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怎么改？

　　红十字会怎么改？

　　“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官方色彩很浓的组织，它寻求突变的这个精神是很可嘉的，是很好的一个信号。当然，要把这个突变落到实处，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

　　撰稿｜陈统奎

　　关于中国红十字会，2012年底有一则新闻被大家当作笑话来阅读：在“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2012排行榜”上，它获得满分，和另外16家基金会并列第一名。新浪网针对这一结果发起网络调查，高达95%的网民对红会的排名表示质疑。

　　后来，中国红十字会回应称，尽管在排名中得了满分，但这个满分只能说是“一个及格分”。为了应对“郭美美事件”以来的形象危机，中国红十字会刚成立了社会监督委员会，目的是机制化解决社会监督问题，推动透明慈善，挽回公信力。

　　事实证明，社会监督有多重要。与拿到“及格分”几乎同时，成都红十字会募捐箱善款发霉事件再给人们心中添堵。社会监督监督委员会出动，目前得到的结论是，调查结果与成都红十字会的自我辩解有出入。

　　此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刚刚制造了荒唐“笔误”，重挫公众对中国公益基金会的信任。有人检举，在2011年的账目上，一项“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金额为48.4亿元，远远高于当年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8000多万元。该基金会回应称，工作人员错将账目中一项本应为4.75亿元的金额，写成了47.5亿元，“多输入了一个零”。

　　一本糊涂账揭露了这家基金会形容虚设的财务监管体系。中国公众还要被忽悠到什么时候？“郭美美事件”还不足让公益基金会们警醒吗？

　　不改不行

　　旁的不说，我们看到，作为“郭美美事件”的受害者，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启动改革。改革者们拿出的改革策略是，“老树结新枝”，就像当初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路数。

　　“新枝”就是社会监督委员会。由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出任主任，委员有白岩松、王振耀、杨团、俞可平、袁岳、邓国胜等16位社会知名人士。这份名单显示了一些“组委逻辑”：包含精英、专业、多元、影响力等要素。于是有人质疑，是否过于强调“名人效应”？中国红十字会的回答是，选择这些成员主要是“侧重专业性和影响力”。

　　有人注意到，中国红十字会用的是“选择”这个词，而不是“选拔”，这才是本届社会监督委员会留有遗憾之处。选一堆名人来当监委，效用如何，仍需观察。不过，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创新研究院发起人、壹基金发起理事、前执行主席周惟彦对《新民周刊》表示：“我个人不太建议用名人，名人效应虽然好，可以用名人去给做广告去做推广。但监督这件事，首先要懂，不然他发现不了问题，另外得有时间，愿意为红十字会贡献时间。”

　　在周惟彦看来，红十字会在选人的时候应该先公布一个标准，怎么选，标准是什么，谁来选，然后如何一步一步选到符合这个标准的人，“现在我看到很多的慈善机构，理事会里都是名流，到最后很多事情都落不了地，或者执行的时候容易走偏，徒有虚名。”周惟彦与红十字会有几年的合作经验，算是比较了解这家“百年老店”，乐见它迈出改革的步伐。

　　迟福林对记者说，红十字会的转型改革是中共十八大后推进社会组织改革的重要信号。周惟彦认为，大家对公信力和透明度要求非常高，其实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必须要改，红十字会早和晚一定要走出这一步，“民政部在做很多的尝试和探索，包括组织结构、透明度，鼓励更多‘民非’的出现，用了很大的力度。民政部做出这些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大幅度调整的姿态，挺好。”

　　从红十字会的角度看，它希望监委会是一个可信任的、有公信力的、紧密合作的“第三方机构”。为了保证监委会的公信力，红十字会没有派人兼任主任或秘书长。

　　周惟彦提醒公众注意，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官方色彩很浓的组织，它寻求突变的这个精神是很可嘉的，是很好的一个信号。当然，要把这个突变落到实处，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

　　迟福林亦直陈，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组织存在很多问题：官办行政化色彩太突出，很难反映社会公众利益；公信力不够，透明度不高，社会对其缺乏广泛了解。“如不能代表公众利益，就会失去自身活力，红十字会监委会成立目的之一，就是联系社会各个方面，更进一步参与社会事业。”

　　迟福林提出了社会组织代表公众利益的核心观点，并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方向是“去行政化，实现社会性的回归”。迟福林认为，一个国际化的社会性组织需要具备三要素——运行机制社会化，而非行政化和官僚化；广泛的社会参与平台；运作坚持公开性和独立性。

　　中国红十字会往哪里改，这三要素就是答案，但知易行难，一个百年老店的转型、革新需有耐心和韧劲。

　　去行政化

　　环顾华人地区的红十字会，台湾红十字会的转型可以为中国大陆红十字会的改革提供参照。

　　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台湾红十字会属于官办性质，这段时期的会务与工作表现相对停滞。转折点出现在1976年，总会理事会改组，新任理事大幅增加了工商企业、医学界、妇女界的民间领导人，由官办转向“社会共同举办”，随后各分、支会完成改选、改组、立案、推派代表等事项。1992年，顺势举办了首次全台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任理事，迈向民主化之路。如今在台湾，红十字会虽然不是最大的慈善团体，但公信力和影响力均首屈一指。

　　摩纳哥红十字会的蝶变亦值得中国学习。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1958年，摩纳哥王妃、美国好莱坞明星格雷丝·凯利被任命担任摩纳哥红十字会主席，她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福利上，关心老年人和穷人，为他们修建住宅，还为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四处筹款，参加重大的国际互助活动，大大地改善了摩纳哥王室在世人面前的形象，也为摩纳哥的发展赢得了机会。

　　我们很好奇，格雷丝·凯利也代表官方背景，为什么她领导的摩纳哥红十字会能够获得如此成功？周惟彦的答案是，关键要看摩纳哥红十字会组织系统怎样去运作，它不是一个官僚化的机构，而是类似公司的高效运作组织，再加上摩纳哥王妃的强大力量，她用政府的力量结合非政府机构的高效运作，这样发力，成功是必然的。“今天中国政府，如果跟民间机构能够合力，举国上下协作，肯定也能提高整个中国的国际形象。”周惟彦如是说。

　　当前中国红十字会的问题，要害在于过于官僚化，导致运作低效，缺乏透明度。“中国红十字会的流程过于复杂，做一个事情要请示领导，感觉是一个衙门，不像是一个公益机构，这是最大的一个感触。”周惟彦感慨，相比而言，她接触其他国家的红十字会，都是比较国际化的基金会管理流程，“内部的分工很明确，做决策也非常清楚，整体感觉像公司化的管理。”

　　在周惟彦看来，中国红十字会危机不断，就危在“体制落后”4个字上。

　　“什么叫非政府组织，就是不能按照政府体制来运作。非政府机构，公益慈善机构它一定是补充政府职能的，如果你在政府的系统里面你怎么补充？”周惟彦反问。

　　中国红十字，就是一个不尴不尬的角色。“红十字会的运行应该社会化，不能太依靠政府机制，体制上的问题不解决，别的都很难真正突破。就像当初国营机构改制，改制的结果是市场一片繁荣，民间组织也是一样，社会化运作是第一要突破的，只有这个突破了别的才有可能。中国民间机构实际上都在政府部门的监管之下，社会化运作之后，政府监管依然存在。”

　　不过，对于红十字会改革，也不能太心急，改革需要一个过程。

　　让中国红十字会由官办转向“社会共同举办”，时机也许还没有到，但周惟彦认为，它的运作机制，应该可以做到“公司化”：“我们都晓得政府的效率其实很低，全世界都一样，不光是中国。非营利性机构要想成为一支很有活力的力量，如果它的运作依然像政府流程一样复杂，那就很可惜了。”

　　郭美美事件

　　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郭美美事件”重创中国红十字会多年以来塑造的声誉，其他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也受到牵连，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跌入低谷。

　　别墅事件

　　2012年12月12日，一名网友在其微博举报中国红十字会在奥运公园旁购置三四十栋别墅，已经营达10年之久。对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回应称，经初步查证，红十字会总会从未在“御园公寓”购置房产，并称已成立调查组，将迅速进一步展开相关调查。

　　新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已经介入调查，目前尚未公布调查结果。

　　善款发霉事件

　　2012年12月25日，有网友在微博曝料称，成都市红会在汶川地震后设立的募捐箱善款，因多年未取，导致箱内纸币长出白毛。据当时出资制造募捐箱的公司负责人表示，原本应放在公共场所的募捐箱，有些被严重损耗，甚至被盗，最后超过500台募捐箱被弃于仓库。

　　两天后，中国红十字总会新闻发言人姚立新回应，经调查发现，成都市红十字会在募捐箱管理方面确实存在“疏于管理”的问题，总会已责成成都市红十字会整改。

　　儿慈会小数点事件

　　2012年12月10日，网络曝料人发现，在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2011年年度工作报告中，有一笔48亿元的巨额现金不翼而飞。该微博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不少网友质疑儿慈会“洗钱”。儿慈会官方网站回应称，此错误系财务人员将一笔4.75亿的理财资金误写成47.5亿所致。

　　随后，曝料人又指出，儿慈会将1800万元打入成龙基金会，而其用途很有可能是基金会为了提取10%的管理费。面对质疑，两家基金会都否认了网友的说法。

　　宋庆龄雕像事件

　　2011年11月，伫立在郑州市黄金地段旁的宋庆龄雕像惹来争议，创作者认为雕像不像其原作，而投资方河南宋基会否认雕像为宋庆龄像，而是“黄河女儿”。

　　媒体在报道此事时挖出更多隐情。“河南宋庆龄基金会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原是一个公益项目，由河南宋基会承办。2011 年8 月中旬，当时施工现场的公示牌显示（显示牌目前已没有），这块土地已“变成”两块，活动中心所在地用地面积已“缩水”至不到47 亩，剩余约160 亩地成为15 幢楼房———“宋基绿城玉园”。此前，河南宋基会还身陷 “善款放贷”、“善款投资”等质疑。

　　成立于1992 年的河南宋基会，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同样都是公益性组织。尽管中国宋基会声明跟它没关系，但也曾表示，地方宋基会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宋庆龄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