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历史教科书好立场暧昧 日本两种史观纠结

　　《环球》杂志记者/付英凯（发自耶路撒冷）

　　《环球》杂志记者/李雪笛（发自东京）

　　《环球》杂志记者/杜白羽（发自平壤）

　　《环球》杂志记者/郭洋（发自柏林）

　　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说，“求个真实的历史是罕见的事”，因为，不同国家所面对的现实环境更能对其国民的历史教育产生影响。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瓦解到第一次中东战争，从以色列、日本、德国，再到朝鲜，从一个国家在教科书里如何为本国的青少年讲述历史，人们分明看到了他们的当下。

　　以色列：历史最好立场暧昧

　　亚丝明马上就要过15岁生日了。

　　虽然还是一名十年级的中学生，但她已要为五年后的大学申请做准备了。根据以色列教育部门的规定，中学毕业生在申请大学入学时需提供成绩单，而其中历史成绩需参考十年级和十一年级的期末考试分数。

　　历史课，自六年级开设以来，便是亚丝明最爱的科目。

　　“我在学《十九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史》。这部分历史没有课本，所以我每次上课都要不停地记笔记。”她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亚丝明就读的学校每周都有三个小时的历史课。“一般，老师先为大家介绍一段历史，而后同学们纷纷提出自己的疑问。老师再一个个解答。直到最后，老师才会介绍课程的一些重点条目，让同学们记笔记。”亚丝明如此描述上课的情景。

　　有时，历史课上老师会布置一些家庭作业。“比如，最近，老师让我们写写自己对于希腊脱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实现独立的看法。”她补充道。

　　“希腊能够战胜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实现独立，主要得益于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大量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削弱了土耳其的实力……”说到十九世纪初希腊成功独立，小姑娘竟能如同老学究那样侃侃而谈。

　　记者问，老师觉得你的看法如何？

　　亚丝明轻描淡写地表示，老师从来不对任何人的历史观进行对或错的判断。

　　“他一般会说，‘你的论据似乎不充分……你能否再考虑得全面一点？’”她煞有介事地模仿着自己的老师。

　　亚丝明的父亲克洛肯德勒向记者表示，以色列的历史教育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和世界观。“记住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不是最重要的。教师更希望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让他们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影响。”

　　亚丝明似乎很满意自己的历史老师在课堂上立场“暧昧”。她告诉记者，以色列的教师禁止向学生灌输自己的政治理念。”

　　“但是，老师还是多少会说一些或左或右的个人看法。”她笑着说：“我能看出来，我们的老师是左派。”

　　2012年11月29日，巴勒斯坦申请并成为联合国观察员国。

　　当天的历史课上，老师觉得应该让学生了解一下历史背景。“在65年前的今天，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81号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巴勒斯坦地区将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但很多阿拉伯国家反对这一决议，认为这一决议有失公允，所以爆发了独立战争，也称为第一次中东战争……”

　　“我们才不关心阿拉伯人想什么，为什么讲他们的事？”老师才开始介绍，班里一些学生便开始抗议。

　　据亚丝明回忆，“老师沉默了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那些起哄的同学，但我能从他的眼神中感觉到，他对这些拒绝正视历史的同学很失望。”

　　结果，除了包括她在内的五名同学，班里其他28名同学都拒绝听老师讲授有关阿拉伯国家的历史。

　　“28:5，这就是班级里右派学生和左派学生的比例。”即使班主任和历史老师都持有坚定的“左翼”思想，仍不能阻挡学生思想的右倾趋势。

　　在以色列，右翼人士往往比较激进好战，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情结；而左翼人士则相对温和，多对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持同情态度，普遍反战。

　　以色列的政府被右翼政党把持，“学校里学生的思想也越来越向右倾。”父亲克洛肯德勒对现在年轻人的政治思想表示担忧，他很高兴亚丝明像自己一样属于温和的“左派”。

　　克罗肯德勒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收藏的一本以色列中学历史课本——1999年出版的《二十世纪》。该课本首次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成因进行了客观描述：

　　“在独立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很多阿拉伯人被迫离开这片土地。一些人是在犹太人的军队到达他们的村庄和社区前逃走了，还有一些人是被占领者武力赶走的。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跑到了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等邻国，并期望有朝一日能在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帮助下，再次回到曾经生活的地方。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难民，一座座难民营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搭建起来……

　　“在所有的战线上，犹太人的军队在军事计划、统筹、武器、士兵素质等方面，均比阿拉伯人有优势……”

　　“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在教科书中直面这一问题，但也是最后一次。”克洛肯德勒遗憾地告诉记者。

　　《二十世纪》这本教材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中东和平进程开启的大背景下编写的，正式投入使用是在巴拉克政府时期。当时，巴拉克准备延续被刺总理拉宾的和平遗愿，继续为“两个国家”方案的实现跟阿拉法特进行谈判。

　　但2000年9月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爆发，使得巴以关系极度恶化。随着中东和平进程渐行渐远，这版历史课本才被启用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亚丝明看到这本课本的时候非常惊讶，里面很多关于以色列历史的内容，她都是第一次看到。”克洛肯德勒说，目前的历史教科书对巴勒斯坦难民成因少有提及。

　　“他们离开了。”亚丝明说，这是大部分同学对于这段历史的印象。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国家的历史时，亚丝明表现得明显信心不足。“情况太复杂了，我现在还没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但我不支持‘两个国家’的方案，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不应该为了争夺土地打来打去，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平地生活在一个国家内呢？”

　　方才和记者神聊希腊历史的小姑娘一下变得稚嫩起来。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她明显观点暧昧。

　　从她眼神中，甚至流露出一种与年纪很不相符的忧郁。

　　日本：两种史观的较量

　　在日本，历史教科书种类五花八门。历史教材均由日本各家民间出版社组织编写和出版。中央政府文部科学省会组织专家学者审定历史教材，并每四年公布一次审定结果。而后，国内的各学校或地方教育委员会可以根据合格数目自愿选择教材。

　　日本人从中学开始才正规地学习历史，在此之前，历史只是作为孩子们社会课程中的其中一部分。以初中历史教材为例，共有8家出版社出版制作教科书。在教科书“审定制”的作用下，持有不同历史观的教科书在日本国内进行着激烈竞争。

　　日本学生使用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便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历史。每年，不同版本教科书的征订竞争，更像是日本历史观的竞争。

　　自二战后，日本的历史课本中就存在着两种史观：一种是尊重历史，提倡真实记载的和平史观；另一种否认侵略，坚持皇国史观。虽然两种史观一直激烈竞争，但却从未出现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的局势。

　　二战结束初期，日本战败后自省情绪高涨，因此在教科书中和平史观略占上风。到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考虑冷战战略布局，开始在日扶植右翼势力。1956年，文部省推出“教科书调查官制度”，请调查官“调整”民撰教科书的内容。而被选用的调查官中不乏曾持“皇国史观”的历史学者，因此，当时的历史教材中反思战争的内容被全部移除了。

　　这种情形直到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发起“教科书诉讼运动”，裁定文部省“干涉过度”才得以改变。

　　1963年，家永三郎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被评为“不合格”。针对家永三郎的历史书，文部省提出了三百多条修改意见，要求其删除对外侵略部分历史内容。

　　家永三郎分别于1965年、1967年、1984年三次提起教科书审定诉讼，以“国家审定教科书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起诉政府，并控告日本政府隐瞒历史真相。

　　直到1997年8月获最高法院裁定：这场耗时32年的诉讼终以部分胜诉而告终。“南京大屠杀”的字眼在历时课本中消失了20年之后，再次出现了！

　　其后，历史教科书两种史观的较量不断出现，折射出日本政、财界的右翼势力与左翼教育界两大势力的较量。

　　在中韩等国臭名昭著的扶桑社版历史教材就是这种较量的产物。

　　由日本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教材2001年被文部省审定通过，其中包含许多模糊史实和美化侵略历史的内容。

　　讲述“九一八”事变时，教材编写者称由日本国内经济萧条和中国反日情绪高涨的双重因素造成。

　　“1937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有人向正在演习的日军开枪，随即日军和中国军队开战……”是课文中对于卢沟桥事变的描述。

　　对于二战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这版的历史教材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12月，占领南京，平民也有不少伤亡”。

　　终究，无论日本商界还是政界，左派的保守史观依然占据主流，扶桑社版教材在日本学校的使用率始终没有超过1%。但由于日本文部省希望借右翼势力“平衡”日本教育界左翼人士所持史观。这种明显的漠视过去的教材才一直能够审定通过。

　　在日本，历史教材所反映的是历史，更是当下。

　　朝鲜：一切场合，都能学习历史

　　“是！要勇敢地消灭敌人！”学生们异口同声地高声回答。

　　在平壤龙城中学的历史课上，记者看到了一幕热烈互动的历史教学场景。学生们穿着深蓝色“正日”装，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故事。历史老师身着传统民族服装，声情并茂地带领学生，边看投影仪上的卡通动画，边提问题。

　　整堂历史课，学生们纷纷举手抢答，学习气氛浓厚。

　　历史教室的三面墙壁上，详细展示着领袖进行革命斗争的照片与图说。《伟大领袖金正日元帅的革命事迹》——每位学生的课桌上都摊开着那本包着红色书皮的历史课本。

　　在学习历史方面，朝鲜最大的特色便是：历史学习不仅仅局限于历史教科书。对于朝鲜中学生，什么时候都能学习历史。

　　朝鲜的历史教育强调以“主体”思想为指导。而“主体”史学观影响下的历史教育特点鲜明：悠久的古代史、遭受列强欺凌的近代史、代代相传的当代史。

　　在历史教材中，很重要的内容是学习了解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淑（金正日的母亲）三大将军的革命事迹。对于中学生，他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远远不局限于学校的课本，而渗透在每天的生活点滴之中。比如，家人从小为他们讲述的各种历史故事；又比如，阅读和收看报纸和电视——朝鲜媒体每天重要的报道内容之一就是回顾领袖的革命事迹和不朽著作。

　　平壤的中学每年都会计划性地组织学生们参观主体思想塔、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塔等历史纪念基地，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这也是朝鲜学生学习历史的方式之一。

　　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正厅墙上醒目地装饰着金日成语录——“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虽多，但像朝鲜一样，在一片热土上发展了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单一民族绝无仅有。”

　　在朝鲜，学生们学习历史的重要目的就是增强自身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1866年，朝鲜人民击沉了美帝侵略船‘舍门’号，拉开了近代史的序幕，中间这位抗击侵略的英雄就是金日成的曾祖父金膺禹。朝鲜人民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自从受到金日成主席的父亲、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金亨稷先生的指导，才在民族自主的旗帜下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博物馆中，讲解员用铿锵有力的语调为学生们讲述着墙上的油画。穿着整齐校服的学生们一排排站在他对面，仔细地倾听。

　　“朝鲜的近代史，从领袖金日成的曾祖父金膺禹、祖父金辅铉、父亲金亨稷，再到金日成主席、金正日将军、革命继承者金正恩元帅，革命伟业，代代相传……”讲解员细数六代金氏革命世家。

　　在一切场合，朝鲜学生都能学习历史。

　　德国：既非赞歌，也不揭丑

　　“请阅读《我的奋斗》节选，描述纳粹的价值观，并将其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对比。”

　　翻开柏林中学的历史书，一道课后练习题这样写道。

　　提及历史，德国人认为，只有承认历史，了解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因此，经历多年“挣扎”，德国人已逐渐从对二战缄口不谈的年代走出，取而代之的是深刻的反省，这一点，各联邦州的观点出奇一致。

　　伊丽莎白·威尔克斯—拉斯卡诺（Elisabeth Wilkes-Lazcano）是柏林卡尔—本茨中学的历史老师。她告诉记者其所在学校选用的历史课本为康乃馨出版集团和人民与知识出版社两家出版机构联合出版的《历史+》。

　　这本专供九、十年级使用的教科书《历史+》内容涵盖了从普鲁士统一德国、纳粹德国，到两德分裂、德国统一，以及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等内容。其中，二战中德国的表现是教学中非常重视的部分。

　　在德国人看来，学习历史既不是唱赞歌，也不是揭丑。与很多国家对于过去的错误和历史争议避之不及的态度不同，德国人认为越是过去的错误和争议之处，越值得好好研究。

　　在教科书中，似乎登上历史舞台的任何人都有平等的展示机会。教科书中随处可见原始资料的引用，其中也包括希特勒1925年所写自传《我的奋斗》一书中的节选。

　　伊丽莎白老师介绍：“书里有50多页的内容用于讲述纳粹、二战以及对犹太人的屠杀。而介绍东西德历史和德国统一的篇幅则更长，达到80多页。”

　　课本中1933年左右的纳粹宣传画里，希特勒将自己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统一德国的铁血将军俾斯麦等人并排放在一起。人们还能看到一枚母亲十字勋章的图片注释写道，该勋章用于颁发给四个以上孩子的母亲……讲述纳粹历史时，欣赏《白玫瑰》《安妮日记》《伪钞制造者》等经典电影几乎成为“必修课”。

　　伊丽莎白向记者展示了她所收集的一套记录柏林各地区反抗希特勒统治的书籍以及一些记录反纳粹个人故事的小册子。一本记录1933年至1945年柏林威丁区反抗希特勒人和事的书就有足足353页。

　　她说：“我会将书中的一些故事复印下来发给学生，感兴趣的同学能从中更具体地了解那段历史。”

　　20岁的卡门（Carmen）是柏林莱茵高级文理中学的一名十二年级学生，目前正在学习纳粹历史。在她看来，这段黑暗的历史虽然很可怕，但学起来“很必要也很有意思”。

　　这已是卡门第三次学习纳粹历史了。按她的说法，学校会根据年级递增，逐渐深入地从政治、经济等不同角度剖析这段历史，她曾有三个历史老师，“每位老师在讲述纳粹历史时各有侧重，所以听起来依然很有意思。”

　　如今，卡门正在学习克莱特出版社编写的《魏玛共和国和国家社会主义》一书，全书共268页，详细介绍了1918年至1945年的德国历史。她告诉记者，通过参观博物馆、展览等，她对纳粹历史已经有了一定了解，希望有机会能去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更好地理解那段历史。

　　除此之外，两德分裂又统一的历史也在德国历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对于这段历史，伊丽莎白会重点向学生讲述两点：首先，二战后，很多前纳粹官员分别被分裂后的两德政府所接收，对于这一争议话题，她会组织学生讨论；另外，两德统一后，民主德国完全并入联邦德国，并完全按照西方的理念发展，而事实上，民主德国也有需要继承发扬的方面，例如，民主德国对教育的重视非西德所能比……

　　“虽然，学生听后会有些吃惊，但他们很高兴了解事情的另一面。”她说。每逢11月9日，她都会带学生参与柏林墙倒塌的纪念活动。在伊丽莎白看来，这样孩子们能够更直接地见证历史。“他们会有种感觉，自己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