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世龙是陶瓷窑考古学家。采访前，记者心里想着，任老师家里，一定收藏了很多宝贝。
任世龙笑盈盈地开了门记者到处张望，书房没有，卧室也没有，书架上大部分都是文学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三个火枪手》等等，齐刷刷地摆了一架子。
记者还不死心，“任老师，您平时会收藏瓷器吗？都放哪儿了呀？”
“搞考古的是不搞收藏的，这是考古人的职业守则。”任世龙双手交叉紧握，很严肃地说，“1965年，我们去挖钱元瓘(五代时吴越国王)的墓，出了很多精品。有一个金的带扣，东西很小，而且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完全可以装到自己口袋里。但我没有，这是职业道德的问题。”
74岁的任世龙，用他的话说，与泥土、瓷片、釉彩，相濡以沫了40年，早已是一家人。
1979年，他参加了由五个单位联合组建的“紧水滩工程考古队”，在浙江省龙泉县东区展开大规模的瓷窑址考古发掘活动，并主持浙江组的工作。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确认这一发掘活动是中国考古学新兴学科分支陶瓷窑考古开始大规模崛起的一个标志。
其间，他所撰写的《龙泉青瓷的类型与分期试论》一文，把龙泉青瓷概括为“两路”、“三类”和“六期”，明确了龙泉窑存在着文化渊源不同的两个工艺技术系统，从而纠正了以往研究中单线排序的错误。比如，把南宋时期普遍流行的刻划花装饰器物，一概视为北宋产品等。
因为整天和陶瓷打交道，在民间一些鉴宝活动中，人们常拿着各式宝贝，让任世龙的火眼扫一扫。
“我总是让他们失望，老是要开"炮"。” 任世龙忍不住大笑。
有一次，他被一个龙泉青瓷产品展请去当嘉宾，看完后，他毫不客气地甩出四个字：五花八门。“后来他们说，以后不要请这个老头了，太刻板了。”
任世龙说，对于这种活动，他现在几乎都拒绝了，“鉴赏，它是文化，更是一门历史，是对历史真相的寻找，不只是眼睛看一看这么简单。”
本报记者 马黎
人物名片 任世龙 陶瓷窑考古学家。1938年生于浙江东阳。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分配到浙江省博物馆，1980年调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期从事瓷窑址研究，曾主持龙泉东区山头窑、大白岸、源口诸窑址群等考古发掘。发表了《龙泉青瓷的类型与分期试论》、《瓷窑址考古中的地层学研究》、《浙南瓷业遗存类型初析》等重要文论。
对于考古的严谨性，任世龙这样体会： 考古是很“笨”的学问 浙江的陶瓷史，从夏商周开始，延绵3000多年，从未中断。
作为浙江人，任世龙一直将它视为终身课题，“当我有机会进入到这一领域，这个兴趣也一直没变。”
只要有发现，他便坐不住。
前段时间，任世龙经过一家写着“龙泉瓯江青瓷”的店，招牌上还标着“人类唯一非遗”，他很是着急，“成为"非遗"的是龙泉青瓷，怎么变成瓯江青瓷了？虽然是做生意，但也不应该违反事实。”
实事求是，是他反复强调的话，对于“真还是假”“值多少钱”“什么年代”，这些被经常问到的问题，他反而不知该如何回答。
“考古是严谨的学科，不能急于强求一个结论，只有认识真的，才能辨别假的，这需要走很多路。” 任世龙说，“考古是很"笨"的学问，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以下记者简称“记”，任世龙简称“任”)
【紧水滩】 没想的这么浪漫 1979年~1983年，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建“紧水滩考古队”，在浙江龙泉东区展开一次田野式大规模瓷窑址考古发掘。
这5年，也让任世龙与瓷器联系在一起。
他还记得，有次去工地的路上，翻车了，口袋里的香烟掉进水里，他还去冒险捞起来，“你看，考古真的不像想的这么浪漫。”
记：1963年，您从北大考古系毕业。您考大学时，就对考古很有兴趣吗？
任：当时对考古真的没概念。
参加高考时，反右运动结束了。我原来想搞新闻，但觉得风险太大。我想要搞比较保险的，那就考古吧。古的东西，跟现代离得远了，总应该是保险的。
记：第一次到考古工地去，跟您想象中的差别大吗？
任：大一时，陕西华县泉护在进行考古发掘，我们就跟着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去。这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一排墓葬坑，撩开席子一看，里面是一排一排的人骨。
这对我的打击非常大：考古就是弄这个东西？当初我以为考古还是很浪漫的事情，可以走到天南地北呢。
记：后来，您怎么研究陶瓷去了？
任：这也是偶然。
文革时，龙泉有个水库叫紧水滩，这个发掘工程需要我们搞考古的人先去调查，我就跟朱伯谦(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先生去龙泉山沟沟里调查，一去去了3个月。
那是我第一次去龙泉，也是第一次真正跟浙江的瓷器接触。库区里有编号的窑有218个，我们跑了100多个。
记：紧水滩这次发掘，出了什么成果？
任：我们把龙泉窑的藏品类型和考古分期，搞清楚了。以前，人们把龙泉起始的时代定为北宋，到成化(明宪宗)、弘治(明孝宗)以后，就说它衰落了。他们认为龙泉窑一开始有一种刻划花的装饰，非常茂密，到南宋，没有花纹了，而元代，刻划花的东西又多了。北宋-南宋-元，这是大多数人认识的“三段式”。
而我们经过发掘，根据堆积层位、残片排列之后，纠正了这一认识。
实际上，龙泉窑的发展有两条路子。一个是龙泉自身的传统，从北宋-南宋-元，都是厚胎薄釉，有刻划花。
另一条，到了南宋中期，出现了跟它相反的薄胎厚釉，没有什么纹饰，但它的形制和南宋官窑十分类似，所以是薄胎厚釉，器型类官。这是两个面貌完全不同的生产路子。
【龙泉窑】 靠实物说话 去年11月，在2012龙泉黑胎青瓷与哥窑论证会上，许多专家把前几年在龙泉发现的黑胎青瓷标本，定称为“龙泉哥窑”。一些报道，还直接把哥窑(文献中记载的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起源地，确定为龙泉。
这让研究龙泉窑的任世龙很生气，“没有发现实物，就不能轻易下结论。”
记：对于哥窑的起源，有的说龙泉，有的说杭州，您怎么看？
任：陈万里(中国古陶瓷专家)在上世纪30年代到龙泉去过，他说黑胎青瓷，就像夹心饼干：釉很厚，胎是黑的，他认为这跟南宋官窑很像。
在龙泉发现的黑胎青瓷标本，定称“龙泉哥窑”，但绝不能说，哥窑的诞生地，就是龙泉。
早在1956年，浙江省文物部门就对龙泉窑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黑胎青瓷，但是它们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传世哥窑”并不相符。
到现在为止，两者也还没有找到完全吻合的材质。
只有在考古工地上找到证据，才可以明确。所以，搞考古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真凭实据。
记：您的观点是什么？
任：根据考古材料来看，我认为黑胎青瓷是受到了南宋官窑的影响。它的工艺、造型都是官窑那一类。
当然，这里也有不同的认识。
是龙泉的黑胎青瓷早，还是南宋官窑早，目前也没有明确的结论。有的说法是龙泉的黑胎青瓷早，官窑是它的后代。
我不认同这个说法。从考古的材料看，应该是先有南宋官窑，再有龙泉的黑胎青瓷。按照以前的说法，是仿官。
因为南宋时瓷器供不应求，光是官窑恐怕不能满足需求，龙泉有一定的基础，就让他们来烧造。
但到底是不是仿官，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说鉴宝】 这是一门学科 虽然有很多人找任世龙鉴宝，但他大多拒绝了。
他认为，现在研究陶瓷不像明清时，主要用来鉴赏，现在已成了一门学科，需要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考古本身，就是历史科学的门类。”
记：现在鉴宝节目比较红火，鉴定是假货后就现场砸了，您看过吗？
任：看过。一些电视台也喜欢问我“真的假的”。我说，我喜欢实事求是。
但有些所谓的专家，不那么实事求是。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节目，有人拿了一件东西，那专家说“好，南宋官窑！”我一看，根本不是。
如果能帮群众认识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尽的责任。但现在却反过来，引向了另一面让他们认为可以一本万利，可以发财，这样很危险。
记：您能不能教大家一种鉴赏瓷器的大致方法？
任：那是可以的。我可能讲错，但一定实事求是，我不讲假话。要鉴别的话，我觉得有五个要素：胎、釉、器型、纹饰、烧成方法。
比如，胎的原料南北不同，化学组成和微量元素都有差异。浙江的东西含铁量比较高，所以不适合很高的温度。北方则相反。
釉也有发展过程。
原来的釉，像玻璃，很薄，非常透明。而北宋后期，产生了乳浊釉，耐高温，烧成的东西有玉的感觉。
所以说，什么时候出现什么东西，不符合时代的就是假的。
记：这样说来，鉴定，并不是看一眼就能知真假。
任：读书的时候，老师就和我说，一座桥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也可以从那头走到这头，得把方向定下来，才能确定。同理，器物类型的演变，也有先后，必须要弄清楚才行。
所以，我无法在那样的场合做鉴定。
就算要说年代，我也会加上“大约”、“大概”，并且说一段时期。因为器物的变化，有过程。很绝对的东西，我没办法说，这才是考古学的严谨。
本报记者 马黎 实习生 付玉婷
他看上去 有点凶 讲述人：沈岳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我刚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时，就找到了任世龙老师。
我进单位前，在学校里没有学过陶瓷，也没有学过瓷窑考古。这门课对我来说，完全是零基础。所以，是任老师手把手教我成长的。
他看上去，就是很厉害的人，有点凶，我们考古所的年轻人，都很怕他。
其实他的厉害，是对学术观点非常认真和较劲。但在生活上，又很照顾年轻人，也为他们创造条件。
我和他一起去野外工作，那时候很穷，条件差，他和我们一样睡在老百姓家里，没任何怨言。 本报记者 马黎
感谢浙江省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郑建华对本次报道的支持
作者：简称“记” 任世龙简称“任” (来源：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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