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从文身边的日子

　　在沈从文身边的日子

　　文 | 王予予 王亚蓉

　　王予予 回忆沈从文：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

　　1953年，朝鲜停战了。我就请假想到北京来看看，收集一些资料，也许对文工团有用途。得到允许以后，我就到北京来。路上跟沈阳第一军医大学的几个学生在一起，结伴同行来到北京，住在一个小客店里，是军委政治部替我们安排的。

　　我们先看了天坛，就把我迷住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这个古老的北京那个时候跟现在可不一样，北京城墙还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也在，东单、西单没有了，拆到国子监去了。

　　等到看故宫的时候，剩下我一个人，他们都去看颐和园，看别的地方去了。我就看历史博物馆。那是1953年的7 月里，我先看午门内朝房，就是清代官员等待的地方，东西两边长廊里面的房子。那里面布置的是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展览，西面布置的是历史出土文物。

　　虽然是夏天，屋里挺凉快，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在看。我先看东朝房，看过出来以后，我进到西朝房，觉得已经是下午或者是中午时分。

　　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50 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是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

　　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小时，看西朝房就用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在这期间，我们每天中午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原来的太庙，去吃一个面包，吃一只香蕉，算是中饭。吃完了饭说说话，他问问朝鲜的战争情况和巴金到朝鲜的情况。巴金到朝鲜就在我们军里去体验生活的，梅兰芳我也都遇到了。他问问这些情况，并且带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好像是吃面条。

　　那个时候看到先生的夫人，那么年轻，就像二十几岁一样，不怎么说话。先生就说呀⋯⋯你快过来听一下巴金在朝鲜的情况。叫我讲那个战争的一些问题和情况，他说战争是个立体的，他也当过兵。

　　我就更纳闷啦！我一直没有问陪我看展览的这么博学的一位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来越不好问。到分手的时候就非问不可啊。我说：“这么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我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大吃一惊。

　　我在上海的时候，读过沈从文的小说，湘西呀！觉得这个人写很多野话，写的山川人物那么美，跟面前非常慈祥的一个老先生，两个对不上，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一张嘴能说狗杂种或者其他骂人的野话的。哎呀，我真的呆啦，我说不出话来，当时也不好问。我只做了非常恭敬地道的就回朝鲜了。

　　我一直在心里想问他这是真的吗？你怎么跟你那个小说那么不一样？那个小说都是你编的故事吗？没有根据吗？都是瞎编出来的吗？一直想问那个事。

　　一直到1979年，我才有机会当面问问沈先生。我说沈先生，我认识你的时候，简直是一个谜，你这个人完全跟你那小说脱节。文字写得很美，那是文如其人，可以这么说；那些故事那么野，那么浪漫，跟别人的那么不同，又吸引人又叫人觉得新鲜，这是怎么回事？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荒唐人，就像那编荒唐故事的那种荒唐人一样，说亲身经历哪！

　　沈先生告诉我，他说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不调皮怎么能写成小说呢？

　　他的话把我心里一个从1953年到1979 年这么长过程的谜解开了。我跟沈先生就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受他的影响。

　　此后每年我出差只要到北京，都去探望他，看他在做什么工作。他给我讲解一些重要展览，带我去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在政协礼堂里听的，罗尔纲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最时髦讲解政治斗争，讲农民运动、农民革命。听完了以后，他说我们都是来听天书的。

　　还有一次是1954 年或1955 年，敦煌在人民文化宫展览，做一些假的洞窟，把临摹的壁画贴在里面展览。那个时候沈先生给彭真这些老同志当讲解员。我去了以后，又陪我专门看了一次。我很感动，我看到他就是对工农兵讲解，也是充满了热情，对那些领导人也不格外说，像对领导人这些尊贵的人没有格外的敬意一样，都是那么充满热情。

　　但是讲解深度不一样。给那些高级领导人能讲到历史上的国家大事去，他们主持国家政务的人能够领会得到，能讲得到这些问题，包含着治理国家的许多喻意；跟我们讲，深入浅出；给普通工人讲，也可以讲得很白话。

　　沈先生他一生都是这样。特别是对年青人，那些做工艺美术，或者电影，或者戏剧，需要古代服装花纹、道具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都充满热心给他们讲，人送走后，再写一封十几页的信，可以叫人更明白知道那些内容，因为他那湘西的口音，他也怕别人听不懂。

　　他讲到忘神的时候，声音就非常低，美极啦，美极啦，充满了丝丝的热情，赞美劳动，赞美生命。（王予予 [xù]先生 口述 张婉仪女士 整理）

　　王予予 亚蓉回忆沈从文：要耐烦！认真！

　　1975 年夏的一天，沈先生又带我到历史博物馆，在二楼美工组那走廊似的工作室，看见一个人正在画诸葛亮像，先生过来他没有言声，先生就说：“不要照这刻本上摹，这巾不大对。你是代表国家博物馆在画，要研究一下当时‘纶巾’的式样⋯⋯”

　　不料，那人说：“你不要在这指指点点，你那套行不通了！”那人背靠旧沙发，翘着二郎腿上下抖动着，夹着香烟的左手冲沈先生边点戳着边说⋯⋯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

　　先生气得面红耳赤，我搀扶他的手觉得他在发抖。先生无言地盯视着那人。看着那副玩世不恭的冷面。我拖着先生朝前走：“您怎能跟这不懂事的人真生气，他是谁呀？”

　　“范X。”

　　这就是我和范X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我知道当年因他的狂傲得罪了叶浅予先生，毕业分配被发往边寨。他为了前途，用心用信，使得从不求人的沈先生为了美院的这名毕业生，找朱丹（原中央美院院长）和叶浅予（原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这些老友求情，未果，借总理批示服饰图录课题，要范X和夫人边宝华到自己身边协助工作，最后历史博物馆费尽周折地终于把他调给了沈先生，范X和夫人边宝华留在了京城。

　　与范X晤面目睹的那场面，我痛彻地感觉他就像我儿时即知道的向东郭先生求救的那条狼。我为先生委屈，我看着先生多日都恢复不过来的情绪难过。

　　迫于某些缘故，范X在文章上辩解说没有这回事。“文革”那段不正常时段过后，他也跟人讲过：“我和沈先生只是思想认识的分歧⋯⋯”但无论怎样，也抹不去沈先生心头的阴影，他再不愿提这个人。

　　我佩服范先生的聪明和才学，但总也挥不去他当面羞辱沈先生的恶劣影像。借这篇小文我替沈先生述说这个经历，为鸣不平。人有些事情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该忘却的。

　　我因办理工作调动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仰峤先生（原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在交往中，我和王先生经常选一些沈先生研究的各种物质文化史小专题给他介绍，譬如“扇子的发展与衍进”“熊经鸟申”“狮子在中国”⋯⋯

　　仰峤先生尤其感兴趣的是，西汉医学家华佗所倡导的人摹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和姿态来活动，以增强体质、防治疾病的“五禽戏”。这种健身导引术，即吐故纳新的“熊经”，反映在西汉壁画、画像石、铜镜、金银错器物上，沈先生通过对这些“熊”的各种姿态排列进行比较研究，具体形象地介绍了这种古代的体育文化。

　　记得仰峤先生边看边有兴致地摹仿，说：“像太极拳，这研究太重要了，有意义⋯⋯”

　　这样，自1975 年始，他逐渐知道了沈先生工作境遇的不利以及沈先生所开展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所以越来越关心，后来留下了沈先生部分研究专题图文，要正式和胡乔木（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谈谈，看能不能设法给沈先生创造工作条件。

　　时值“文革”末期，社科院的科研条件也困难，“先请菩萨后立庙”是当时社科院发掘优秀科研人员的抢救人才政策。终于，1978 年，沈从文先生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刘仰峤二位领导让沈先生提出工作要求和生活上的困难，院里可以帮忙解决，沈先生只提了两条：

　　一、望将王予予 、王亚蓉调到身边协助工作；

　　二、找个地方集中整理出版周总理嘱编的《古代服饰图录》（这是在历史博物馆时的定名）。

　　沈先生对自己家中因“文革”遭遇的种种困难只字不提。他曾说过：“个人的小事怎能提？”

　　沈先生“文革”遭遇七八次抄家，住房被历史博物馆没收。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原住处保留一间小屋，成了沈先生的工作室和宿舍。沈夫人从五七干校回来无处安身，由作家协会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相邻的小羊宜宾胡同（原小羊尾巴胡同）找了一间小东房（不足十平方米），拥挤不堪，住着沈夫人和两位小孙女，当时沈家就是这样的居住条件。

　　1975 年一友人要去找自称是沈先生学生的江青，当着我和王予予 的面被沈先生坚决回绝，当时的形势，我们着实又为他捏一把汗。

　　沈家的两间小屋相距一公里多，中国人讲究安度晚年，可先生却从70岁被发往五七干校，返京后又每日为了吃饭和工作奔波于两个小屋间。沈先生的规律是在东堂子书堆中工作，晚上把床上的书往上码一码就睡觉，中午十二点回小羊宜宾吃饭，饭后挎一竹篮子将晚饭带回东堂子。

　　任何困苦磨难都有如过客，沈先生的快乐也很动人，那种处境他还总担心王予予 和我的健康，常常未下班就接到先生的电话：“到这儿来吃饭，有好东西！”常常是除带来沈夫人的小炒外，还有沈先生自己做的红烧肉、红烧猪脚。

　　沈家的条件没有地方接待客人，开始社科院为了面子，沈先生接待外宾时都借用院里的一间会客室或饭店的一个房间，后来时局宽松了些，沈先生也忙得跑不起了。他有一张坐了多年的旧藤椅铺了垫子，总是请客人坐，屋里没地方，院里沈夫人种的小花园旁常是沈先生待客的首选处所。有许多朋友现在见面谈起来，仍忘不掉和沈先生在那小花园旁谈话的记忆。俗话说，是金子放在哪里都发光，一点儿不假。

　　想起沈先生讲的“文革”中在历史博物馆的遭遇，更是与众不同，有人问到时他说：“还好呀！起码领导们信得过我的人品，派我去打扫女厕所⋯⋯有的时候分派到院子拔草，看到小花开得那么漂亮，天空那么晴朗，外边干嘛喊天喊地的（历史博物馆就在天安门广场），有多少该干的事呀！真是小孩子胡闹！”

　　先生没有诉苦的习惯，我觉得他总是站在很高的地方，清醒地看待那些过激行为。当我们被一些让人不平或困惑的事干扰得情绪不好时，沈先生常轻轻地谈：“这不去管它吧！要看到我们做的是大事，多少人在研究中国文化，我们得想着对世界作战，我们不能输掉，尤其是日本人，多少人在研究中国文化。”

　　先生一生走的这条路着实不易

　　社科院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给沈先生租了两套公寓房，使多难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名由“古代服饰图录”变更）得到一个安定的最后整理完成的处所。我和王予予 先生是1975 年以后才介入这项工作的。

　　1963年12月周总理建议编纂，并最终落实到以沈先生牵头的历史博物馆编写组后，沈先生讲，在书未成稿之前，有次宴会沈先生与郭沫若先生邻座，谈到这本书，郭老主动说：“我给你写个序言吧！”并很快就送过来了，序言成于书稿之前，郭老未看过书稿。许多人不明就里，总是问为什么序言和内容不符，这就是原因。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点歉意吧！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也是命途多舛，1964 年受命，原计划编写十部，1965 年二百幅图及说明的试点本完稿。沈先生这部书选的是历代争论较多、问题较多的题目，他以新的视角和观点进行阐述，提出了很多新看法、新见解。北京轻工业出版社承印，打出了十部样稿送审。

　　谁知“文化大革命”来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变成了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书”、“毒草”，物殃及人，沈从文先生因之被斗争，即批斗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先生时为之“陪斗”，新账老账又算一遍，藏书被七分钱一公斤卖掉，一麻袋积攒了五十余年的与徐志摩、胡适、胡也频等人的信件被焚毁“消毒”，一个家抄来抄去的。

　　现在想想做人真难，沈从文先生走出凤凰城，几十年不就是拿支笔奋斗，讨生活？刚直不阿的一个苗民，用文字诉尽底层船工、纤夫、妓女及苦难的苗民、军士⋯⋯为生活的血泪挣扎与屈辱。

　　在《战国策》杂志上，沈先生文章直指蒋介石是人不是神，给国民党的种种腐败层层地剥皮。不跟国民党去台湾，结果还又被下了个“桃红色”的定语。他就是认为（自己）不懂政治，不愿参加任何党派、学派，用一支正义之笔凭良心说实话、写实事，所以常被排挤和怨怼。解放以后，他又被定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反动作家，开明书店等又将他的存书全部烧掉了，还毁掉了版型。国民党也下令他的书永不开禁，直到1981 年台湾盗印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时，不仅删去了他的名字，郭老序言也被删掉了。

　　让人起敬的先生竟在夹缝中又闯出一片新天地，可有多少人真了解他的甘苦，又有几个人能理解他的苦乐啊！先生一生走的这条路着实不易啊！“文革”中沈先生对老朋友诉说：“台湾当局说我帮了共产党的忙，是反动文人，禁止出版我的书；批斗会上又说我是‘反共老手’，我简直里外不是人⋯⋯”

　　想想沈先生若没有头上的箍咒，在轻松的心态下，几十年，凭沈从文先生这永远拥抱自己工作不放的人，会为人类文化留下更多更多。

　　“要耐烦！认真！”“一切不孤立，凡事有联系。”“为人民服务！古为今用。”这就是一开始直到最后，沈先生教诲我们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摘自王亚蓉先生《回忆沈先生》

　　摘自《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章服之实》

　　王亚蓉 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