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北非大动荡 人民的意愿实现了吗?(组图)

　　两年前的今天，即2011年1月25日，西亚北非地区动荡之火蔓延至埃及，一系列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抗议活动随之爆发，并最终导致政权更迭。后来，利比亚、叙利亚等国也陷入持续动荡。两年过去了，西亚北非地区究竟迎来了什么？本报驻中东地区记者走访平民百姓和专家、学者，听到了他们的反思，也看到这里普通百姓面临着比两年前大得多的困难。

　　反思1. 人民的意愿实现了吗?

　　政局动荡　经济萧条

　　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教授亚海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埃及人发现，“革命”过后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唯一不同的只是埃及被贴上了“民主”的标签。不久前的新宪法公投虽然获得通过，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埃及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仍在加剧。穆尔西政府必须在未来一个时期切实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假如改革成功，民生得到改善，社会沉疴痼疾得到整治，那么新政权将得以继续。一旦改革失败，那么埃及的未来将变得更加艰难，二次“革命”的风险随时存在。

　　埃及《共和国报》副总编辑法乌兹： 在“革命”开始的时候，许多饱受欺压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成为“革命”的主力，为推翻穆巴拉克政权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们缺乏长远目标和有效的组织，在“革命”后期逐渐被穆兄会所取代。这些付出了巨大牺牲的“革命”青年在新政府中没有位置，也没有发言权。去年底强行通过的埃及新宪法也只是现政府为了维护统治的一个工具，体现的只是伊斯兰势力自身的意志，并不能反映全体埃及民众的根本利益。

　　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教授塔里克：穆巴拉克政权在后期面临着其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几乎所有埃及民众都对前政权感到无望和痛恨。但是，“革命”后的局势并没有像民众预期的那样去发展，民众渴求的是更好的教育、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完善的医疗保障。但是，那些“革命”青年自始至终都在空谈，他们向政府提不出有效的建议，只会在广场上示威给国家添乱。埃及目前的局势同民众的期望是相悖的。

　　叙利亚大马士革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易卜拉欣：外界大多把西亚北非地区的动荡称作“阿拉伯之春”。危机开始时，人们以为两个礼拜就完了，后来以为两个月结束，再后来延续了两年，人们已经不认为这是“阿拉伯之春”了，而是“阿拉伯之冬”，甚至比冬天还要严酷。就叙利亚来说，动荡自始至终没有获得民众支持。大家有目共睹，叙利亚经济这两年在西方制裁下一落千丈，仅经济首都阿勒颇的资产损失就超过25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民众难以统计的个人损失；全叙利亚的旅游业基本没有了，石油行业损失至少4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上升了48%，西方制裁最直接的承担者就是普通民众。战争还造成了上百万难民，一座又一座城镇变成了废墟，民众无家可归。目前，叙利亚危机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周边国家面临着叙利亚难民涌入的巨大压力……这不符合叙利亚人民的利益，不符合叙利亚国家的利益，也不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西方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和土耳其必须重新审视它们在叙利亚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当叙利亚民众依靠内部的团结和抗争结束危机之后，新的危机也许就会反过来蔓延到这些国家。

　　利比亚作家巴亚里：利比亚在北约干涉下完成了政权更替，很多人认为北约是为了石油利益而非利比亚人的诉求而挥出重拳，并希望把利比亚纳入北约的控制范围内。但至少利比亚走上了一条可以发展“民主”的道路。现在，利比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安全稳定，同时发展经济并振兴这个国家。不过，卡扎菲遗留的问题依旧存在，目前利比亚东部与西部的矛盾突出，“民主政治”进程发展缓慢，北约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却对此不闻不问，任凭利比亚民众自己挣扎。外界的贪婪只是着眼于利比亚的经济与潜力，利比亚人唯有全面奋发建设国家，才能摆脱西方石油合同的捆绑和北约繁杂的束缚。　　叙利亚大马士革市中心的小乞丐面对镜头绽放笑容。随着局势的恶化，乞丐在大马士革越来越多。记者　焦翔摄

　　反思2. 西方干预达到了什么目的?

　　推波助澜　陷于纠结

　　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教授亚海叶：外部势力在西亚北非地区“革命”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当地人民厌倦了独裁政权。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鼓动和支持，就不会有任何结果。一些人现在才认识到，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操纵、被利用。实际上，在所有经历动荡的国家，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形势都比2010年时更糟。这证明，外部势力懂得利用“革命”为各自的利益服务。美国已达到自身战略目的，人民所厌倦的、不再能有效捍卫美国利益的专制政权被推翻。然而，可能美国也没有料到，由于西亚北非地区有大量民众并非对伊斯兰主义者言听计从，所以才会再次爆发民众抗议活动。取而代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与西方积怨很深，预计今后埃及对美国的立场将趋于强硬。“革命”两年来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埃及多数民众不会对美国产生好感。

　　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教授塔里克：美国过去多年的“民主”输出政策不可避免地对埃及“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是穆巴拉克政权的赞助者，但在最后关头没有支持他，这是因为美国认为穆巴拉克年老体衰，对美国已经没有价值了。“革命”后，美国必须要面对伊斯兰主义崛起的问题，虽然这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就目前的形势来说，美国或许希望埃及处于“跛脚”状态，因为美国在中东最关心的问题是以色列的安全，只要埃及经济依然低迷，埃及现政权就不得不向西方要援助，美国就可以操控埃及的外交政策。

　　叙利亚大马士革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易卜拉欣：西方既获利，又损失，他们能够设计出一些初步的计划，但不可能预料和掌控事态的发展，在初期短暂的顺利推进后，遭遇迷茫，被动应对。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和也门前总统萨利赫都是西方的老朋友，但因为长期独裁并且不完全听从西方的旨意，西方要拿掉他们可以理解，但西方没有想到他们之后上台的会是伊斯兰力量。在叙利亚也是一样，西方起初希望通过煽动“革命”并引入外部干预，甚至不惜向叙利亚投放极端武装分子，企图借此消耗叙利亚政权。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极端武装没能够颠覆政权，反倒是令一部分武装分子，尤其是“基地”组织在地区获得更大影响力，进一步增加了对西方和海湾国家、土耳其的威胁。叙利亚处于中东版图的中央，是连接东西方、亚欧非三大洲的枢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西方围堵伊朗和俄罗斯，必须要先过叙利亚这一关。此外，叙利亚还拥有很大的自然资源开发潜力，其沿海和东部地区有着诱人的油气储量。所有这些都是西方向叙利亚施加外部干涉的动因，但他们是难以得手的。
　　反思3. 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痼疾未治　又添新伤

　　埃及政治学者侯赛因：埃及不存在所谓的“革命”，两年来所发生的一切只能称之为“冲突”。原因有三点：一是经济原因，贫富差距过大。穆巴拉克时期，尽管埃及经济稳步发展，但是贫富差距过于悬殊成为“冲突”爆发的诱因。二是社会原因，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很多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后，直接成为失业人口。大量劳动力闲置，成为“冲突”的主角。三是政治原因，执政党的腐败和黑暗导致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而“革命”后的埃及，前两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同时目前执政的埃及穆兄会也缺乏执政的经验和长期发展目标，造成现在的埃及社会长期处于失序和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中。这些因素在近期的经济危机中正在凸显出来。

　　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教授塔里克：穆巴拉克政权后期的问题是很突出的，贫富差距过大、经济结构畸形、失业人口众多、贪污腐败盛行等等。我不认为穆巴拉克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穆巴拉克执政的最后10年，基本上不问国事，主要是他的儿子和亲信在治理国家。所以当广场上刚刚出现民众示威的时候，他很惊讶：“人民为什么要反对我？”如果没有“革命”，那么穆巴拉克总统的位置将会传给他的儿子，人民会更加不满。但是“革命”后，埃及局势依然动荡，老百姓的不满更多，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前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在阻碍现政权施政，故意制造事端给穆兄会抹黑；二是许多年轻人不理智，喊着“民主”口号继续上街示威，给埃及经济带来了灾难；三是穆兄会的有些政策没有平衡反对派的利益，激起了矛盾。埃及有着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可以说没有埃及人提供的“手”和“脑”，海湾国家就要瘫痪。但是，埃及经济的复苏必须要以国内稳定为前提，一而再、再而三的示威没有任何意义。从历史上看，每场“革命”之后的两三年内，民众的激情还没有消退，国家仍处于动荡之中也属正常。但埃及如何走出困境，关键要看政治转型能否成功，如果反对派能够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同穆兄会抗衡的政党，世俗派和宗教势力的利益在民主制度框架内都可以表达出来，那么局势就会渐渐趋稳。

　　叙利亚大马士革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易卜拉欣：两年前，叙利亚民众享有整个地区最为宽松的经济自由、意识形态自由、宗教自由和安全上的保障。叙利亚危机的产生，主要还是外部因素诱使。一直以来，叙利亚都是中东地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桥头堡，并且因为与伊朗和俄罗斯两国保持着密切的双边关系，令秉持冷战思维的西方国家一直有所顾忌。最近一些解密的西方材料显示，美国颠覆叙利亚政权的阴谋早在布什政府时期就已筹划好，这次危机爆发自南部城市德拉，并非偶然。德拉临近以色列，有大量西方情报与间谍人员常年在当地活动，从那里挑起事端，比较容易。作为叙利亚政府而言，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也犯了一些错误，但即便当时能够处理妥当，危机还是会发酵扩散，因为这是西方的阴谋。目前，我们也在关注俄、美以及卜拉希米的三方会谈，因为这一会谈假如奏效，就可以有效阻止从土耳其边境向叙利亚境内的武器与人员渗透，为叙利亚实现长远的安全稳定奠定基础。

　　利比亚政治人士贾布里勒：卡扎菲统治时期，《绿皮书》是唯一被认可的典籍，它扼杀了民众的思维，阻碍了利比亚民众前进与发展的动力。自从1969年以后，利比亚就再也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卡扎菲严格控制学校和文化界，其统治是反人类的。这是民众推翻他的最主要原因。卡扎菲政权结束后，利比亚难以快速崛起，思想的解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至今，利比亚的各个政治派别都在进行激烈的竞争。未来，利比亚将致力于与包括邻国埃及在内的国家密切经贸与安全合作。此外，如何处理好散落于民间的总价值约500亿美元的武器，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革命”结果与期待迥异

　　改写西亚北非地区多国命运的政局动荡已满两年。当初人们喊出的“革命”口号似乎颇富浪漫色彩，然而在过去的两年中，受到“革命”洗礼的国家，无不在政治纷争、党派倾轧、经济滑坡和旅游萧条等诸多不适中痛苦呻吟。

　　在当今世界格局中，阿拉伯国家总体是一支相对较弱的力量。求变图强，是阿拉伯人的普遍愿望，也是“革命”者的重要诉求之一。但遗憾的是，“革命”爆发后，阿拉伯国家的处境并未发生变化，整体实力依然如故。相反，经历“革命”的一些国家，原本相对安稳的政局开始失序，不少政治势力和党派团体为了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诉诸各种手段，从而使政局进一步走向混沌。

　　客观地说，无论突尼斯还是埃及，抑或利比亚，在“革命”过后，人们的“民主”、“自由”意识明显增强了。但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人们对这些概念的滥用。甚至仅仅为了一些蝇头小利，人们就可以拳脚相向；仅仅为了发泄对工作环境和待遇的不满，单位的工作人员就可以相互串联，搞集体游行和静坐示威，直到把负责人赶走。阿拉伯国家不少媒体慨叹，当“民主”和“自由”过了头儿，“革命”就会走向反面，成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多数阿拉伯国家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实力薄弱，不少国家失业率持续攀升，通货膨胀严重。当初人们“革命”的动因，就是要扭转经济颓势，助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生活。但是，当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剧终之后，映入人们眼帘的却是与期待全然迥异的场景。埃及在局势动荡前，连续多年保持GDP平均5%的增幅，而“革命”后这一增幅没有了；突尼斯曾是北非制造业的重要基地，“革命”后也已风光不再；曾经是欧佩克举足轻重成员国的利比亚，如今的石油业一蹶不振，复苏乏力。

　　“革命真的不能当饭吃。”埃及星际旅行社市场部经理塔哈如是说。眼下本是埃及旅游的黄金时节，但寥寥的客源订单，使他感到有些茫然。享有“沙海玫瑰”之称的突尼斯，曾是著名的旅游大国，可如今人们只能在记忆中重温昔日的辉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湾国家当下成了各国游客的“新宠”，大有后起之秀的范儿，似正在成为地区旅游的新坐标。当客流和资金从动荡国家转向宁静的海湾，这一移动轨迹给人们留下的思考和警示是深刻和耐人寻味的。

　　　　世界银行、埃及中央银行、埃及中央公众动员和统计局公布的埃及经济数据。 驻埃及记者　张梦旭整理 张芳曼制图

　　百姓整天都为生计愁

　　日落西山时，一抹红霞掩映着大马士革天空中最后的光亮。哈梅地亚市场的商户已经打烊，清冷的大街上，商人们匆匆离去的身影和随风散落的纸屑构成一幅萧瑟的彩画。

　　哈达迪是这个市场里第一个开始做橄榄皂生意的人，25年来，他第一次遇到如此萧条的寒冬。“以前，我的货物销往欧洲、美国和东亚，几家工厂同时开工，都供不应求。但现在，只有俄罗斯和中国香港还有零星的订单，我们在阿勒颇的工厂已经被夷为平地”。夜色中，他略带哀愁地望着远方，算上每天的停电时间，他的店只有不到5个小时可以正常运转，“以前即使是在冬天，我们的店开到晚上10点还有生意，现在撑到下午6点就不错了”。哈达迪说，他在大马士革郊区还有一家工厂在运转，但安全状况不佳，记者无法前往参观。“假如真的没有生意了，我可能会选择关掉这家老店，另谋出路，相信总有办法活下来”。目前，叙利亚每天办理护照出境避难的人不计其数，但更多人不愿离开家园，坚信危机会在不久后结束，他们留恋、热爱他们的国家，不愿背井离乡。

　　霍尔格达是埃及红海之滨的度假胜地，每年吸引着上百万从欧洲过来的游客在此享受阳光和沙滩。然而，这座小城如今显得异常冷清。记者不久前去那里采访，刚一走出机场，便有数位出租车司机冲过来抢客。最后，记者上了一位跟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同名的司机的车。这位穆巴拉克在车上对记者大倒苦水，"革命"过去都快两年了，可是形势还是这么乱，我的收入比往年减少了50%，我们现在已经有民主了，需要的是发展经济。”记者让他对现在和穆巴拉克时代做个比较，他沉思片刻说：“穆巴拉克时代，形势很稳定，络绎不绝的游客使我可以很轻松的养活妻子和4个孩子，尽管现在看来，那种稳定很脆弱。现在，埃及人虽拥有了自由，却陷入了内耗当中，这对我来说冲击巨大，游客从电视上看到的全是埃及民众集会示威的新闻，谁还敢过来？从个人利益来说，我不是"革命"的受益者。穆尔西有些激进的政策也在阻碍旅游业的发展。”这位司机说，他盼着埃及相互对立的两派能够更加开放和包容，不要总去示威，有分歧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这样国家才能有安定的发展环境。记者要下车了，他连忙塞给记者一张名片，说：“你经常来霍尔格达吗？每次来都坐我的车好不好？”

　　壳牌石油公司埃及员工艾哈迈德对当前的局势甚为失望。他告诉记者，“革命”后人民呼吁解决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反倒是增加了许多新问题，比如说治安变差了、经济发展更慢了、坏人变得无法无天了，人们还得三天两头忍受电荒、水荒、油荒。他还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他的一位亲戚由于跟租房客发生争执，结果夫妻两人都被对方杀死了，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他已经联系一位在新西兰的朋友帮他寻找工作机会，如果合适的话准备离开埃及到新西兰去发展。

　　记者所住公寓楼下的保安亚比尔对记者说，尽管他是穆兄会的支持者，但是目前窘迫的生活让他也感到迷茫。他说，“革命”前他每月的工资是800埃镑，现在的工资是900埃镑，但是现在的物价也已经较两年前“革命”开始时上涨了不少，比如一千克牛肉的价格已经从50多埃镑涨至80多埃镑，鸡蛋和饮用水的价格也有所上涨。唯一保持价格稳定的还是政府投入补贴的大饼，但是眼看埃镑大幅贬值、外汇储备不足，恐怕大饼不久也会涨价。所以现在的工资虽然涨了，但是日子比“革命”之前更难过。他对记者表示，现在政府和宪法都有了，但是社会的动荡仍在持续，这是许多埃及人都不希望看到的状况。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均由本报驻埃及记者张梦旭、刘睿，本报赴叙利亚特派记者焦翔采访整理）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