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女警察自述被“黑打”往事：很像搞文革

    “拆台”背后　　文_本刊记者 曾晖

　　2005年，中国内地首个交巡警试验在上海宣告失败；2008年，锦州交巡警也随王立军的离开而拆分；如今，重庆正悄然拆解交巡警平台……不同的时空维度，同样的结局重复，个中缘由，或许很难仅用“因人废事”为其作注。

　　王氏交巡警

　　“你们重庆交巡警最近‘压力山大’吧？”

　　“不是重庆交巡警，是王氏交巡警！”

　　这个纠正记者说法的人是李纲(化名)，去年刚从重庆警察学院毕业。与当初入警时的神采飞扬不同，现在的他，整日无精打采，正等着重新调岗的“判决”。李纲只能祈祷，上级给自己安排一个好去处，可这么多人都要重新安置，哪里又轮得到自己呢？

　　“早知如此，那时候就不该考这个交巡警。”李纲深深地呼了口气。

　　交巡警是王立军从锦州带到山城的特产，于2010年春落户，这正是前公安局副局长文强落马之时，也是“打黑”风暴的收官阶段。似乎王立军有意借此向外界昭示，一个旧时代行将过去，“平安重庆”就要来临。

　　王立军设想的交巡警，是打破传统的警务模式，实行点对点指挥调动。他要求主城区任何一个地点发生案(事)件，必须在3分钟内集结5台警车、20台警用摩托、60名警力，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人海战术，这与他追求完美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一脉相承。

　　据《重庆日报》报道，交巡警平台由王立军亲自带队设计，内置各种通信设备、数据处理设备、电气控制设备、GPS定位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甚至连冰箱、储物柜、微波炉、饮水机等生活设备都一应俱全。该平台分为两种，固定平台拥有国家专利23项，可移动平台则有42项。

　　“这个东西就姓王，里面的任何陈设都必须投其所好。”李纲说。

　　记者了解到，所有平台都立有一块标志板，印刻着"打击犯罪更彻底，服务百姓更直接"，用的是王立军最爱的繁体字，正楷，显得个性十足却又不伦不类。

　　在交巡警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曾有近1万4千人被分配到全市500个平台之中。这一数量，一度接近在编警察总量的半壁江山。

　　在许多重庆人看来，是交巡警平台为他们带来了“安全感”。

　　官方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重庆市民安全感指数高达95.89%；2011年更是达到96.51%的历史峰值。媒体同样宣称，“2010年，重庆街面犯罪下降近40%，主城21年来首次出现街头‘两抢’案件单日‘零发案’，交巡警平台成为名副其实的打击犯罪‘第一阵地’。”

　　不可否认，声势浩大的交巡警踞于街头，对犯罪分子起到了一定的心理威慑作用。但李纲提醒，街头治安状况虽有一定改善，却并不像数据显示的那样夸张，而仅有的“改善”也多半赖于此前“打黑除恶”的敲山震虎，还有王立军近乎严酷的治警方法。

　　记者跟随他探访了多处平台，发现大多都已是“人去台空”，只留下协警在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而旁边停放着的高级摩托车全用塑料布紧紧捂着，落满了灰尘。李纲说，那些表现好、资历老的警察都被优先调回派出所了，留下的要么是像他一样的新进大学生，要么就是非在编人员，他们没什么事可做。

　　而在鼎盛之时，交巡警平台却是另一番模样。“我们分为早班、中班、晚班、备勤、轮休五班，每班8小时，0点到8点，8点到下午4点，4点到第二天0点各一班。”李纲开始时还觉得新鲜，后来，他的身体撑不住了。

　　“夏天地面温度50度，虽然平台也有空调，但管用的范围有限，也不能一直吹，吹久了还伤身体，冬天也是一样，冷得可怜啊。中暑感冒是家常便饭，我好多同事都带病站过岗。”

　　“过去上面压得凶，甚至连做多少件好事都有要求。无论如何，底下的人都必须满负荷投入，但这跟弹簧压缩是一个道理，不可能始终保持同样的状态。”

　　所以说，当“打黑”渐次平反，“王氏交巡警”的缔造者也身陷囹圄，基层警察的神经不再紧绷，交巡警的威慑力还有多大？答案或许已经明朗。

　　车牌尾号718的出租驾驶员佐证了这一点。上周，他连续去几个平台打印违章罚单，但值勤的却都宣称“打印机坏了。”

　　“很多乘客跟我抱怨，说现在的交巡警太不像话，但凡碰到麻烦点的问题就说‘不该我管，去找派出所’，王立军在的时候哪敢像这个样子？”驾驶员滔滔不绝，记者转头看向李纲，他把眼神匆忙地避到了窗外。

　　大炮打蚊子

　　交巡警平台的花费是不菲的。记者从一名消息人士处获悉，1个固定平台造价约为30万元，而其每年所产生的运行费用则将近80万元。“曾有某发达地区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财力最多撑3年。”

　　不过，在警界人士看来，如此巨大的开销显然是在用大炮打蚊子。

　　“它真正能派上用场的功能屈指可数，无非只是处理一般的交通违章和做一些简单的便民服务。”派出所民警赵麒(化名)以眼光独到而小有名气，他从一开始就怀疑交巡警模式的可行性，并且多次婉拒调往平台，“我一直想把这些意见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但你是知道的，那段时间，条件不允许。”

　　在赵麒看来，交巡警平台或许提高了群众的见警率，也提高了出警速度，但未见得就能提高管事和办案率。

　　赵麒说，警种混搭非但难以起到协同作用，反而减低了各自的专业水准。“本来刑警负责刑事案件，治安警负责治安案件，交警专管交通肇事，现在可好，全部统一到交巡警名下，一人饰几角，啥都管，完全是乱弹琴。”

　　而且，交巡警队伍的大肆扩编，让许多非专业、非警界的人员充斥到平台，甚至一些考古专业的大学生、事业单位的保卫处人员也被收编。“想靠他们破案？‘瞎猫撞上死耗子’还差不多。”赵麒略显激动。

　　2011年8月，江北区观音桥商圈浩博天庭写字楼发生入室抢案，数分钟内楼下便聚满了几十台警车，但嫌犯吴华却依然顺利逃脱，直到3天后才在渝北回兴的居民区内被特警抓获；而在人们更为熟悉的周克华案中，最后还是靠派出所民警扮演了一锤定音的角色。

　　可以说，交巡警平台的社会效应轰轰烈烈，却难以得到可持续的长远效果。

　　赵麒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平台的消耗几乎抵得上两个派出所，而后者的性价比显然要高出更多。

　　他反复念叨：“办案必须要有基层作保障，摸排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行动踪迹等，这些东西交巡警根本做不了，就是做不了。而且，做好了基础工作，不但有助于打击犯罪，还能够最大限度地预防犯罪。”

　　但不幸的是，重庆交巡警的扩张连根拔起了220个派出所，同时，更多的基层民警被抽调，导致1个万人社区原先由四五个民警负责，后来只剩下一两人。

　　因工作量激增，赵麒不得不咬紧牙关，在派出所里熬过一个又一个的通宵，“精神折磨大，身体折磨更大”……

　　2012年4月25日，重庆召开公安工作会议。新任公安局长何挺意有所指地说，某些领导干部违反民主集中制，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好大喜功、层层加码，导致基础工作薄弱、队伍疲惫不堪。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重新确立了“深入推进基层基础建设，大力加强派出所和社区警务建设，发挥警务资源最大效能”的思路。

　　黎明静悄悄

　　在见诸报端的讲话里，何挺对交巡警问题语焉不详，只是说了“优化”二字，这令山城警民一时间陷进了集体猜想。

　　1个月后，重庆公安有关负责人再次就警务问题回应媒体。提到交巡警，他在“优化”后面补了一句，“考虑增大交巡警平台的流动性。”然而，裁撤还是保留？依旧没有答案。

　　前述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之所以数月未见明确表态，一是市领导需要详加研究，二来也要顾及十八大前的社会影响。

　　不过他透露，目前，市委书记孙政才已就交巡警模式定了调：整合资源，重点固定，一般流动。这一方案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被普遍认为是现阶段的对症良方。

　　于是有媒体捕捉到，“区县的交巡警平台多数已经消失，主城区此前设置过于密集的地方，也拆解了一部分，取而代之的是交巡警流动平台车。”

　　另一组数字显示，今年3月以来，全市已恢复派出所104个、警务室900多个。

　　著名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如今大门紧闭，院内摆设零乱，墙上贴着泛黄的拆迁通知。在距法院不到1公里的半山腰上，凉亭子社区的居民正围坐一团摆着“龙门阵”。

　　“我们这带下岗工人多，住的都是老房子，但别看这样，大伙儿可都见证了好多的历史时刻。”老夏对重庆警界一直很关注，“以前的张君，后来的岳村、文强，每次审判我都要跑下去看。”

　　老夏很健谈，他说自己也得知交巡警平台低调拆解的新闻，他用很标准的重庆话告诉记者，“恁个做是对头的”。

　　“大街上有交巡警站岗，贼娃子看到了肯定会心虚。但平台是死的，人是活动的，像我们这种背街小巷没有平台，也没人巡逻，小偷就经常光顾，比过去还凶。”

　　居民周添明(音)便很倒霉。去年底，他的妻子在居民楼前被抢去了戒指，紧接着在今年初，自家铁门竟然在大白天里被人整个卸下卖掉……

　　记者发现，这与李纲、赵麒共同提到的一个现象不谋而合当交巡警平台成为警务工作重心之时，街面犯罪虽有下降，却使得大量案件转移到了警力薄弱的社区与农村。

　　而重庆警方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在今年公开承认，“社会面违法犯罪流动性正在日益增强。”

　　老夏接着说，无论交巡警平台也好，还是社区岗亭也罢，这其实都只是形式，治安状况的好坏关键还看警察的负责与否。“几十年前的户籍，他们对各家各户都熟悉得很，哪家吵个嘴都要来管。现在，哪怕满街都有交巡警，但他待着不走动，你说又有多大用处？这样烧钱的东西少一些也好。”

　　“那这些撤掉的平台怎么弄呢？总不能当废铁卖了吧？你晓得怎么处理不？”旁边有居民插话。记者冷不防被将了一军，只得无奈摇摇头，“我跟你一样，也想知道。”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重庆警界在“润物无声”的纠偏里等待着重生。对如今的当政者来说，思路也许没错，只不过，他们或将面对困难重重。这不止是警界的利益调整，更大的逆反心理来自民间。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重庆人在网络上为交巡警鸣不平，他们把曾经有过的"安全感"归功于斯，甚至还把当前的“沉渣泛起”拿作对比。

　　因此，从技术层面来看，应该使那些长期受制的异见释放，让百姓更加客观地认识交巡警的作用，看到更加真实的治安状况。同时，努力兑现何挺任初“打击力度不减弱、防范力度不下降、社会治安不反弹”的承诺。

　　毕竟对于普通重庆人来说，只有对新的治安形势感到满意，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感观上的落差；也只有意识到拆解平台并非对某人拆台，更不是因人废事，才不会集体性地说三道四。

　　编后：

　　不可否认，对许多重庆市民来说，交巡警平台曾经代表着一段“美好时光”。平台带来的安全感、亲近感和方便性，以及由之而来的警民关系和谐度、满意度，在当今是弥足珍贵的。如笔者一个朋友就曾说他半夜12点都可以去补办身份证，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后王立军时代，出于更专业高效的配置、更公平均等的服务、更现实可持续投入的考虑，对平台进行"拆解"或"优化"，是必要和必然的。但对重庆来说，切不能拆了平台，就散了人心。正如本文采访中的市民所言，他们在意的并不是"形式"，他们在乎的是为民的态度、诚意和效果。

　　编者按：2012年12月24日，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何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前几年，重庆的公安工作、公安队伍建设，曾一度处于非正常的状态。大量警察成为打黑的对象，即是重庆警界非正常状态的写照。本文的采访对象，张莹莹就是其中一例。2012年7月，重庆市公安局撤销了2010年对她的处分决定，为其恢复了职务、补发了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