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造”改变西方圣诞节 为圣诞老人更换外套

张培坚摄

　　蔡勤亮的身后，是一个令人炫目的“节日天堂”。天花板是光洁耀目的圣诞球，门帘是金光闪闪的铃铛，而那些如同壁纸一样铺满墙面的花环无论它们是蓝色、绿色还是红色，都在反射着令人雀跃的光芒。

　　这位40岁的浙江商人坐在那里说：“我对圣诞节没有一点感觉。”

　　闪烁的“天堂”是蔡勤亮的办公室，同时也是他那间“浙江卓远圣诞工艺品厂”的产品展示厅。蔡勤亮拥有两个生产圣诞装饰品的工厂，产品远销世界各地。每年夏天销售旺季的时候，工厂的工人需要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才能完成订单；而那个100平方米大小的展示厅，则会被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采购商，“堵得水泄不通”。

　　毫无疑问，中国商人已经把这个传统的西方节日做成了自己的大生意。在蔡勤亮的办公室里，一切都在奋力闪烁，尤其是那些镶嵌在花环中的彩灯：它们被拼成驯鹿的形状、圣诞树的形状，或者是英文字母拼写的“圣诞快乐”。醉人的圣诞气氛里，人们几乎会忘记，房间的门外，只是浙江义乌一个不起眼的住宅小区。

　　包括蔡勤亮在内的上百家圣诞用品销售厂商，就这样聚集在福田二村小区的临街商铺里。高大的圣诞树、笑容可掬的圣诞老人，与身后6层高的红色楼房并不协调地共存，组成了这个全球最大的圣诞用品集散地。全球市场上60%的圣诞产品，都是从这里出发，被销往世界的不同角落。

　　提供这一数据的，是义乌圣诞行业协会秘书长陈金林。作为中国少有的几个地方行业协会的对外发言人，他同时估算，如果把范围扩大到“中国制造”，那么全世界用来庆祝圣诞的商品中，有80%都属于“中国牌”。

　　全球的圣诞节都离不开“中国制造”

　　从外表上看来，陈金林是个朴实低调的中年人，但回答专业问题时，他常常言辞犀利。一位美联社的记者曾经询问他，“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结果他立刻不甘示弱地反击：“你们欠中国那么多钱，当然希望人民币升值。”

　　他说自己已经数不清接受过多少外媒采访。“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见多了。”他带着得意的神色掰着手指列举。

　　吸引媒体的是这里规模巨大的圣诞行业，当然，也包括那个藏在住宅区里的圣诞商品集散地。美国《华盛顿邮报》曾经在报道中描摹这里的场景：260多家“门面房”的商铺，供应着现代美国人圣诞节所需的全部装备放在前院草坪的塑料雪人和驯鹿，挂在烟囱边的长袜，还有圣诞树上的、亮闪闪的饰品……

　　如同报道随后评论的那样，“全球的圣诞节都离不开‘中国制造"。摆放在英国商场前的圣诞树，可能来自中国沿海的某个工厂，而摆放在美国家庭草坪上的塑料雪人和驯鹿，则很可能来自义乌福田二村的某个商铺里。

　　2012年，浙江义乌聚集的圣诞企业数量已经超过700家，圣诞用品年销售额超过20亿元。一家名叫航天工艺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向媒体透露，去年公司向50多个国家出售了1000万美元的圣诞礼品，折合人民币6000万元；另一家不愿意透露名称的企业，光是每年发往全球的圣诞树，就已“超过400个集装箱”。

　　伴随着这些渗透全球的圣诞球、圣诞树，常年身处中国东部县城的商人们，看待生意也早已带上了“全球视野”。

　　2010年，蔡勤亮也在接受采访时被美国记者问到了汇率问题，他当时暗藏机锋地回答说：“中国商品价格上升，伤害的是美国普通消费者的利益。更何况，我们可以不再生产圣诞饰品，但美国人还要庆祝圣诞节，还需要这些东西。”

　　这个很少走出国门的企业主，对于不同国家的客户却能轻易区分。他总结说：欧洲人要求精致、产品上档次，还要考虑环保，而南美、中东地区的客户，要求没那么复杂，“只要看着热闹，能体现气氛就可以了”。

　　连全球经济的冷暖变迁，都能清晰映射在这些闪亮的圣诞装饰品上。从2008年到现在，蔡勤亮明显感觉，欧洲、美国的采购商需求减少了，反倒南美洲的一些国家，经济增长迅速，订单数量也有了明显增加。

　　“南美很多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像中国一样，经济一天比一天好，所以消费一直在提高。”他头头是道地分析说。

　　至于新闻里最热门的欧债危机，中国商人们的体会更加明显。在媒体的报道中，一位圣诞用品经销商向媒体抱怨，自己的英国客户，订单金额降低了90%；而蔡勤亮则发现，今年来自己店里采购的欧洲人，明显更青睐“中低端的商品”。

　　“日子不好过，他们就精打细算，想尽量买便宜点，我们也就尽量做得更便宜一点。”他说。

　　“中国改良版”圣诞

　　显然，在“中国牌”的圣诞节里，中国商人们赚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不过，很少有人发现，这些生产小饰品的中国商人，也让西方传统的圣诞节发生了不一样的改变。

　　两年前，媒体曾经报道过一则趣闻：因为国内棉花价格上涨、棉布普遍提价，中国制造的圣诞老人被换掉了棉服，转而穿上无纺布质地的廉价外套。这条新闻里专门计算说，无纺布质地的圣诞老人服装售价最高35元，而法兰绒质地的圣诞服售价每件约为180元成本足足“缩水”了80%。

　　事实上，义乌的商人们不仅给圣诞老人更换了外套，连用来填充圣诞老人的棉花，他们也试着换成了成本更加低廉的泡沫塑料，甚至是沙子。

　　如同其他“中国制造”引人喜爱也为人诟病的特征一样，“中国牌”圣诞节的变化之一就是“廉价”。媒体报道暗示中国商人们偷工减料，不过在陈金林看来，这一切都是“义乌商人缩减成本的努力”。他说：“一直以来，我们都想用低成本造出高档次的产品。”

　　如果说广东让人们想起手机、电脑配件和苹果公司的iPad，那么浙江的义乌则让人们更多想到袜子、玩具，以及镶着人造水晶的小饰品。人们在这里总能找到匪夷所思的便宜货，早些年，还有人不客气地抨击，义乌卖的都是“垃圾”。

　　回忆起10年前刚刚开设工厂的时候，蔡勤亮笑着承认：“现在看看，我们当年做的东西确实很‘垃圾’。”

　　与广东外商批量设厂的历史不同，浙江的民营企业，大多完全发源于民间。蔡勤亮说，最早开始做圣诞产品的时候，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没有经验，最初几年的产品往往问题百出：原本应该光洁无瑕的圣诞球，却带着擦不掉的“麻点”；另一些产品的配色，也被弄得乱七八糟。

　　他笑着指向办公桌前一串金色的装饰铃铛挂饰。“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给金色的铃铛加上银色的蝴蝶结，或者给宝蓝色的花环配上鲜绿色的字母。”他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铃铛上下要做成同一个颜色，宝蓝色要配银色才会好看。”

　　随后的几年，蔡勤亮一直在改进生产技术，剔除那些“看起来很糟糕”的商品。但直到今天，总体来看，他的产品依然和“高档”扯不上什么联系。

　　蔡勤亮把原因归咎于市场：“大家都喜欢买便宜货，如果产品太高档，就不符合市场需求了。”

　　更多能看得见的改变，也发生在这些“中国牌”的圣诞产品里。蔡勤亮回忆说，最早的时候，按照国外发来的订单，他生产的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产品，比如一个孤零零的圣诞球，或者一个个单独包装的圣诞铃铛。

　　而现在，摆在办公室里的样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五颜六色的圣诞球像彩灯一样被穿成了一串，几只铃铛被绑在一起，加上一只蝴蝶结，组合成一个更复杂的装饰品。

　　至于那些原本是空心的圣诞花环，中间也早就被加上不同的装饰：有的是一只扎着丝带的礼物盒，有的则是一只小巧的、正在奔跑的驯鹿。

　　蔡勤亮说，一开始，他和其他厂家的商人只是做出来试试，没想到国外的采购商都觉得“效果不错”。最近几年，工厂销售的都是这种“中国改良版”的圣诞装饰品，而那些原本是西方传统、样式简单的产品，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再下订单要求生产了。

　　有钱没钱，他们总得过圣诞吧

　　浙江义乌，这座拥有200万人口的繁华城市，以销往全球的“小商品”而闻名。这里聚集着2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两万名常驻采购商，而聚集在这里的中国商人，也总善于在各种环境中找寻自己的机会。

　　来到义乌的人们能轻易看到这样的画面：在三层楼高、总长超过1公里的国际商贸城，档口的小商人们不断用生硬的英文邀请外国采购商“进来看看”；在市区一家连锁酒店的大堂，等待办理酒店入住的客人，会突然转身跟同样在排队的房客搭讪，推销“自己工厂生产的玩具”。

　　甚至，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在这些商人看来也是机会。那一年，原本是全球最大圣诞用品制造基地的深圳遭受重创，连规模最大的圣诞树工厂都被迫宣告破产。可义乌的很多工厂不仅挺过了危机，隔年还把原本属于广东的订单也吸引了过来。

　　陈金林说，这是因为广东的大型企业，生产的大多是高档产品，而义乌的中小企业，产品相对比较低端。“金融危机让欧美国家的消费能力下降，他们买不起精致的商品，只能转向更便宜的‘义乌制造’了。”

　　2009年，挺过了金融海啸的中国商人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这一年，俄罗斯打击当地偷漏关税的“灰色清关”，强行关闭集中销售中国产品的切尔基佐夫斯基集装箱大市场。原本被蔡勤亮寄予厚望的俄罗斯市场毫无预兆地突然瘫痪，年终一算账，他在这个国家的订单数额只剩下前一年的10%。

　　走投无路的蔡勤亮只能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南美国家找机会。那一段时间，为了开拓新市场，他一有空就钻研巴西、智利等国的风俗人情，甚至包括当地人的颜色喜好。

　　他用《孙子兵法》里的语句评论自己的行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之后的几年，方方面面的困难不断袭来。2010年，棉花、油漆、原油，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涨，工人的工资也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两倍。2011年，当地为了完成节能减排任务，每3天停电一次，企业主只能自己烧燃油发电，用电成本又翻了一番。而在即将结束的2012年，最引人注意的依然不是什么好消息：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经济持续低迷……

　　但如同之前的每一次危机一样，那些小企业主总会在各种各样的危机中，拼命找寻自己的出路。

　　为了应对消费能力下降的欧美客户，义乌一家工厂把一次性的圣诞用品做成了平日里也适用的产品，其中销量最好的，是一个印着圣诞老人头像的抱枕。“它不仅可以在圣诞节期间装点气氛，还能在平时用得上，很符合现在欧美客户的现实需求。”工厂负责人说。

　　事实上，在接受采访时，相比于谈论困境，义乌的商人们更愿意解决现实问题，并且乐观地描述未来。

　　蔡勤亮反复表示，无论西方消费者有钱没钱，圣诞节都是他们不能省略的重要节日，圣诞产品也是个无法消除的巨大产业。陈金林则用更加直白的比喻说：“就像中国人说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就算是杨白劳，过年还会给喜儿买条红头绳呢！”

　　至于未来几年，蔡勤亮的努力方向，是继续努力开拓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国内的市场。在这个民营企业哀鸿遍野的年景里，他用充满自信的语气说：“中国聚集了这么多圣诞生产企业，只要西方人过圣诞节，就要来这里采购，我们就有钱赚。”

　　他身后的整整一面墙，都挂满了价格低廉却色彩耀目的圣诞花环。这些“中国牌”的圣诞用品，其实更像一个个“中国牌”的励志故事。

　　只要是实实在在做事的人，就永远都不会垮

　　就在圣诞节前一周，义乌市委书记黄志平在媒体上发表文章，邀请公众关注义乌众多中小企业主。他写道：

　　“每个企业主都有……不一样的人生。比如，一家人10年前破产，之后兢兢业业东山再起；有位摊主的货被长期赊账，艰难地东拼西凑，最后渡过难关；一个生产商因为设计款式过时，货物滞销，只能赔本贱卖，回笼资金，重新设计新款式，新款式赢得广泛好评并大卖；一个厂家的货物为了薄利多销，每件只赚几厘钱……”

　　这位地方官员随后在自己的文章中评论说，这些中国商界最真实、最可信、最坚强的底层故事，也是“过去30多年里中国大崛起的精彩瞬间”。

　　作为义乌的中小企业主之一，蔡勤亮也有自己的“中国梦”。他觉得，那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每个人都有一种希望，只要自己努力，就能让生活变得更好。”

　　2003年，29岁的蔡勤亮开办工厂，把台州老家的圣诞球制造产业搬到义乌，希望能“直接跟外国人做生意”。10年时间，原本只能生产圣诞球的工厂，如今已经能生产11个系列的400多种产品；他的客户，也从美国、西欧，扩大到了俄罗斯和南美诸国。

　　不过，当工厂生意越做越大，生活也越来越好的时候，蔡勤亮却偶尔生出转行的念头。过去几年，他的工厂每年都会面临不同的困难：房租上涨、工人工资上涨、美元贬值，每个数据的轻轻波动，都会让工厂利润减少一大截。

　　甚至连那间藏身于住宅区里的小门面房，都是由几家企业联合组成的行业协会，费力协调购买而来。

　　相比之下，老家的很多亲戚似乎有一条更加诱人的生财之道。前几年，当蔡勤亮每天为了降低成本、设计新产品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很多炒房、放高利贷的人们，只要坐在家里，财产就能翻着番一路高涨。

　　那一段时间，流行在浙江的一个笑话是：一个多年经营企业的商人，生意惨淡，最终只能靠在家炒房的妻子贴补资金。更多企业家开始感叹：“搞实业不如搞投机。”

　　不过，对于蔡勤亮而言，诱惑之下，他始终把企业作为主业，坚持经营了下来。

　　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只是觉得，“如果大家都不劳而获，那社会肯定要有问题”。如今几年过去，自己靠着工厂，虽然没有一夜暴富，却也没像那些炒楼、放高利贷的人一样，遭遇资金链断裂的灭顶危机。

　　他因此言辞严肃地总结：“只要是实实在在做事的人，就永远都不会垮。”

　　平常的生活里，蔡勤亮常常关注经济新闻、国家政策。他关心国务院在义乌设立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也关心大的“国家政策动向”。他说，自己最近最关心的一件事，是十八大之后，“新一届领导集体会让国家的经济发展朝哪个方向走”。

　　当然，更多的时候，他考虑的是把企业如何做得更大，赚更多的钱。他说：“我想通过努力过得更好。”

　　“中国牌”里的奇思妙想

　　接受媒体采访时，陈金林常常会讲起一个故事。5年前，一个义乌人去德国旅游，花15元人民币买了一个圣诞松果。结果等他回到义乌的家里才发现，这里也在出售一模一样的松果，而它的价格是5毛钱。

　　类似的故事也曾发生在香港。一个金色的、绑着蝴蝶结的礼品盒，在香港卖10元人民币，而在义乌，它的价格还不到一元钱。

　　显然，面对“中国牌”圣诞节的大蛋糕，中国的商人们分到的，只是很小一块。

　　蔡勤亮说，一切问题来源于同类产品的竞争，“产品同质化太严重”。他指着办公室前面一串金色的铃铛挂件告诉记者：“这个东西，我们卖4.5元人民币，到了美国，就能卖4.5美元。”

　　但他对这样的情况欣然接受：“人家有本事卖出高价，我不能眼红啊！”

　　作为一个合格的生意人，蔡勤亮的口头禅是“在商言商”。他有一套完整的商业逻辑，面对国外采购商攫取的巨额利润，蔡勤亮说，做生意眼光要看远一点，“让客户赚钱最重要”。

　　“如果国外的客户利润丰厚，明年他们就会再来采购，我也能再接到订单。” 他说着，摆出一副生意人的老道表情，“中国人有句老话，有钱大家赚嘛！”

　　相比于抱怨外商的“压榨”，中国的圣诞用品制造商更喜欢想办法解决困难。过去几年，越来越多的奇思妙想被带入了“中国牌”的圣诞用品里。有一家工厂发明了一种会发光的花瓶，另一家工厂则在圣诞树上加装了USB接口，插上U盘，就能用遥控器播放里面储存的音乐。

　　连看起来最没有花样的圣诞球和圣诞钟挂饰，也有人研发了新技术，在上面喷绘出亮闪闪的图案。陈金林介绍说，这一今年刚刚出现的新产品引起了很多国外采购商的强烈兴趣，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就专门在这里投下订单，生产了一批印有公司商标的礼品圣诞球。

　　至于那些着眼于开拓国内市场的企业，则尝试着在圣诞用品里增加更多的中国元素。它们包括被做成灯笼形状的圣诞球，以及一个穿着绸缎服装、“打扮得活像中国地主”的圣诞老人。

　　蔡勤亮今年也开发了新产品。那是一只像手表一样的装饰手环，“手表”的腕带由红色不织布制成，“表盘”的位置上则缝着一个圣诞老人笑容可掬的大脑袋。

　　“国外客户喜欢这个产品吗？”看到产品的来访者好奇追问道。

　　蔡勤亮回避了这个问题。他转过话头说，在国内的市场上，这个腕带卖得“还不错”。

　　圣诞节在中国更像一桩生意，而不是一个节日

　　过去几年，便宜、新奇、种类丰富的“中国牌”圣诞产品，正在逐步席卷全球。它的威力是如此巨大，连圣诞老人的故乡都没能幸免。

　　今年8月，来自芬兰的圣诞老人基金会专门组团来到义乌考察。在传说故事中，地处北欧的芬兰是圣诞老人的故乡，而在现实世界里，芬兰也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圣诞产品的国家。

　　考察行程中，最古老的“芬兰牌”圣诞节表示，希望和后起之秀的“中国牌”圣诞节联合开拓市场。陈金林透露，圣诞老人基金会的秘书长帕卡和他专门就此会谈了3个小时，对方提出的合作方案包括在中国设立代工工厂，以及联手与当地超市商谈合作。会谈中，芬兰客人还热情邀请中国的商人们前往圣诞老人的故乡考察市场。

　　不过，在欧洲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商人应者寥寥。“大家还是更愿意留在家里赚钱。”陈金林说。

　　刚刚过去的一个下午，蔡勤亮坐在自己位于“圣诞村”的那间展示厅里。川流不息的外国采购商早已纷纷回国，只有几个中国面孔偶尔出现，跟蔡勤亮打个招呼，然后熟练地记账、取货。蔡勤亮说，以前只做出口的时候，两个月前就可以关门放假了，但现在，他的店面会一直开到12月25日。

　　“一切全靠国内市场的支撑。”他说。

　　他还记得，10年前刚刚开办工厂的时候，海外市场是最受关注的“重头戏”。而现在，不同地区的市场需求此消彼长，反倒是中国市场，每年的消费金额都在快速提升。

　　相比于西方世界传统的庆祝方式，出口转内销的“中国牌”圣诞节，看起来“更喜庆、更大气”。陈金林总结说，国外采购商喜欢简单、小巧的商品，而中国市场更偏好看重“气派”的大型装饰品。他们要求圣诞树上不仅要有彩球、铃铛，旁边还要摆放巨大的蜡烛、成堆的礼品盒。很多客户甚至会专门要求订制一种亮闪闪的大型摆件，看起来好像一只拉着雪橇的、真实大小的驯鹿。

　　对于蔡勤亮而言，在全球经济形势都不太好的时候，逆势上扬的“内需”市场让自己重新找到了底气：“中国有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人，哪里还有比这更好的市场？”

　　说这话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五颜六色的圣诞彩灯在周围此起彼伏地闪烁，他的一双儿女，在光鲜耀目的展示品之间，笑闹着跑来跑去。

　　这个西方的传统节日是他赖以生存的大生意，可在真实的生活里，蔡勤亮从没专门庆祝过圣诞节。他的家里从没摆过圣诞树，连刚刚过去的平安夜，他也没有给孩子准备哪怕一个小礼物。

　　他说，圣诞节在中国更像个生意而非节日。“有人过圣诞节，酒店就有圣诞狂欢夜、平安夜大餐，工厂、饭店就开始生产，工人们也有了工作、拿到了工资。”

　　这个从没学过经济学的中年人称之为“圣诞经济”。他一本正经地解释说：“只有流通起来才叫经济，不流通就不叫经济了。”

　　在圣诞节到来的时候，义乌的圣诞村已经进入了萧条的季节。各家企业的商人们已经关闭了店铺，等待来年新一轮的生产销售。在此之前，“中国牌”的圣诞产品被整齐地码放在纸箱里，搬上货车，通过甬台高速向东200公里，到达与600多个国际港口相互连通的宁波－舟山港，随后又被运往不同国家的商场、街道和家庭。

　　不过，另一些“中国牌”圣诞产品，其实并不需要走太久的路程。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富有节日气氛的圣诞用品装饰着遍布中国的大小城市，甚至，在距离“圣诞村”几公里外的一间商场门口，就矗立着一座富有气势的大型圣诞装饰品：两道镶嵌着蓝色、银色圣诞球的拱门上，一只银色的驯鹿正仰望天际，迈步向前奔驰。

　　已经席卷了西方世界的“中国牌”圣诞节，如今又在中国找到了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