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曲艺

　　基本概况

　　曲艺作为说唱艺术，虽有悠久的历史，却一直没有独立的艺术地位，在中华艺术发展史上，说唱艺术曾归于“宋代百戏”中，在瓦舍、勾栏（均为宋代民间演伎场地）表演；到了近代，则归于“什样杂耍”中，大多在诸如北京的天桥、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徐家汇、天津的“三不管”、开封的相国寺等民间娱乐场地进行表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给已经发展成熟的众多说唱艺术一个统一而稳定的名称，统称为“曲艺”，并进入剧场进行表演。

　　历史发展

　　曲艺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古代，中国民间的说故事、讲笑话，宫廷中俳优（专为供奉宫廷演出的民间艺术能手）的弹唱歌舞、滑稽表演，都含有曲艺的艺术因素。

　　到了唐代，讲说市人小说和向俗众宣讲佛经故事的俗讲的出现，大曲和民间曲调的流行，使说话伎艺、歌唱伎艺兴盛起来，自此，曲艺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开始形成。

　　到了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说唱表演有了专门的场所，也有了职业艺人，说话伎艺，鼓子词、诸宫调、唱赚等演唱形式极其昌盛，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耐得翁的《都城纪胜》都对此作了详细记载。

　　明清两代及至民国初年，伴随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城市数量猛增，大大促进了说唱艺术的发展，即一方面是城市周边地带赋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说唱纷纷流向城市，它们在演出实践中日臻成熟，如道情、莲花落、凤阳花鼓、霸王鞭等；一方面一些老曲种在流布过程中，结合各地地域和方言的特点发生着变化，如散韵相间的元、明词话逐渐演变为南方的弹词和北方的鼓词。这一时期新的曲艺品种，新的曲目不断涌现，不少曲种已是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曲艺品种，大多为清代至民初曲种的流传。

　　本质特征

　　曲艺作为一门表演艺术，是用“口语说唱”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感情并反映社会生活的，正如戏曲艺术的本质特点是“以歌舞演故事”，曲艺艺术的本质特征当是“以口语说唱故事”。这是曲艺有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本质属性。因为主要的艺术手段是“口语说唱”，所以曲艺的艺术形式相对地比较简单：由一人或几人说演；或者由一人或几人演唱，辅以小型乐队（往往是三、五件乐器）伴奏。又因为是以口头语言进行说唱，所以其表演方式是以第三人称的叙述为主，间以第一人称的模拟代言。这样，在舞台表演上便体现出“一人多角”、“跳出跳入”、“一人一台大戏”的特点。从而与戏曲、话剧、影视等表演艺术的“角色扮演式表演”大异其趣，即所谓“说法中现身”与“现身中说法”之别。

　　艺术特征

　　作为中国最具民族特点和民间意味的表演艺术形式集成，曲艺具有这样几个主要的艺术特征：首先，曲艺表演是以“说”和“唱”为主要表现手段，所以要求它的语言必须适于说或唱，一定要生动活泼，简练精辟并易于上口。其次，曲艺不像戏剧那样由演员装扮成固定的角色进行表演，而是由演员装扮成不同角色，以“一人多角”的方式，通过说、唱，把各种人物、故事表演给听众。因而曲艺表演比之戏剧，具有简便易行的特点。其三，曲艺表演的简便易行，使它对生活的反映快捷，曲目、书目的内容多以短小精悍为主，因而曲艺演员通常能够自己创作，自己表演。其四，曲艺以说、唱为艺术表现的主要手段，因而它是诉诸于人们听觉的艺术，它通过说、唱刺激听众的听觉来驱动听众的形象思维，在听众的思维想象中与演员共同完成艺术创造。其五，曲艺演员必须具备坚实的说功、唱功、做功和高超的摹仿力，演员只有具备了这些技巧，才能将人物形象刻划得维妙维肖，使事件的叙述引人入胜，从而博得听众的欣赏。以上是曲艺品种艺术特点的不同程度的近似之处，是它们的共性。同时这些曲种又是各自独立存在，自有个性的。不仅如此，同一曲种由于表演者各有所长，又形成不同的艺术流派，即使是同一流派，也因为表演者的差别而各具特色，这就形成了曲坛上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

　　表现形式

　　据调查统计，中国仍活跃在民间的曲艺品种有400个左右，流布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众多的曲种虽然各自有各自的发展历程，但它们都具有鲜明的民间性、群众性，具有共同的艺术特征。其表现为：

　　(一）以“说、唱”为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段。说的如相声、评书、评话；唱的如京韵大鼓、单弦牌子曲、扬州清曲、东北大鼓、温州大鼓、胶东大鼓、湖北大鼓等等鼓曲；似说似唱的（亦称韵诵体）如山东快书、快板书、锣鼓书、萍乡春锣、四川金钱板等；又说又唱的(既有无伴奏的说，又有音乐伴奏的唱）如山东琴书、徐州琴书、恩施扬琴、武乡琴书、安徽琴书、贵州琴书、云南扬琴等；又说又唱又舞的走唱如二人转、十不闲莲花落、宁波走书、凤阳花鼓、车灯、商 花鼓等。正因为曲艺主要是通过说、唱，或似说似唱，或又说又唱来叙事、抒情，所以要求它的语言必须适于说或唱，一定要生动活泼，洗炼精美并易于上口。

　　(二）曲艺不像戏剧那样由演员装扮成固定的角色进行表演，而是由不装扮成角色的演员，以“一人多角”（一个曲艺演员可以模仿多种人物）的方式，通过说、唱，把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各种各样的故事，表演出来，告诉给听众。因而曲艺表演比之戏剧，具有简便易行的特点。只要有一两个人，一两件伴奏的乐器，或一个人带一块醒木，一把扇子(评书艺人所用），一副竹板儿（快板书艺人所用），甚至什么也不带（如相声艺人），走到哪儿，说唱到哪儿，与听众的交流，比之戏剧更为直接。

　　(三）曲艺表演的简便易行，使它对生活的反映快捷。曲目、书目的内容多以短小精悍为主，因而曲艺演员通常能自编，自导，自演。与戏剧演员相比，曲艺演员所肩负的导演职能，尤为明显。比如一个曲目、书目，或一个相声段子，在表演过程中故事情节的结构、场面的安排、场景的转换、气氛的渲染、人物的出没、人物心理的刻划、语言的铺排、声调的把握、节奏的快慢等等，无一不是由曲艺演员根据叙事或抒情的需要，根据对听众最佳接受效果的判断，来对说或唱进行统筹安排，进行调度，导演出一个个令听众心醉的精彩节目。

　　(四）曲艺以说、唱为艺术表现的主要手段，因而它是诉诸人们听觉的艺术。也就是说曲艺是通过说、唱刺激听众的听觉来驱动听众的形象思维，在听众形象思维构成的意象中与演员共同完成艺术创造。曲艺表演可以在舞台上进行，也可划地为台随处表演，因而曲艺听众的思维与戏剧观众相比，不受舞台框架的限制，曲艺所说、唱的内容比戏剧具有更大的时间和空间的自由。为了把听众天马行空的形象思维规范到由说、唱营造的艺术天地之中，曲艺演员对听众反应的聆察更其迫切，也更为细致，因而他与听众的关系，比之戏剧演员更为密切。

　　(五）为使听众享受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艺术美感，曲艺演员必须具备坚实的说功、唱功、做功，并需具有高超的摹仿力。只有当曲艺演员具有了活泼泼的动人技巧，对人物的喜怒哀乐刻划得惟妙惟肖，对事件的叙述引人入胜，才能博得听众的欣赏。而上述坚实功底之底蕴是来自曲艺演员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与积累，以及对历史生活的分析、研究和认识。这一点对一个曲艺演员显得尤为重要。

　　以上是400来个曲艺品种艺术特点的不同程度的近似之处，是它们的共性。而400多个曲种各自独立存在，自有其个性。不仅如此，同一曲种由于表演者之各有所长，又形成不同的艺术流派，即使是同一流派，也因为表演者的差异各有特色，这就形成曲坛上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

　　艺术手法

　　一 、说

　　说，要明白生动。北方曲艺演员曾经说过：“说书一股劲，唱曲一段情，句句警人心，听者自动容”。说，要做到“一股劲”“警人心”，就要在介绍地点、描写环境、讲解故事的来龙去脉，刻画人物、摹拟人物对话、剖析人物心理活动以及做出评价等多方面，自始至终说得明白生动，引人入胜。

　　基础是书词要写得符合上述要求。赵树理同志创作的评书《登记》就有这个特点。它开头是：……这个故事要是出在三十年前，"罗汉钱"这东西就不用解释；可惜我要说的故事是个新故事，听书的朋友们又有一大半是年轻人，因此……就得先把“罗汉钱”这东西交代一下。

　　曲艺说表技巧。以说为主的评话和说唱相间的鼓书、弹词最重说表和赋赞的念诵；相声、滑稽也以说、学为重，都要凭说功来表达内容，取得艺术效果。以唱为主的一些曲种，在歌唱中也夹有少量插白、过口白或简短的说口，以及半说半唱的成分。说功在说唱艺术中是重要的艺术手段，故有“说为君，唱为臣”、“七分话白三分唱”等说法。曲艺艺人通过长期艺术实践，对说表技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包括下述7个方面：

　　吐字 吐字发音是曲艺演员的基本功，它要求演员在掌握正确的吐字发音方法即每一个字声母的发声部位（“唇、齿、喉、舌、牙”）和韵母发声口型（“开、齐、撮、合”）的基础上，进而锻炼，使自己的中气充沛，调节呼吸气息，根据书情内容的需要，安排语言的轻重疾徐，尤以字音沉重、打远，使在场听众听得清晰、字字入耳为主要要求。艺人谚诀有“一字不到，听者发躁”、“咬字不真，钝刀杀人”之说。字音沉重打远，并非盲目用力所能致，如摹拟人物的低言悄语或情绪低沉的独白时，音量不大，仍能字字有力，送入听众耳中，方见吐字的功力深厚。清代弹词名家王周士在《书品》中提出“高而不喧、低而不闪”的要求，闪即字音闪烁含混。又有“放而不宽，收而不短”之说，指声音虽应放开，但又要防止过头，使人聒耳；收音时也不可过于短促，使人有含混之感。

　　传神 说表主要是靠演员的语言声态来描写环境，制造气氛，刻画人物，摹拟各种人物的讲话和思想情感，这些都要求说得传神，才能感染听众。优秀的演员在摹拟各种人物语言口吻时，往往不用“介头”（即介绍讲话者姓名），而使人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人在讲话。传神是说表技巧的核心，说表传神才能使听众心神不散。王周士在《书忌》中指出“乐而不欢，哀而不怨，哭而不惨，苦而不酸，羞而不敢”等说书的弊病，说明说书人感情不足则无以传神。扬州评话名家王少堂提出“书断意不断，意断神不断”之说。断就是停顿，说表有紧、慢、起、落，有波澜起伏，必然有停顿之处。停顿不仅可以换气而且也藉以创造艺术意境。书情说得拢人心神，语言虽断而意犹未断，意虽断而所传之神未断，妙在“此时无声胜有声”。《扬州画舫录》卷11云：“吴天绪效张翼德据水断桥，先作欲叱咤之状。众倾耳听之，则唯张口怒目，以手作势，不出一声，而满室中如雷霆喧于耳矣。谓其人曰：‘桓侯之声，讵吾辈所能效？状其意，使声不出于吾口，而出于各人之心，斯可肖矣。’虽小技，造其极，亦非偶然矣。”说表传神是演员体会书情，揣摩人物，运用语言技巧与表情动作相结合的结果。

　　使噱 噱就是笑料。评弹的“放噱”、相声的“抖包袱”都是将作品中的可笑因素通过一定的铺垫和表演，然后充分展开，取得响堂的艺术效果。铺垫的层次顺畅鲜明，给予听众的印象准确生动，才能一步步逼向笑料的迸发；而在最后迸发笑料时，更要掌握语言的分寸感，即迟疾顿挫的技巧。使噱的技巧是演员通过艺术实践取得与听众的听觉心理相适应的结果，所以在不同的演出场合，演员要注意适应听众心理，使噱时采取一定的灵活性，不可板滞，千篇一律。

　　变口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有选择地将某些人物的语言以方言语音来摹拟，不仅表现人物的籍贯，更有助于表现人物的社会地位、精神气质等。在传统书目中利用方言变口来刻画人物，也反映古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风情世态。如县衙里的师爷说绍兴话，北京的生意人说山西话，南方的典当业说徽州话之类。变换口音在南方曲艺称为“乡谈”，北方曲艺称为“倒口”，是说功的重要技巧之一。

　　音响 运用口技的技巧来模仿各种声音，以达到烘托气氛的艺术效果。评弹有“八技”之说，内容大体包括擂鼓、吹号、鸣锣、马蹄、马嘶、放炮、吼叫等。另有包括“爆头”之说。爆头即人物惊诧、愤怒、焦急时的各种吼声，北方评书称为“惊、炸”，演员须提高嗓音以表现人物惊诧高叫的语调。

　　贯口 或称“串口”、“快口”，以富于节奏的语言叙述事物，要求一气呵成、贯串到底。演员事先背诵熟练，运用得当，可以起到渲染书情或产生笑料的作用。

　　批讲 包括对书中人物、事件的评论和对书中引用典故及历史上的典章制度等的解释。有时详剖细解，有时片言只语，旨在帮助听众理解书情，辨别是非美丑。批讲的内容和详略，也以听众对象的具体情况为转移。

　　二、唱

　　唱，要优美动听。曲艺演唱的往往是较长的叙事诗或抒情诗，这就要求演员结合故事情节和人物思想感情，引吭高歌。在一篇唱词中，要有一两个核心唱段，设计好优美动听的唱腔，以感染观众。西河大鼓《邱少云》结尾，有六句颂歌是：天上的星星永远亮晶晶， 地上的清泉永远水清清。大江流水永远流不尽， 高山的松柏永远青又青。我们的英雄邱少云， 你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著名演员马增芬在设计音乐时，前四句用深沉婉转、激昂有力的曲牌“双高”，最后以悠扬跌宕的曲牌"海底捞月"收尾，充分表达了对英雄的崇敬和怀念的深情。听起来余音袅袅，回味无穷。

　　三、演

　　演，要注意表情。曲艺是轻骑短刃，一两个演员往往要在工厂，田间、工地、哨所为成千上万的群众演唱。表演时，要求演员靠声调、语气和面部表情的变化来表达思想感情，而形体动作和小道具的运用（醒木、折扇、手绢等）则是辅助性的。

　　表演前要设计好人物的位置，眼神的视线要有目的性，面部表情主要靠眼神的变化向观众交代。这就叫“眼灵睛用力，面状心中生”。有时语言、表演结合在一起，叫话相齐发。曲艺的表演讲究神似，摹拟动作不宜过多。

　　四、评

　　评，要观点鲜明。宋代罗烨有两句话：“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说的是演员在演唱中间，凡对书里的事物进行评论介绍，对书里的主要正面人物着重赞扬，对某些反面人物批判贬抑，都要观点鲜明。经常使用的手法有散文、韵白、唱词三种。散文的评，例如评书《小技术员战服神仙手》：各位：说这段书不比“三国”，“水浒”，那些书虽然热闹非常，然而距离今天太远，借鉴之处究竟不多，也不比“荒江女侠”、“深宫艳史”之类，毒素满篇，纯粹是荒谬怪诞之说。这一段新词儿思想斗争针锋相对，故事情节曲折、复杂。不仅满有趣味，而且促人猛省。仔细听来，保证受益不浅。

　　韵白的评，例如评书《艺海群英》：年纪大约三十多，浓眉大眼嘴皮薄，半旧礼帽边沿破，衣衫钮扣半脱落，单褥一条随风颠，布鞋没跟露赤脚。畏寒守住空桌坐，客茶满斟没敢喝，果真是，江湖卖艺受奔波，流离失所苦生活！ 唱词的评，例如快板书《峻岭青松》：老劲爷，身披晚霞多壮美， 凛凛雄姿更威风。英雄事迹争传颂， 高山峻岭立青松。评，有时是夹叙夹评，在传统书目中称为“人物赞”。它用寥寥数笔塑造人物的神采和外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五、噱

　　噱，要趣味隽永。曲艺要有趣味性，娱乐性。相声是逗笑的，相声以外的其他曲种也要求有适当的“噱头”、“包袱儿”，使听众听了感到轻松愉快。“肉里噱”来白生活，与故事内容紧紧结合，听后有回味。“外插花”是活跃气氛的插科打诨，相声演员称它“佐料包袱儿”，不可缺少，也不宜过多。而那种为逗笑而逗笑，一味耍贪嘴的表演，则会起到相反效果。应该提倡的是趣味高尚、耐人琢磨的“噱头”。例如单口相声《追车》，提到解放前通货膨胀，“我三叔”花了不少钱才买到一辆破车时，写得很生动可笑：“……他勒紧腰带也要买辆自行车。那阵花了金圆券是多少来着？这么说吧：二斤半！在寄卖行买了一辆旧车。这辆车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二斤半钞票，可以想见金圆券贬值，都快成废纸了。该响的铃不响，而其他地方都响，这辆车破到什么严重程度，可想而知。这正是恰到好处的“肉中噱”。

　　六、学

　　学，要绘声绘形。根据叙述故事情节和刻画人物特征的需要，演员表演时常常仿学方言、方音，以摹拟不同的人物；仿学市场叫卖声，戏曲唱腔，以描绘特定环境；有时也用鸡鸣、犬吠、马嘶声、军号声、枪炮声、火车声、飞机声等口技，使听众从声音形象上产生真实感。这种手法简捷有力。张次溪在《人民首都的天桥》中指出：举凡古人交锋对垒，以及关于发音者，尤须以口代之。……学风时必要说：呜呜呜狂风大作。学雨时必说：哗哗哗大雨犹如飘泼一般。发炮时必说：光光光三声炮响。学雷时必说：咕噜噜沉雷震动山川。……就怕赶上说下雪，干张着大嘴，没法儿办。过去表演相声提到“学”时常说：“学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凫的，草窠里蹦的”。这说明当时相声还带着表演口技的痕迹。现在则已经很少有人表演了。说、唱、演、评、噱、学，这六种艺术手法，是从多数曲种当中提炼归纳出来的。个别曲种如弹词，还强调演员表演时要掌握乐器（琵琶、三弦)，所以它的艺术手法中又多了一个“弹”。这只是大同中的小异。[2]

　　主要代表

　　京津地区 京韵大鼓京东大鼓王家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单弦子弟书北京琴书天津时调天津快板数来宝二人转乐亭大鼓（河北乐亭）

　　北方地区 山东快书山东琴书河南坠子大调曲子河洛大鼓（洛阳）

　　西北地区 二人台

　　南方地区 苏州评弹（苏州弹词） 南京白局海安花鼓徐州琴书扬州评话淮安十番扬州清曲地水南音（广东说唱） 凤阳花鼓

　　东北地区 二人转

　　说唱类 相声快板书评书独角戏

　　曲艺音乐

　　牌子曲类

　　以曲牌为基本音乐材料，或单支曲牌反复演唱、或多个曲牌联缀而成，用以说唱故事的曲种。流传于全国各地，如北京单弦牌子曲、山东八角鼓、河南曲子、陕西曲子、兰州鼓子、青海平弦、扬州清曲、江西清音、福建南音、四川清音、湖北小曲、长阳南曲、湖南丝弦、广西文场、东北三省的二人转等。

　　牌子曲类、曲种是继宋、元“唱转”“诸宫调”以及明清俗曲的传统发展而来的。曲牌音乐丰富、数量可观。联缀时所用曲牌数目有多有少，依其唱叙故事的内容和篇幅而定，每个曲种音乐都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和风格。

　　弹词类

　　主要流傅于中国南方。演唱者兼奏小三弦或琵琶等乐器，自弹自唱。是明清以来发展颇盛的曲种。如江苏、上海、浙江的苏州弹词，江苏的扬州弹词、启海弹词，浙江的四明南词、绍兴平湖调，福建南词，广东木鱼歌，长沙弹词等。

　　弹词类曲种的音乐为板腔体结构。唱腔大多旋律性强，细腻优美、清丽委婉、精致流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少曲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才辈出、流派份呈。弹词类曲种演出形式多样，传统形式为单档、双档和三人档。

　　鼓曲类

　　又称鼓词或大鼓书。主要流传于中国北方，一些南方省市也有流传。鼓曲类曲种历史悠久，与宋代的"鼓子词"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演员自击鼓板演唱，伴奏乐器主要为三弦、四胡、琵琶、扬琴等。如木板大鼓、京韵大鼓、西河大鼓、乐亭大鼓、梅花大鼓、钱片大鼓、京东大鼓、东北大鼓、潞安鼓书、襄垣鼓书、山东大鼓、胶东大鼓、安徽大鼓、景德镇大鼓、河洛大鼓、湖北大鼓等。早期曲目长篇居多，有说有唱、散韵结合，后期曲目多为中短篇，以唱为主或只唱不说。

　　曲艺

　　鼓曲类曲种的音乐为板腔体结构。唱腔以语言为基础，依情走腔，依字行腔，一曲多用，板式变化多样，刚柔并济、韵味浓郁，演员的表演写意传神，雅俗共赏，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琴书类

　　以扬（洋）琴为主要伴奏乐器而得名。在中国各地都有流传，如：四川扬琴，山西的翼城琴书、曲沃琴书，山东琴书，江苏的徐州琴书，安徽琴书，湖北的恩施扬琴，贵州洋琴，云南扬琴等。这类曲种的唱腔有的源于本地民间音乐，有的虽为外地传入却在本土扎根。琴书类唱腔以优美婉转见长，各自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特点。

　　琴书类曲种音乐的结构既有曲牌联缀，也有曲牌与板腔的混合体。演唱形式有的为一人站唱、有的为双人和多人坐唱，还有的为分角拆唱（清唱）。

　　道情类

　　因源于道歌（即道士说唱道情故事）而得名。起源可追溯到唐代《九真》、《承天》等道曲；又因多采用渔鼓、简板为伴奏乐器，故亦叫渔鼓、竹琴或道情渔鼓。流传地域甚广，在中国南北各地流传的此类曲种达几十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淮北道情、晋北道情、长安道情、陇东道情、湖北渔鼓、湖南渔鼓、四川竹琴等。

　　道情类曲种的唱腔及伴奏音乐相当丰富，大多以一支上下句或四乐句的基本曲调反复演唱，有的还具有了简单的板式变化，也有单曲或曲牌联缀的。初为徒歌声节演唱，近几十年来逐渐引入了二胡、琵琶、钹等乐器，演唱人数也有所增加。

　　在长期流穿过程中各地道情不断吸收当地民歌、戏曲，与当地方言结合而派生出曲趣各异的唱腔来，但大多体现出很强的吟诵性风格和十分注重唱「情」的特点。

　　时调小曲类

　　天津时调、上海说唱、扬州清曲、江西清音、赣州南北词、湖北小曲、襄阳小曲、长阳小曲、湖南丝弦、祁阳小调、四川清音、盘子等。

　　走唱类

　　十不闲莲花落、二人转、宁波走书、凤阳花鼓、车灯等。

　　杂曲类

　　无锡评曲、昭兴莲花落、锦歌、褒歌、芗曲、江西莲花落、潮州歌、粤曲、龙船歌、零零落、台湾仔歌、粤东渔歌等。

　　本土小曲类

　　又称本土小调。其来源一是在本土文化土壤上土生土长的小曲，二是由外地传入但经过与地方文化融合演化为本土小曲，具有本土音乐特色。

　　本土小曲各曲种不仅数量多，而且涵盖面很广，均以原生形态流传。它们大致可分为时调小曲和民间小曲两大系统。属时调小曲的如北京时调小曲，天津时调，浙江的绍兴平湖调、宁波走书，江苏的宣卷，安徽凤阳花鼓，山东俚曲，陕西、山西、内蒙古的二人台，广东粤曲，四川的南坪弹唱等；属民间小曲的如北京十不闲莲花落，河北沧州木板书，山西方沁州三弦书本、武乡三弦书，上海的 子书，江苏无锡小热昏、苏州文书，浙江、绍兴莲花落，安徽的门歌、四句推子，福建的乡曲说唱、竹板歌，湖北的三棒鼓，四川的连厢、车灯，宁夏小曲、宁夏清曲，甘肃的河州贤孝，青海的西宁贤孝等等。

　　本土小曲各种类，由于产生时间长短不一，艺术发展的程度也不平衡，有的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如以广东粤曲为代表，其唱腔音乐已形成多来源和多种表现性能的格局；而有的曲种音乐是由于萌生时间短，基本曲调较单一，但无论是小曲还是民间小曲曲种，都深深扎根于本土文化土壤并拥有当地的基本观众，同群众的联系极为紧密。

　　少数民族曲艺音乐

　　中国民族众多，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曲艺音乐因发展历史、地理环境、民族文化、语言声韵、民风民俗的不同而呈现种类繁多、色彩纷呈的特色。如白族大本曲，藏族的格萨尔仲、喇嘛嘛呢、折嘎，蒙古族的乌力格尔、好来宝，维吾满族的达斯坦、库夏克、莱派尔，哈萨克族的克萨、阿依特斯，朝鲜族的盘索裹，壮族的末伦、唱师、卜牙，赫哲族的依玛堪，侗族的君琵琶，苗族的嘎百福、果哈，傣族的甘哈甘派，彝族的甲苏等等。在众多的曲种中，有的历史悠久，具有古老的传统；有的是受汉族或其它民族曲种的影响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曲种。

　　少数民族的曲艺音乐具有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群众性、民族性。其中很多曲种是说唱本民族历史故事的，它的唱词往往就是史诗，唱腔吟诵性强，节奏鲜明而平稳，具有返朴归真的凝重色彩和恢宏雄浑的风格；有些曲种源于本民族民间祭祀仪式和巫师活动，同当地的信仰与民俗活动密切相关，其音乐旋律性较强、婉转动听，演唱形式常常是边唱边舞或边唱边奏边表演；还有些曲种说唱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曲调大多由民歌发展而来，这类曲种多抒情优美、含蓄深情；也有一些曲种的唱词为即兴式的赞词、颂词之类，其曲调流畅、活泼，有的富于幽默感，深受本民族人民群众的喜爱。

　　苗族曲艺

　　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苗族的曲艺犹如一颗闪烁的明珠在苗族文化的海洋里闪闪发光。苗族曲艺曲种目前已经鉴定的主要有四种：即然更（Rangx ghenx)、巴腊叭（Bad lax bat)、匡洛抓（kuangd lolndrual)、洛啦（Lol luas)。

　　然更，苗族曲种之一，它是随着苗族芦笙的发展形成而发展的，意为芦笙词。据有关史料记载和苗族的口碑材料记载，在距今1000多年前的唐代后叶已经初步形成，然更普遍用于丧葬祭祀和节庆，通过千余年的运用实践，形成了然更的《祭祀》、《抒情》、《叙事》三个部分的曲调，其表演形式以只吹不说、又吹又说和又吹又唱三种形式来表现。然更主要流行于苗语川黔滇方言区的四川川南、贵州西部、云南滇东南、滇南、滇东北、广西西部和越南、老挝、泰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主要曲目有《指路调》、《断气调》等360首和《花山节来历之歌》、《开天劈地》、《九个太阳八个月亮》等。

　　巴腊叭，它是随着然更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说唱形式。明末清初，苗族大量迁入云南，巴腊叭这种曲艺形式也就随之传入，距今约600多年的历史。巴腊叭一般出现于丧葬，以安慰死者亲属为目的。通常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在芦笙的伴奏下进行表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山人民广播电台对传统巴腊叭赋于了新的内容进行整理表演，在该台播出后，很受苗族听众的欢迎。主要曲目有《天地溯源》、《说天道地》、《笙与鼓》、《朵奏学笙》等。巴腊叭主要流行于云南省文山、红河、贵州省黔西南、广西百色等地州。

　　匡洛抓，其形式是讲故事，均流行于苗族川黔滇方言区，贵州苗族称之为“洛当”（Lol dlangb)时，东南亚及欧美国家苗族称为“当能”（Dlaab neeg)，匡洛抓的演出场地随意性很大，不论田边地角，房前屋后都可以演出，其曲目繁多，流行甚广，其代表曲目有《扎董丕染与蒙诗彩奏》、《虎爹爹》、《黄河潮天》等。

　　洛啦，属于笑话。苗族的洛啦流行分布很广，内容大多以生产生活为主，对好人好事和愚昧落后的事和物进行褒贬，其曲目繁多，如《父子乘船》、《肉砧板》等。

　　苗族的曲艺曲种在其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苗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弘扬苗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还需要大量挖掘整理，加以研究。

　　传承发展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末的三十年间，是中国真正走向繁荣富强，曲艺艺术开始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同整个国家拨乱反正并改革开放而出现了空前的大变革与大发展一样，曲艺在这二十多年间，也经历了全面的复苏与空前的繁荣，但同时又面临着种种的挑战。

　　在整个国家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曲艺事业是重灾区之一。或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的粉碎和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曲艺艺术爆发出强劲的声音，焕发了青春的力量。可以说，曲艺在“文化大革命”后的艺术复苏，是伴随着对极“左”路线的清算而展开的。

　　具有讽刺传统的相声艺术，在这个历史关头表现得尤为突出。常宝华、常贵田创作和表演的《帽子工厂》，侯宝林、方成创作的《没有开完的会》，马季、锡钧创作的《舞台风雷》，姜昆、李文华创作并表演的《如此照相》，杨振华、金炳昶、陈纪业创作的《假大空》等节目，应历史之契机，抒人民之心声，在揭批“四人帮”，清算极“左”路线的流毒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姜昆和李文华合作编演的相声对口节目《如此照相》，构思别致，内涵丰富，揭示荒唐岁月的历史悲剧，发人深思。《如此照相》思想艺术含量的厚实，提升了审美创造的效果，同时也成就了后来成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的姜昆的艺术名声，奠定了姜昆相声创作和表演的艺术地位。

　　曲艺在这一时期的艺术复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国家的中心工作明确转向经济建设之后，曲艺艺术的复苏也转向了较为理性的阶段。1979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不仅是国家全面拨乱反正的一年，同时也是曲艺事业在“文化大革命”后走上正轨的一年。辽宁鞍山市曲艺团的刘兰芳（1944-）与丈夫王印权合作重编、由刘兰芳说演的传统评书《岳飞传》，经鞍山人民广播电台录播，在东北地区引起极大反响。接着，全国先后有66家电台相继播出了这部评书。一时间，在不少地方出现了电台播出《岳飞传》时街巷人稀的盛况。从而使得评书《岳飞传》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传统长篇大书恢复上演并取得成功的典型范例。随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国家中心工作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落实，曲艺的创作和演出进一步繁荣，艺术的教育和研究工作走上了正轨，书刊出版空前活跃，艺术交流日益扩大。曲艺事业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相声的发展在新时期尤引人注目。

　　与相声的大红大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时期绝大多数的曲艺品种，创作演出比较平稳，各自沿着自身的规律比较稳健地发展着。传统曲目和书目的恢复上演空前普遍，一些流传了千百年的传统节目，在这一时期几乎都被搬演，甚至出现了不加分析地拿来演出的现象。而且其中一些优秀的传统长篇评书和评话的曲本，如扬州评话《水浒》，苏州评话《三国》，苏州弹词《西厢记》和《再生缘》，评书《兴唐传》、《岳飞传》、《杨家将》、《呼家将》和《明英烈》，以及长篇山东快书曲本《武松传》等，还被出版发行供人阅读。新曲本的创作成绩也较突出。邱肖鹏等创作的长篇苏州弹词《九龙口》、夏耘等创作的长篇扬州评话《挺进苏北》、徐檬丹创作的中篇苏州弹词《真情假意》、范乃仲的中篇评书《山猫嘴说媒》、何祚欢的长篇湖北评书《杨柳寨》、牛群与李培森的相声《威胁》、马志明的相声《纠纷》，以及二人转《丰收桥》和《哑女出嫁》、大调曲子《二嫂买锄》、潞安大鼓《醋为媒》和《柳二狗与小广州》、河南坠子《魂系南海》、湖北小曲《难忘的一课》等，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表演方面，各地除有新秀不断出现外，一些老艺术家也焕发了艺术青春，为曲艺舞台创造着新的辉煌。如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1

　　986年藉京韵大鼓音乐为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配唱的主题歌《重振河山待后生》，使得自己和京韵大鼓艺术一道，为全国更多的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听众所熟悉。从而在使广大听众进一步领略京韵大鼓艺术独特魅力的同时，也扩大了整个曲艺在全国的影响。

　　曲艺的研究工作，这一时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大力探讨曲艺本身的创演规律，以使其发展不再盲目，是这一时期史论研究的鲜明标志。198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的正式建立，标志着曲艺的研究进入了正规发展的阶段。曲艺艺术经历了改革开放二十余年自身发展革新的洗礼，正以多元的格局和崭新的面貌走进21世纪。

　　曲艺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的地位

　　曲艺作为中国最具民族民间色彩的表演艺术，在中国整个的文艺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曲艺是中国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学的特殊传承载体。中国历史上各个少数民族的史诗以及许多民歌与叙事诗，藉曲艺艺术的“说唱”得以传播、宏扬和保存。仅以世界闻名的中国三大民族史诗——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最后完成、定型与保存传播为例，客观上主要是依靠民族民间的“说唱”艺人搜集汇总、整理加工并“说唱”表演而得以传承的。其根本标志是这些史诗的传承系统与机制，实际上是以其传承而形成的史诗“说唱”式曲艺曲种的生存、发展来体现的。至于如汉代叙事长诗与曲艺“说唱”的血肉关系，更是这种现象的有力注脚，毋庸赘言。

　　其次，曲艺是中国古典章回体长篇小说和许多戏曲剧种所以形成的桥梁与母体。换言之，曲艺在其历史发展中催生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孕育了诸多戏曲剧种。中国古典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等的完成，则是曲艺直接孕育催生的结果。中国由北至南包括吉林吉剧、北京曲剧、山东吕剧、浙江越剧等等地方戏曲特别是其声腔的形成，也莫不直接源自当地的曲艺曲种，如二人转、单弦、山东琴书和嵊州唱书。从而使得曲艺同时成为孕育其它艺术的“母亲艺术”。

　　最后，曲艺以其自身的存在，不仅为其它艺术提供了文学题材，而且深刻地影响并培育了中国人的艺术审美情趣及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