们都知道，这样的电视问政，它涉及到的第一是内容都是非常得真实、具体，它涉及到的是民众非常关心的一些民生的问题。因此，关注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自然能够调动他们的这种参与的热情。这是在内容方面，有吸引力。

　　其实在形式上，这样的一种问政形式，它是面对面地有互动、有交锋、有火药味，所以它也能够吸引，能调动大家的情绪。

　　最后一点，其实我们看到这种电视问政，尽管主办者一再强调，它不是电视节目，但是从这个它的构造来看，无论是领导参与的被问政的对象，还是评委，还是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其实他们都看到一些这种一种暴点。比如官员在说，但是又有一些暗访的材料，这些材料和官员的表态可能构成了一种对比，甚至是反差，这就看到所谓的窘，这种窘，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情绪的释放，长期以来可能被冷落不受重视的情绪的释放，其实这也是一种严肃的娱乐。

　　主持人：

　　王教授，我不知道您刚才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就是温州市金融办的张震宇主任，因为我采访过他，我比较熟悉他，你看他在电视面前，他在去汇报的时候，脸上那个汗珠子，他那么紧张，你觉得他的紧张是因为底下坐着他的市委书记陈德荣紧张，还是说他要面对着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而紧张，你觉得是哪一种？

　　王锡锌：

　　我觉得可能两者都有吧，一方面自己的直接的领导在底下看着，那么这时候是一种，实际上就是你到了考场以后，你看到有这种考官，一个是自己的领导，那么这时候怎么样可能都会有一些紧张。但是另一方面，可能我觉得对于民众，对于现场的参与者，以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这时候的紧张，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他对这种，各种各样的工作尽管做了很多，但是真正地要以这种形式来向民众交上答卷，可能还是欠缺一种底气。所以这种紧张，我觉得既有对上的，也有对下的。

　　主持人：

　　我想就是作为任何一个电视观众，看到这样的一种非常，对抗性很强的电视节目都会觉得很过瘾。但是这种过瘾之后，你觉得能够留下什么？

　　王锡锌：

　　这种过瘾，的确在这种形式上你能看到你来我往，面对具体的问题真刀真枪。但是我突然想起来，这个电视问政是从武汉开始的，这种电视问政，让我想起了武汉的一道名小吃，那就是鸭脖子，这个鸭脖子吃着麻辣，嚼着有味，但是它真的不能天天当饭吃。

　　主持人：

　　你觉得这说明什么呢？这仅仅是一个小吃而已，它当不了大餐？

　　王锡锌：

　　它当不了大餐，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日常化的解决问题的机制。

　　主持人：

　　好，谢谢王教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刚才说了，在电视机前，当有一些官员他在遭遇了问政之后，他遭遇了尴尬之后，他该怎么办？另外，电视问政到底能够问出什么，我们继续关注。

　　（播放短片）

　　解说：

　　12月17日，在武汉市的电视问政现场，看相不错的卤味拼盘被主持人端到了问政嘉宾面前，随后播放的暗访短片显示，生产这盘卤味的作坊垃圾满地，污水横流，盛卤水的塑料桶竟然堆放在厕所里。

　　杨泽发：

　　看到这个片子，我内心感到很愤慨也很自责，这种东西怎么能上餐桌呢，作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长，在这里，我向消费者深深地道歉。

　　解说：

　　局长在现场鞠躬致歉，会场外执法监督人员也立即赶往现场，节目一结束，武汉市副市长也带领50多名执法人员，将这家作坊现场查封。而这样的高效率也不是首次，在今年7月，一位叫刘海英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居民，也来到问政现场反映问题，他们所在的小区，像屋顶渗漏、墙皮脱落这样的问题很是常见，就连电梯也经常出现问题。

　　字幕提示：武汉电视台播出画面

　　刘海英武汉市南湖新村经济适用房小区居民：

　　“它只能到二楼，你看我们按个三楼，你看到几楼，二楼，这就是事实，这按的是三楼。”

　　解说：

　　之前，他们跑了不少部门反映问题，一直没有结果，没想到，当他们把这个困扰了他们四年之久的问题带到电视问政现场，效果出乎意料。

　　周玉珍武汉市房管局局长：

　　针对你们三位提到的这个事情，我明天一早，我就到现场去，能够跟你们把这个事情解决好。

　　解说：

　　这位官员没有食言，问政结束的第二天，副市长和房管局长就到了他们小区。从7月1号开始，小区的电梯渗漏，外墙整治同步开始，至今刘海英还保存着她当时的笔记。

　　刘海英：

　　6月30日参加问政，7月2日电梯修好了，7月2日发单子调查，看大家对房屋有哪些问题，又发了个单子，居委会7月6日又来发一个单子，就是蛮重视事情，我这都有个记载当时。

　　解说：

　　但是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在武汉汉口火车站，新荣客运站和金家墩客运站附近，长期盘踞着数十人，干着非法拉客、揽客、载客的生意，这些人在当地被俗称为“兔子”。今年7月的电视问政现场，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曾承诺限期整改，可在年底的问政中，兔子现象依然存在。

　　柳莺：

　　咱们上半年拍的“兔子”，和现在拍的“兔子”居然是一个人。

　　黎东辉武汉市江岸区区长：

　　新荣客运站最高峰的时候，有100多个“兔子”，到现在为止，我们掌握的情况，大概只有20多个“兔子”，经过半年的整治，我们认为效果还是有，但是就像我在片头所说的，确实还没有彻底杜绝。

　　解说：

　　区长的回答，显然令现场市民代表不满意，他们大多给出了哭脸牌。

　　主持人：

　　在一个直播的电视问政节目中出现的问题，那么第二天，马上这个问题就能够立刻得到解决，因此有人说，这个节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秀。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王教授，您看，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现状，您看在台上被拷问的这些官员，第二天去解决问题，他到底是为了去过自己的这个考核，还是说去真正地为老百姓负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锡锌：

　　我想首先应该要去解决在考场上没有答好的这道题，因为在电视问政的聚光灯下，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场的参与者民众，但是另一方面还有很多的观众，最重要的还有推动这种问政的最高领导，当地的主要领导都在场。这时候，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具体呈现，所以我想最主要的推动力，还是说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问题摆在面前，他没有通过考试，其实这样问题的解决应该说是一个补考。

　　主持人：

　　电视问政这种方式，是希望用问的手段，能问出更多的问题，带动这些更多的问题的解决，但是被问到的问题永远是少数，挂一漏万，那些没有问到的问题，怎么通过这个电视问政这种方式去解决？

　　王锡锌：

　　没有问到的问题，应该说很难通过这种具体的，每年只有一次到两次的这种电视的直播问政来解决。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鸭脖子在当时吃着很麻辣，嚼着很有味，但是也许它没有多少内容，又没有多少营养，更不能每天当饭吃。所以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包括很多评论都指出了，电视问政的直接的立竿见影的解决问题的效果，如何通过一种法制化、程序化的机制，变成一种我们城市管理中、公共管理中的日常化的制度，这个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

　　主持人：

　　好的，谢谢王教授，稍后继续连线。电视问政有人说它是一种秀，但现实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把电视问政这样的问政方式和现实问题的一种问政方式把它结合起来，一起关注。

　　（播放短片）

　　字幕提示：2006年兰州电视台《一把手上电视》节目

　　民评代表：

　　家里有电，但是有线电视信号很弱，请问杨局长，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情况？能不能解决？

　　杨局长：

　　当然这个问题，我们网络公司的刘经理在，也请他做个补充。

　　解说：

　　早在2005年6月，兰州电视台就开办了《一把手上电视》栏目，这应该是国内电视问政类节目的先行者之一。在它之后，各地的电视问政节目陆续出现，而与一般节目不同的是，它的创意与节目定位不是来自电视台，而是当时的兰州市委书记陈宝生。

　　字幕提示：2006年节目

　　陈宝生：

　　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没想到一把手上电视，什么人治不人治，就没想这个事，就解决问题，解决事儿。凡是能解决问题的措施，就是好措施，不能解决问题的措施，你说得再高深，没有用处。

　　解说：

　　2009年，《一把手上电视》节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档专家访谈类型的节目，《民情民生大家谈》。而在武汉，电视问政栏目至今已坚持六年，频率也从当年的一年一问变为现在的一年两问，而且武汉市纪委正在研究对策，今后将会把电视问政作为武汉市治庸问责的一个手段和平台。从明年开始，电视问政的场次和问题，都将逐渐增多，电视问政尽管仍存在不满和质疑，但是大部分的市民却都认同这样一种形式和官员越来越开放的心态。

　　刘海英：

　　我认为这种作秀呢，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样的秀越多越好，欢迎市长经常到我们小区里秀一下子。

　　武汉市民：

　　曝光，要公开，这样老百姓增加了对政府的信任度，对我们大家都好。

　　解说：

　　尹晨芳，2007年就开始主持武汉电视问政节目，在她眼里，六年来从节目形式到参与者的心态，都在发生变化。

　　尹晨芳武汉电视台主持人：

　　刚开始，大家以“冒汗”为好看的标准，其实现在大家都在成熟，我们会发现“冒汗”只是一时的尴尬，解决问题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主持人：

　　电视观众喜欢电视问政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武汉电视问政的总制片人宋志雄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番话，我们来看看。他说“电视问政节目的展开，必须依靠当地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电视问政被问责的官员都是市委市政府以发文件这样的一种形式要求必须参加的，电视台很难凭一己之力邀请到官员去接受问责。”

　　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王教授，王教授您看，其实我们在解决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问这个事情，它这样的一个谓语，它的主语是谁，是谁在问？像我刚才问您的一个问题，您说是电视、媒体，还是说观众，还是说坐在底下，成为发问一员的市委书记，您觉得哪个是最重要的问的主体？

　　王锡锌：

　　在电视问政的整个的参与者中，我们看到了好像是电视的一种表现形式，现场有评委，场外有观众。但我认为，最重要的问责的主语是在幕后的，就是在当地的主要领导。比如在武汉主要是市委书记，温州同样的情况。所以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这种上级的机关，上级的领导对下级，或者它组成部门的这些同僚的这种问责。

　　主持人：

　　刚才我们说的是，问的主体是谁，那接下来再说，问的宾语是谁，如果要是问的话，大家觉得应该一视同仁，所有的委办局都应该上来问。但是事实上，我们刚才看到两地的个案来分析，并不是所有的委办局都纷纷能够上来，被选择性的。这对于选择上去的不公平，对于没有选择上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公平，您怎么看待这种问题？

　　王锡锌：

　　这是因为节目的形式，比如受到时间的限制或者资源的限制等等，我觉得的确可能存在，比如说官员内部在心里上会有一种不平衡，为什么选择是我，而不是别的人。我想这里可能有一个标准，很多地方在推一把手上电视，或者说电视问政，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可以理解的出发点，应该说这种出发点是好的，那就是想要用最可能的方式，尽快地来解决民众关心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如果说那个问题最突出，那么这些人就应该上电视被问，如果能够坚持这样的标准的话，或许它也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的标准。

　　主持人：

　　王教授，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是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在武汉市，是由武汉市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还有武汉市的人大代表，对于政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首场电视问政，有人说这才是电视问政的正路，您怎么看？

　　王锡锌：

　　我个人非常同意这样的一种判断，因为我们过去看到了很多电视问政，应该讲，一方面要肯定它，因为毕竟在许多地方还对这个问题没有采取措施的时候，像武汉、温州这些地方，采取这种方式来探索，真正解决问题，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新的手段和方式。我想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它其实是很难常态化的，就算你经常去，把这个频率越来越高，其实这种电视问政的组织，需要很高的这种制片的成本投入，因此，我们必须要依靠问政的制度。问政的制度，在我们国家，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通过人大、通过民意的代表机关，去进行日常化的、常态化的问责，这个应该说在制度上有保障，在持续上也可以有保障，我想通过这种实实在在的问责，在借由电视媒体的形式，实时地把它传播开来，这可能是未来电视问政的一种比较常态化的做法。

　　主持人：

　　您的意思就是说用人大去问政，用电视作为手段去传播，这才是未来一种可以制度化的保障？

　　王锡锌：

　　因为人大的问责本身就是有制度保障的，我们知道人大对政府有监督权，而政府必须要对人大负责。如果让民众不断地讲他们关注的问题，反映到人大代表，反映到人大的常设机构，比如常委会里面去，由常委会的人员来定期不定期地对某些问题集中领域的领导和部门进行咨询。

　　主持人：

　　这才是常态。

　　王锡锌：

　　这就是常态。

　　主持人：

　　好的，谢谢王教授，今天我们说的是电视问政。电视是载体，问是一种途径，到底谁来问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看不管是陈德荣还是阮成发，我们关注他们的时候，目前还是市委书记，当有一天，他们能够以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样的身份去问政的话，这才是法制。好，谢谢您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