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历史周期律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角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道路。历史周期律问题，是当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黄炎培先生问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当年仍处在革命战争时期，黄先生提出的是一种抽象可能性，毛主席的回答也很原则。全国胜利以后，毛主席很注意这个问题。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敲过警钟，在党中央由西柏坡迁进北京城时，又用李自成为例说我们是进京赶考，不要考试不及格。然而，当时不可能预料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七十年后的苏联会出现历史的大倒退。我们都曾以为历史周期律现象仅仅属于以往历史，社会主义是铁打的江山。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这个问题已极其现实极其尖锐地摆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面前，尤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西方某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企图用西化和分化的方法，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或其他种主义，企图使中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而国内也有一些右的思潮，希望中国仿效西方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完全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放弃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实际上是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左"的思想则试图重新回到改革开放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经济时代。这两种思潮都会断送社会主义。

　　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9年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各项事业的伟大成就，都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改革才能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十六大以来确定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发展，也是最有效跳出历史周期律，指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根本保证。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伟大理论创造。有人说，西方早就提出了发展理论问题。自《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人们已经关注发展问题。联合国也有学者进行专门研究并有专著发表。可是有一条，西方所有关于发展的著作重点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而敲响的警钟。它们都没有或很少涉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离开西方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把发展问题单纯归结为保护生态问题。我们党的科学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吸取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也总结了我国发展的经验，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它远远超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远远超出单纯生态环境问题，而是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关系，以及东部和西部、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以及各个利益群体的关系的指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意义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仅从社会主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角度看也是绝对必要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能以人为本，不改善民生、关注民情、倾听民意，不使社会全体成员共享发展成果，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一旦有政治风波，人民就会袖手旁观，表现为政治冷淡主义，甚至参加不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不利于工人和劳动人民自身的政治行为。苏联解体和十月革命成果的丧失，是一个具有悲剧性的历史教训。十月革命开始是在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中取得胜利，而却在内外政治力量作用下，以群众的不满和参与使苏共政权陷于垮台。这说明，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铜墙铁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伟大的理论创造，也是社会主义沿着自我完善道路前进的群众性保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从跳出历史周期律的角度看也是一项重大理论创造。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各种经济利益群体，存在贫富差距，存在多种矛盾。如何处理这些矛盾，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一种合力而不是相互对抗相互抵消的力量，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性和实际政策操作性的伟大理论创造。和谐不是既成的自然状态，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矛盾是事物的普遍特性。矛盾普遍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简单道理。和谐是正确处理矛盾的结果。我们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但以承认矛盾和正确处理矛盾为前提。和谐需要创造，和谐需要构建，而构建就需要有一系列政策的保证。胡锦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中，对此都有明确的可操作性的规定。理论的力量是无法衡量的，实际上正确的科学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理论的力量在于，它能为斗争指明方向。没有理论，对任何稍微复杂一点的形势都不能辨别。恩格斯说过："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和纲领等问题，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创造性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