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持股分红唤醒沉睡资源

　　编者按：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燃起了中国改革大业。1987年开始，我国建立了30个农村改革试验区，推出了20多个试验主题和上百个试验项目，为推动全局改革积累了经验、探索了路子。2011年底，围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主题，农业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了2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启动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工作。新年之际，我们组织7路记者奔赴7个农村改革试验区，看农村改革如何啃硬骨头、涉险滩，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释放发展“最大红利”。今起本报开设“走进农村改革试验区”专栏，陆续刊发来自基层的探索报告。

　　今年，上海闵行区将基本完成集中城市化地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寒冬，雨夹雪，莘庄工业区。记者来到申北路清馨苑乔仁林家里。67岁的乔仁林一只脚骨折，单脚跳着给记者开门。他的妻子何仁弟忙着给记者倒茶。1994年村里土地被征用后，他们因动迁住进了这个社区两室一厅的房子。屋内简洁、干净而温暖。

　　闵行区2001年起率先在上海市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莘庄工业区所在地的六个村是全区第一个实行整体改制的试验点，并组建了全市首家股份合作社上海市莘庄工业区社区股份合作社。当过村干部、工业区信访干部的乔仁林，全程参与了改制，大伙称他“老干部”。

　　2011年底，闵行区成为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区，试验的主题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2011年，闵行已有30个村完成改革；2012年，又完成了23个；2013年，将基本完成集中城市化地区村的改革；2015年，完成全区所有村的改革。

　　改制如何进行的？改制后农民过得好不好？记者脑子里有一堆问号，想和乔仁林聊。

　　村民“悟心”：与干部同股同权

　　“改制最难的是村级资产评估和农民的农龄确认。”靠着四方餐桌，乔仁林侃侃而谈。

　　闵行的农村产权改制，路径大体如下：先评估村级组织的集体资产，然后按农龄（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将资产量化给农民。在组建股份合作社时，农民再根据需要，按规定认购合作社股份，成为合作社股东，享受合作社的年终分红。

　　闵行农村集体资产总量较大，155个村中集体净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就有92个。同时，土地补偿费、集体不动产收益等形成的农村集体资产逐年增多，但越来越多的村在城市化中消失，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变成居民。资产的收益如何分配？失地农民如何享受集体资产带来的红利？这些问题成为闵行全力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出发点。

　　乔仁林所在的申强村1996年4月由横泾村、水产村、牛桥村合并而成，因此，在集体资产评估时比较复杂。“2007年2月，我们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村民代表，所有改制重大事项都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决议。”

　　农龄的计算也是一项庞大工程。自农业合作化开始，所有16岁以上，为村集体劳动过的人都要计算农龄，包括曾经在村里插过队的知青。申强村有22个生产队，1万多人口，每个人的农龄都要通过派出所核对，仅农龄公告就发了3次，便于监督。

　　2007年改制启动时，乔仁林家里有5口人，按农龄计算，平均每人计得14年，分得1.5亿元集体资产中的权益14.7万元。合作社组建时，按规定，村民可以认购股份，也可以不认购，每人最多认购4股，每股5000元。乔仁林一家5人，共认购20股，共计10万元。

　　直到2009年5月组建合作社，莘庄工业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才算基本完成。“认购股份时，村干部以及合作社管理者与村民一样，同股同权，这一点老百姓老"悟心"（上海话，"开心"之意）。”乔仁林说。

　　农民股东开心：连续3年分红，合作社管理更公开

　　现在的乔仁林多了一个身份：股东。“过去50多年，我们都在为集体劳动，没有一分钱红利，通过改制，已经分红3年。”

　　闵行农村的村级资产主要是仓库等固定资产，合作社的主营业务是房屋租赁。2009年起，合作社每年按利润分红，入股股东都有份。

　　2009年，合作社成立的第一年，分红比例为当年利润的9%，2010年，分红比例11%，2011年分红比例达到13%，每人每年分得2600元。“2012年，分红肯定超过这个数，因为房租上调，合作社利润有增长。”乔仁林忍不住笑了。

　　因为每个已改制村集体资产经营情况不同，分红的情况也各不相同。2009年，闵行区农民分红总额为1亿多元，2010年增至1.5亿元，2011年达到2.08亿元。

　　改制后，合作社（公司）的管理更加公开，资金使用更透明，农民也更关心集体经济。村集体资产实行现代企业管理，村党支部、村（居）委会、合作社（公司）“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职能不再模糊不清。村里如遇到投资、经营、分配等重大事项，由股东（代表）大会决策；干部的报酬，也根据其业绩由股东（代表）大会确定。

　　合作社“社员”盼舒心：税收少些，发展快些

　　土地被征后，乔仁林与许多失地农民一样到企业找工作。现在他已退休，每月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加上一年2600元左右的股份分红，一年能有15000元左右的收入。他闲不住，再做些零工，增加点收入。

　　不过，他也有许多忧虑。

　　“合作社靠自身积累无法持续发展。”乔仁林说。

　　他一笔笔和记者算账：合作社靠的是房屋出租，要增加收入，就得扩大出租房屋的面积，新造厂房。造厂房需要地，而土地都要招拍挂，价格是市价，没有优惠。“合作社前一段拍得一块地，仅3.6亩，每亩价格87万元。买不起。”

　　最让乔仁林激动的，还是纳税事宜。“合作社税种太多，纳税太高。”他掰着手指说：“现在要交7种税，其中企业所得税要交25%，个人所得税要交20%，太高。”根据这些规定要求，乔仁林等股东每年2600元分红，也得交20%的个人所得税。“能不能给农村合作制企业一些优惠的税收政策？要不，失地农民的收入增长会受到限制。”

　　乔仁林还在区里召开的有关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虽然不是合作社的经营者，但是，因为改制，他与合作社连在一起，合作社的发展与所有村民连在了一起。“我还得多为他们说说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