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为了不“辜负”梁启超

　　解玺璋：为了不“辜负”梁启超

　　“我们不要总想得很大，想着世界，想着时代，我们也需要从个人出发，从自身去做，解决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问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书写梁启超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任何人都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解玺璋自信他的《梁启超传》不会“辜负”梁启超：“现有写梁启超的文字，都把梁启超政治化、标签化、概念化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会超过他们。”

　　自2012年9月出版以来，《梁启超传》屡屡收获评论界赞赏，被视为梁启超辞世以来最客观、最翔实的传记。学者止庵评论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局面最大的学者，也曾是影响至巨的思想家和举足轻重的政治家。现在我们终于有一部配得上他并不漫长但是精彩非凡的一生的传记了。”

　　《梁启超传》也得到读者认可——2013年1月8日，该书入选“2012年度新浪中国好书榜年度十大好书”。

　　在获得方方面面赞誉后，解玺璋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回顾该书创作历程，多次称自己在写作中感到“困难”，甚至“难到想哭”。

　　这在解玺璋的写作生涯中绝无仅有。解玺璋1953年出生，曾写下千余篇影视、戏剧、文学评论。究竟《梁启超传》为何让他“难到想哭”？他跟梁启超的这段相遇又有怎样的动人故事？

　　“资料控”

　　解玺璋与梁启超结缘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解玺璋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大学二年级。“我发现若想真正学懂弄通中国的新闻史，第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就是梁启超。”

　　解玺璋开始到国家图书馆查找资料，研究梁启超的《时务报》。一个学期后，解玺璋完成论文“《时务报》新闻报道初探”。

　　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方汉奇认可这篇论文，但他同时告诉解玺璋：“你的论文写得不错，但你对梁启超评价过高啦。”

　　这恰恰是解玺璋对梁启超最感“不平”之处：“我敬重方先生，但我倒认为对梁启超的评价不是过高，而是过低。”

　　解玺璋解释说，一直以来，对梁启超的评价有两种倾向，其一是政治定性，即为之戴上“维新派”、“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乃至“反革命派”的帽子；其二是道德定性，视之为多变善变、没有操守、反复无常，直至贪恋权势的小人。

　　而解玺璋心里的梁启超，则有着“高尚洁白的心胸，昂首天外的气概”，有质感、有温度。

　　出于这种不同认识，2008年，当解玺璋接到出版社约他写一部梁启超传的邀请，他立刻“大大方方答应下来”，似乎他还梁启超一个公道的时刻到了。

　　真正动手为写作做准备，解玺璋才发现自己答应得太过轻率：“写作《梁启超传》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难度之大确实事先不曾想到，我感觉以我的能力去写梁启超实在太困难了。”

　　他举例说，比如一封信里的一个人名，梁启超有时用的是这个人的字，有时用的是号，有时用的是出生地址，有时甚至用古代人物代指，所以很难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那么为搞清楚这个人名就要翻很多书。解玺璋说：“至少在写作的前两年，我真是咬着牙在做。”

　　不过解玺璋没有想过放弃。“我已经以写这本书为由推掉了很多约稿和活动，实际上等于把自己架上去了，那我就必须要把这事儿完成，再困难也得做。”

　　解玺璋唯一的办法就是耐着性子读书，俨然一个“资料控”。《梁启超年谱长编》保存了很多没有经过删削的原始材料，解玺璋读了至少5遍；148卷、1000余万字的《饮冰室合集》，是目前比较详备的梁启超著作集，解玺璋进行了大量有选择的阅读；此外，一些与梁启超相关的人物材料，如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杨度等人留下的年谱、传记、书信、日记和文集等，解玺璋也大下功夫研究。

　　“如此集中的阅读让我在4年里换了两次老花镜，视力迅速退化”，但也正是这种集中阅读，让解玺璋“一再和梁启超的伟大灵魂相逢”，并感觉“增进了与梁启超的感情，梁启超渐渐在自己心里生动起来”。

　　“和自己打架”

　　比收集资料更具挑战性的，是解玺璋意识中太多与梁启超难以相容的东西。“梁启超的一些思想和主张我很难认同，我要通过更多的阅读、更深入的思考才能慢慢理解和接受他的逻辑，并说服自己放弃过去的想法，所以在写作中，我自己在不断和自己打架”。

　　解玺璋说，他的13～23岁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所以肯定会被激进主义思潮影响，容易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也容易把革命想象得诗意、浪漫。而梁启超恰恰在1903年去美国考察回国后，发表《开明专制论》，宣布放弃革命主张。

　　“我在阅读写作中渐渐理解并接受了梁启超的这种变化。”解玺璋解释说，在梁启超这一“变”的背后，是其不变的家国情怀——“梁启超正是怀着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希望中国稳健发展，所以才有此一‘变’，他是出自公心。”

　　据解玺璋介绍，梁启超年轻时也急过，比如在戊戌变法时，因为光绪长期被慈禧压制，大权一朝在手，不免有所反弹，采取了诸如取消六部、废除八股等激进做法，引来社会恐慌，致使改革失去基础。但后来梁启超有所反思，主张稳扎稳打。解玺璋表示，“中国的事情其实不能着急，我们这100多年，很多事情坏就坏在‘着急’上，对好多事情没有耐心，每个人都想走得更快一点，但恰恰在这匆匆忙忙间，丢掉了很多机会。”

　　解玺璋说，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论》中提出，“新民”不是由先知先觉者“新”别人，而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国民自新，即全体国民通过读书和思考去重新认识世界、重新理解世界；在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南开大学演讲，他跟学生们说的也是如果每个人都从一个人的人格入手，从一个家庭的家风入手，那么整体国民的素质就会不一样，就可能真正改变中国。这让解玺璋感慨：“我们不要总想得很大，也需要解决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问题。”

　　在解玺璋看来，当下中国的很多问题，其实仍是梁启超曾经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有耐心，怀着‘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态度，多从自身切入，让理性战胜激进，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个更好的未来。”

　　这，或许会真正不“辜负”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