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养老金双轨制改革遇抵触5年无果

来源：中国宁波网

　　郑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主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国内外著名的社会保障专家，“走窄路”的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西方经济学、市场失灵、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社保基金投资和企业年金等。

　　◎在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各种声音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的现状，进而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

　　◎我们现在的投资体制太落后，只有1%的资产是买了国库券，99%都是存银行，利息太低了，年年都呈负利率。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是唯一存银行的国家。

　　◎我主张有一个顶层设计，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一起改，社会改革，肯定要有阵痛，但要减少阵痛的次数，两次就疼一次吧，早晚的事。

　　——— 郑秉文

　　社保制度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出现了一轮养老问题大讨论，延迟退休年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18万亿隐性债务、事业单位养老改革等等。每一个话题都声势浩大，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这说明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进入了空前的困难期”，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他指出，延迟退休年龄、养老金投资体制改革、事业单位养老改革，任何一个目前都难以单独进行。

　　在他看来，养老金制度不能再只做简单的修补，国家应当按照一揽子的系统改革进行谋划，做足准备工作，在合适的时间节点统一实施运行。

　　在2013年以及更远的未来，老龄化的压力将持续加剧，中国的养老制度必须应时而变，但变革的方向为何？中国人如何实现老有所养？

　　剔除财政补贴和补缴预缴等因素，养老金几无余额

　　南都：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状况，收支结余情况每次都牵动公众神经，总体的运行状况是怎样的？

　　郑秉文：根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的数据，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计收入16895亿元，支出12765亿元，2011年当期结余4130亿元，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9497亿元，比2010年底增长了26.89%。

　　在32个统筹单位中(31个省市区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如果剔除财政补贴，2010年有15个收不抵支，缺口是679亿元；2011年收不抵支的省份虽然减少到14个，但收支缺口却高于2010年，达到767亿元。广东省的收支结余超过500亿元。

　　虽然2011年当期结余很高，但是如果剔除2272亿元的财政补贴，再剔除由扩大覆盖面导致的“补缴”1511亿元，当年的收支余额仅为347亿元。如果再剔除预缴和清理历史欠费等因素，2011年当期几乎没有任何余额。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制定补缴政策，可以提高当期的制度收入，但却显然加大了未来的支付风险。从整个养老金的收入支出情况来看，制度能够大体维持平衡。

　　南都：我们也看到，全国31个省市区的养老金收支情况不一，有的结余500多亿，有的却存在很大缺口。

　　郑秉文：原因有很多，首先，各地历史欠账不同，老工业基地和工业基础比较好的省份的负担要远远大于其他省份，因为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比重较高，他们成为制度建立之初的主体。还有就是各地制度赡养率不同，凡是收不抵支的省份，基本是制度赡养率较高的省份，这里面有各省份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于经济较发达地区，青壮年劳动力是净流入的，而且外来务工者参保率较高，因而会“稀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但是，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青壮年劳动力是净流出的，而且外来务工者参保率较低，因而会“抬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

　　事实上，养老金的统筹层次低是问题的根源之一。就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来看，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几乎是唯一没有实现全国统筹的制度。第一，它导致制度地区间不公平，有的地区制度收入状况较好，养老基金储备情况较好，有的地区则相反。第二，便携性不好，导致不同地区跨地区转移很困难，为劳动力跨省自由流动带来阻力。第三，为财务可持续性带来困难。

　　个人账户空账，不影响当期养老金实际支付行为

　　南都：《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额首次突破两万亿元，这意味着什么？

　　郑秉文：我国实行“统账结合制”的养老制度，也就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社会统筹部分用于支付已经退休的参保人员，个人账户用于个人积累，退休时再开始支付，这是制度设计。

　　但是，由于转型成本没有解决，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只能被拿去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就变成空账了。2011年年底，个人账户记账额是2.5万亿元，但做实的资金只有2703亿元，空账额是2.22万亿元，首次超过两万亿大关。

　　我国建立该制度的时候，正在进行国企改革，亟须建立一个社会保险制度，替代企业保险制度。对于那些退休人员，由于制度转型的原因不发给他们养老金是不行的，于是国家建立了“部分积累制”，参保人自己积累一点(个人账户)，拿出一部分来养上一代人。

　　南都：这个空账要不要，以及如何做实呢？

　　郑秉文：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学者来讲，这个叫转型成本。解决它有这么几个办法，一个是财政转移支付，一个是进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再一个是发行认购券，等于是向参保人借钱。在国际上三种办法都有国家在用。中国哪个办法都没有大规模使用，目前只是用转移支付的办法，一点一点地逐步进行做实账户的试点，已经试点12年了，做实账户2703亿元了，差距还非常巨大。

　　没有做实账户，并不影响我们当期发放养老金，恰恰是为了当期发放才做不实它，缴费的这一代人要是不管上一代就能做实。现在的做法也不影响以后养老，因为又有下一代来赡养。不过这样的办法，面对老龄化是有问题的，赡养率会越来越高，为下一代人支付能力带来巨大压力。如果采用延长退休、转移支付等办法，能够缓解老龄化的压力。另外，做实账户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现在投资体制严重滞后，做实账户的话，收益反而跑不赢CPI，那将面临另一种损失。

　　延迟退休是解决中国老龄时代化养老的唯一选项

　　南都：延迟退休确实是2012年的一个热门话题，为什么延迟退休年龄的呼声会这么高？

　　郑秉文：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设计是统账结合，但是因为个人账户大多是空的，因此可以把它看做是现收现付。现收现付制度的参数设计一定要合理，否则资产和债务的配置就会严重失衡，未来的隐性债务就会大于资产，失衡的情况严重的话，就需要财政干预。在很多欧洲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相当程度上就是由于福利制度因素导致的。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几个参数都存在一定问题，大参数有三个：缴费率(缴费占工资总额的比例)、替代率(退休时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收入的比例)，以及赡养率(离退休人员占在职缴费人数的比例)。这三个参数是决定制度能否平衡的关键。

　　先说替代率，我们现在连续每年上调养老待遇水平10%，2013年已是第九年了。即使这样，替代率下降的速率还是挺快，赶不上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所以这个参数是动不了的，不能人为下调，上调都来不及呢，而且现在要扩大内需扩大消费，转变增长方式，怎么能做相反的事情呢？

　　再看缴费率，我们是28%，个人8%，单位20%，这个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行列了，估计在前十名。再加上五险、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的话，占到工资的百分之七八十。对于企业竞争力，对于职工的消费能力，都是问题，上调也是不可能的。

　　现在能够调整的就是赡养率了，而稀释赡养率的因素主要就是退休的时点问题。人的寿命延长了，退休年龄不延长，赡养率就提高，要稀释赡养率，就要让退休年龄和寿命预期挂起钩来。另外，现在我国的受教育年龄长了，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扩招规模越来越大，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青年人平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点大大推迟了；另外，服务业逐渐发达，劳动强度逐渐降低，很多工种都消失了，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计算机技术日益普及，对人类延长劳动时间提供了客观条件；最后，就业多样化、远程化、家庭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非正规性的就业群体越来越大，这个群体并呈高智商化，要实现他们的理想和多赚钱，要更多地“收回”他们父母对他的“资本投入”，这是这些群体的一个工作特征。所有这些都为延迟退休创造了客观条件，提出了内在需求。

　　欧洲一些国家，规定67岁左右退休，目的就是维持一定的替代率不变。否则，就要降低替代率，或是提高缴费，或是提高退休年龄。这是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导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南都：对于延迟退休也有反对的声音。

　　郑秉文：在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各种声音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的现状，进而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甚至认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本来就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他们不用缴费，但养老金水平却高于企业一倍以上，如再让企业工人延迟退休年龄，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工厂效益不好，上班挣不到钱，还不如退休有保障。还有一部分群体，他们没有正经工作，完全靠自己的积蓄或拆借来缴纳保险费，他们眼巴巴就指望着早点退休拿退休金有个保障呢。对这些弱势群体，要善用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施以援救之手，要重视发挥其他福利制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