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定位之忧

　　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定位之忧

　　在竭力追求商业规模和广告效应的同时，工业遗产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基本功能被边缘化，有些项目失去了工业遗产保护开发利用的基本目标、原则和要求，甚至违法违规

　　文/展二鹏

　　在加快提升生态文明，推进新城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背景下，工业遗产作为我国城市的既有空间资源，规模大、布局集中、综合条件优越，其合理保护利用，对完善城市功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近年来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有创新实践和成功案例，但也存在定位雷同、重商趋利、不切实际等问题，导致工业遗产破坏和不可持续。我国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正在进入重要的提升阶段，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

　　被边缘化的文化传承载体

　　在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定位方面，存在的典型问题是过度空泛，趋利重商，畸形混合。诸如：城市客厅、旅游盛宴、动漫王国、世界创意中心、国际时尚乐园、新城市综合体；又如：文化硅谷、风情旅游、演艺酒吧、科技研发、商务会展、SOHO办公，直至商业超市、古玩书市和健身房等，形成边界破碎、业态畸形的“功能混合”，在竭力追求商业规模和广告效应的同时，工业遗产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基本功能被边缘化。还有些项目急功近利，一味投合时髦的政策环境导向，追随开发主体的商业意图和市场预期，定位偏激、主题缺失，远离城市功能和社区生活需求，失去了工业遗产保护开发利用的基本目标、原则和要求，甚至违法违规，明显不符合相关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和指标，也不符合产业、社会、环保等相关政策法规。由于首先在根本上缺乏完整合理、切合实际的定位，又以多变的投资效益或商业利益为基准，不断对既定保护范围和开发目标任意调整，难免随意多变、不可持续，实施中引发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直至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

　　定位问题不仅导致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缺乏特色、千篇一律、文化缺失，而且会严重冲击工业遗产的基本条件和保护要求；规划实施中的本体破坏、结构失调、投资浪费以及开发管理方面的困难，也使项目无力支撑、不能持续健康发展，无法实现既定保护与开发利用目标。同时，市场效益最大化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对相关规划形成巨大压力，埋下了后期各种社会、经济、环境问题的根源。更严重的是，由于开发策略、模式不当和开发时序颠倒、“一刀切”和非渐进，既脱离了工业遗产的本底条件，也不符合对其作为城市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的本质要求。如此“保护利用”，难免导致对工业遗产的整体破坏，冲击地方文化，也无益于周边社区环境品质的提升与改善，与整体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的目标渐行渐远，甚至背道而驰。

　　定位决定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方向和方法，决定着工业遗产的命运和前途。科学定位须认真回答“有什么、要什么”和“在哪里、去哪里”的重大问题，对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整体规划、开发策略和规划实施有决定性影响。定位的基本内容包括项目性质、发展目标、功能组成等，直接影响保护范围、改造要求、利用方式、开发策略、社会使用以及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其中，现状条件、资源评价、权属关系、投资来源等，都是影响定位的重要因素。尤其涉及居民拆迁、企业改制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重要招商引资项目时，定位问题往往变得更加复杂、难以掌控。

　　实践证明，定位问题是保护利用过程中若干重要问题的聚焦点，是导致从规划设计到使用管理种种问题和困难的根源。只有科学准确、切合实际地定位，并不断优化完善，才能积极、稳妥、有效解决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中的问题。

　　值得警惕的实用主义导向

　　存在定位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主题认知不深，缺乏科学理论和先进理念引导。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对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重大意义缺乏足够认识。近年来，伴随城市建设用地日益紧缺，工业遗产由于其特有的优越条件，如它是既有建设用地、靠近中心城区、基础配套完善、有利于整体开发等，往往被地方政府确定为新的“城市经济增长点”和着力打造的“标志性工程”。实用主义导向的规划建设和开发利用，不符合工业遗产的基本性质和地位，实施中往往因投资变化、利益调整等，功能定位和相关指标不断向开发商倾斜，失去了与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城市功能、完善公共服务、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

　　二是权属关系不正，机制过于依赖市场。受投资来源影响，工业遗产往往需由原企业改制引进合作，通过土地出让、分割产权，再启动规划建设。这种过于依赖市场的产权转移，利益分配影响权重很大，无视工业遗产的基本价值，也难以适应优先完善城市功能的紧迫需求。项目兼并和利益平衡过程中形成的经济社会负担，还要靠开发利用抵消，一旦形成不良资产，只能加重城市财政和管理负担。

　　三是开发策略不当，排斥遗产保护和公益项目。与产权和机制密切相关，苦于“当年建成”和“资金平衡”，工业遗产往往选择以商业开发支撑文化事业的模式和策略，加深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导致空间资源恶性竞争，使保护范围越来越小、改造强度越来越大、“配套商住”全力推进、公益设施建设滞后。由于开发过程不断受土地转让、拆迁安置和投资变化影响，使项目本身及配套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长期难以实施。

　　四是综合管理不力，缺乏衔接与协同。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缺乏统一的政策法规，缺乏专业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衔接，也缺乏规范、协同和专业化的管理。面对强势开发主体，职能部门和专家层面意见容易被同化或分解；加之决策、开发过程封闭，社会监督和公众参与乏力。其结果：一方面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定位存在原始盲目性，大部分项目都会轻松获得“理念先进、定位准确、布局合理、措施得当、富有特色”的评价；另一方面，难以切实有效地评价、指导项目实施，也无法规范和有力约束、干预开发过程中对规划目标和保护要求的任意改变。

　　五是现状调研不够，专业化水平低。以市场效益和城市形象为目标的开发要求，激发了设计师的创作激情，使工业遗产成为文化创意的“宠儿”，却使重要的现状调研和专业分析难以实现，影响了对工业遗产资源的全面评估，也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定位。同时，缺乏专业化、规范性指导的规划设计，难免确定不合理的规划指标，在面临保护范围、改造程度、技术配套等关键问题时，往往不得要领、缺乏统筹，甚至不讲原则、失去底线，从而不断加重错误定位、无序开发的负面效应，导致项目跑题、变形和失败。

　　全面提升工业遗产的综合价值

　　针对问题及原因，首先要深化认识，提升工业遗产的综合价值，从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建设，促进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并结合城镇化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化对工业遗产整体保护和长远利用重大意义的认识，加强政策法规的顶层设计和先进理论的总体引领，让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更加科学合理、健康可持续，对提升城市功能、改善人民生活、优化生态环境做出更大的贡献。

　　要理清产权关系、改善投融资体制和开发模式。工业遗产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至少在资源优化和结构转型阶段，应尽可能保持其国有产权，确定合理的土地性质、业态结构和开发强度，强化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投入，并选择既有利于工业遗产保护，又确保社会文化、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优先建设的开发模式，为更加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社会使用奠定坚实基础。

　　要完善开发策略，优化建设时序。以城市发展整体框架要求为依据，按照保护为主、合理改造、社会开放、有效使用的原则，确定合理的开发策略、内容和时序，在确保工业遗产安全的基础上，合理开发、有序推进，不断完善功能、提升技术、彰显特色，与城市、城区和社区经济社会文化需求相协调，确保健康和永续利用，实现工业遗产资源的综合价值；要强化法规政策支持，完善管理机制。全面完善财政、土地、环境、工商管理等相关法规体系，通过相关法规、规划之间的衔接，加强公共政策引导或干预，强化工业遗产保护与基础性开发阶段的公益优先；同时，进一步规范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规划审批，加强综合评估、专业审查和协同管理，确保规划设计成果合理、合法，并依法强化项目实施阶段的综合管理。

　　要优化完善规划成果体系，全面提高专业化水平。应参照国际宪章采纳的工业遗产保护范畴，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确定相应的规划成果体系，提供规范可靠的专业支撑；同时，应将综合策划、专业评估与规划设计相结合，建立专业项目库及相应的运营管理综合评价体系，强制要求有专业资质的设计、施工队伍进场，全面提高规划设计、工程实施和运营管理的专业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