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山西苯胺泄漏事故

　　反思山西苯胺泄漏事故

　　山西省在处理此次“12·31”苯胺泄漏事故时，反应不及时问题比较突出。表现在：

　　一是事故发生5日后长治市政府才上报山西省政府，山西省政府才上报国务院，同时才向冀豫两省通报；二是信息披露后，全国舆论关注，然而从1月5日到8日中午，山西有关部门只草草地开了三场媒体通气会，其中空话、套话居多，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声音，最终质疑声音四起。

　　1月6日晚8时，山西省有关方面才召开第一次媒体通气会，当时舆论对“迟报”质疑高涨，会上只简单介绍了长治市政府及肇事企业1月5日里采取的措施，就草草结束。1月7日凌晨1时，第二次媒体通气会召开，新闻发言人不仅迟到1小时，还在宣读了几组监测数据后就匆匆离去，甚至都没有对这几组数据进行解读，在场记者几乎无人能听懂，全场哗然；直到1月7日上午第三场媒体通气会，长治市市长张保才在会上承认“未及时上报”，并作出道歉。此后，官方再无只言片语。

　　由于权威信息退出舆论场，1月7日下午开始各路媒体深入浊漳河两岸的农村、水库、排污渠等相关地点采访。1月8日，网络上关于“长治苯胺泄漏”的负面消息广泛传播。比如，“浊漳河中出现大量死鱼，村民曾经食用”，“羊饮用河水后流产”，“山西省花8.5亿元建设的在线监控系统失灵”等，在新闻网站、微博等“放大效应”的作用下，有关方面再次陷入被动。

　　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所所长杜骏飞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2003年非典事件，促成了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也提高了中国民众对于突发事件信息公开、透明的要求。此次苯胺泄漏事故披露晚了5天，是违反信息公开条例的行为，对社会和公众造成了利益侵害。

　　杜骏飞表示，近期瞒报、迟报等一系列事件连续发生，说明地方政府还在新旧观念边界徘徊不前，法制不够严谨，官员素养还不够高，舆论监督还不够严密，“这一公共危机事件，外在是信息公开问题，内在是执政能力问题，本质上是治理理念问题。”

　　针对目前山西省有关方面的被动处境，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邵志择分析说，山西省及长治市一些官员明显对媒体传播规律缺乏充分认识，没有充分意识到在危机事件发生后，信息披露“越早、越快、越坦诚，越能赢得媒体舆论谅解”的规律，而是依照传统思维，“捂盖子”或奉行“鸵鸟政策”，到最后往往都是一错再错、漏洞百出，引发舆论新一轮批评质疑。

　　长治市一些干部群众认为，山西及长治目前的舆论困境，是由于政府的权威信息披露太少，有关部门不提供材料，舆论形成难免道听途说，或者抓住一些不掌握情况基层干部的只言片语，导致信息失真。最后指向政府公信力，削弱政府权威性。

　　本刊记者在此次采访突发事件中感受到，近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纷纷建立信息发布制度，设立新闻发言人，总体上有效推动了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但在处置涉及问题比较复杂、群众意见比较尖锐的突发性事件时，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信息发布制度常常失灵，群众的疑问不能及时得到解答。出现这种现象，既有态度、责任问javascript:void(0)题，也有舆论应对能力、群众工作能力问题。

　　如何应对此次苯胺泄漏事故引发的舆论危机？一些基层干部建议，山西省及国家环保部等有关部门，应该尽快组织力量，针对舆论焦点问题，在态度上坦诚，在行动上及时，逐一进行回应。□

　　（文/高风 叶健 梁赛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