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研究的人生体悟(组图)

　　演讲人：方立天 时间：2012年秋季论坛 地点：什刹海书院

　　我不是一个宗教的信仰者，也不是一个宗教的反对者，而是把宗教作为一种客观对象进行研究的一个大学老师。我想跟佛教有关的大概有这样几类人：直接有关的就是佛教的信徒，第二类就是研究佛教的一些学者，第三就是佛教部门有关的行政官员。

　　佛教学术界研究佛教的人是怎么研究的？他们的立场、方法和观点怎样？可能对我们信仰佛教的朋友也会有参照价值。

　　研究中国佛学的因缘

　　我与佛学研究有三点因缘：传统影响、理性选择和个性爱好。

　　我是浙江人，1933年出生，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1年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做教师。

　　当时哲学系对老师有两条要求：一是从先秦到近现代中国哲学史要会通讲；二是要确定哪一段哲学史作为你的重点研究方向。当时很多人报了先秦、两汉、宋明、近现代，但魏晋南北朝、隋唐几乎没人报。这一阶段除了儒学以外，还有佛教、道教，宗教内容比较多，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政治舆论环境中，道教、佛教研究都被称为“险学”，但我还是报了这一段，而且决定先研究佛教。

　　当时研究佛教有三个困难。一是内容庞杂，历史很长，派别很多，要想系统、全面地把握佛教思想史很不容易；二是佛教有很多概念，它的文字我们大多认识，但它的意思有特定的内涵，不易了解；三是佛教的思维方式跟我们一般的思维方式不同，是通过排斥而肯定，通过否定来呈现事物的真相，通过不是这个，不是那个，然后就是那样来认识事物，与儒家注重现实的思维很不一样。虽然困难不少，但我最后还是确定把佛教研究坚持下来。

　　我觉得我与佛学研究有三点因缘：

　　一是传统影响。浙江一直是一个佛教大省，佛教的禅宗、天台宗等在民间影响很大。我母亲就信仰佛教，我就读的那个小学和一座庙相连，上完课我们就跑到庙里去玩，去看佛像。我的几个哥哥姐姐都不到成年就走了，母亲希望观音菩萨保佑我活下来，就说我是观音菩萨生的，并把我的小名“观生”贴在关公像后面，这把我和佛教的感情拉得很近，好像我和观音菩萨、关公老爷都有一种特殊关系似的。这很可能是影响我研究佛教的一个内在基础性的原因。

　　二是理性选择。进入北京大学以后，在对中国哲学的了解当中，对中国佛教也有了一点了解。认识到佛教内容很丰富，和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关系密切，很值得我们研究。

　　三是个性爱好。我比较喜欢研究、思考冷门的问题，不太喜欢研究大家都研究的、都有兴趣的东西。佛教当时当然是不被大家重视的一个学科。我就想，别人不研究我就去研究。只要克服了困难，就会取得学术研究的成果。

　　研究中国佛学的轨迹

　　我很早就给星云大师提过一个建议：成立一个社会心理研究所，观察社会的变化、各类人群心理的变化后提出对策。人间佛教和唐代的禅宗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两大创造。

　　我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具备的佛教知识很少。后来了解到中国佛教协会办了一个中国佛学院，学校的领导允许我去听课，我就住到庙（法源寺）里，几位教我们的法师都是饱学之士，学习了约八个月，取得两大收获：

　　一是对佛教的基本历史、基本理路、基本思想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二是了解到佛门法师的生活，了解到他们都是道德高尚、有追求、有信仰的人，而且也了解到佛教内容很庞大，学问很深。从佛学院回到学校以后，我就开始了佛学研究。我想这个研究不仅要取得近期效果，而且应能成为一个长期研究的系列。

　　从佛教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入手

　　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从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一些在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僧人入手。第一个研究的是东晋的道安法师，头一篇研究的文章在《新建设》上发表。当时《新建设》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科学院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地位很高。

　　“文革”结束后，我继续进行个案研究，当时研究的人物有道安、慧远、支道林、僧肇和梁武帝萧衍等等。我的研究方法是首先找全资料。比如说道安，首先要把道安写的所有文献、资料都反复看，有关他的传记等也都要看。第二是将已有研究道安的成果都找来看，这样就知道别人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哪些还可以拓展。

　　我写的魏晋南北朝佛教人物的系列研究成果，后来被中华书局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华书局主动约我把对魏晋南北朝佛教人物的研究结集成书，这就是《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的人说，我们一般不给年轻人（我当时还比较年轻）出论文集，都是给老专家出书。中华书局出《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鞭策。

　　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人物在东晋时代特别重要，这就是慧远大师。慧远是山西人，后来在江西弘法，在江西庐山东林寺主持佛事活动。我将对慧远的研究写成专著《慧远及其佛学》。

　　我注意到这些个案研究的意义：它是对于佛教领袖的思想的集大成研究，实际上中国佛教领袖的思想就是中国佛教的思想。研究中国佛教思想首先要从研究中国佛教不同阶段的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开始。所以后来到了隋唐那一段我也研究了法藏（华严宗的创始人）的思想，写了《法藏》一书，在台湾出版，受到较高评价。后来我还研究了禅宗的创始人慧能。这些个案研究使我掌握了中国佛教派别的重要背景，对了解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佛教典籍的整理

　　研究佛教首先要研究文献，要看得懂。我的文化背景，功夫、能力都有局限，要读懂佛教典籍的内容有困难。但是，如果缺乏对文献的准确了解，研究佛教就没有基础。我反复思考，想出一个办法：选一本书，把这本书加以标点、注释和校勘，然后用现代的语言进行翻译。对一本书做过这样的系统工作，再读第二本佛教典籍，就会相对比较容易。

　　我当时选的那本书是华严宗的经典《金师子章》，是法藏给武则天说法的。他将佛教的华严经义理说给武则天听。文章很短，但很重要。是阐述华严经中关于最高精神境界理论的著作，很深刻，不是一般人能了解的，是要经过修持，达到很高境界以后，宇宙呈现出来的现象、状态在人的主观心境中的体现。这本书很薄，我把它精心地加以整理，又加以翻译，由中华书局出了《华严金师子章校释》。

　　这本书被当时的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组长李一氓看到了，写了一篇书评，派了秘书送到我家来征求意见。这个书评后来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对我的古籍整理的方式、方法和路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还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这本书。我在华严宗《金师子章》的校释里面，不光进行了标点、断句、校勘、注释和翻译，而且还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论。

　　经过一些这样的锻炼，我对佛教典籍了解的程度提高了，后来还和几位朋友一起编了一套《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这套书成为大学哲学系学习佛教的重要文献。

　　佛教哲学现代化研究的尝试

　　我对佛教人物有了一定的研究，对典籍也有一定的了解，接下去我又开始了对佛教哲学现代化研究的尝试。佛教哲学很深奥，这一研究在我看来，一要有现代问题的意识。现代人类社会存在什么问题？佛教哲学当中相应地有哪些资源？佛教哲学有人生哲学、宇宙论、认识论和修持论（实践论）等很多方面，哪些方面是现代人所关切的？对此我们要重视。因为研究归根结底是为提升现代人素质服务的。

　　二要用现代的语言表述佛教的思想。不能只说“般若”、“涅槃”，这些佛教用语要用现代语言把它解释清楚。

　　三要运用现代方法对佛教哲学进行阐释。佛教从早期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有个发展过程，其思想逻辑的形成也有个过程。早期佛教思想主要是四谛“苦、集、灭、道”，部派佛教内容就丰富起来了，到大乘佛教就讲“缘起性空”。研究它的思想逻辑与历史发展，是研究佛教的重要方法。还有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佛教理论包括人生论、心性论等等，内容很多，要把其中不同的元素进行分解，分解了以后进行深入地研究，然后再加以综合。这对于了解佛教哲学关系很大。对于佛教哲学我研究的侧重点是人生论、心性论和修持论。每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要点。通过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分析和综合等研究方法来把握佛教哲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四是要做出评价。作为一个学者，对一个思想体系、信仰体系，应该做出自己的评论。我认为，这个评价应当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实事求是的，既要有理性的了解，又要加以心性的体会，认同的就肯定，有不同意见的，需要发展的，就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对佛教哲学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后，写出了《佛教哲学》一书，印量较大，在地摊上都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教授看后给我写了信，认为有了这本书，佛教入门的书就算有了。《佛教哲学》是在个案研究基础上，就整体佛教的思想进行宏观研究的。这本书与我的其他佛教研究著作一样，也得到了奖励。

　　佛教文化中国化的探索

　　接下来，我又开始思考佛教中国化的问题。印度佛教到了中国内地，用中国各民族文字翻译传播；中国的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长江、黄河以北地区和以南地区自然环境不一样，人文环境也不一样。这些都会使一个外来的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化，比如饮食习惯，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就不一样。翻译的文字也不同，于是形成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

　　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的区别是我思考了很多年的问题。我把它归纳为好几个方面，例如，中国佛教比印度佛教更重视现实，重视自性，重视简易，重视顿悟等等，这些我都有专门的文章论述。中国佛教传播的过程，是对印度佛教进行了重大发展的一个过程，只有进行这样的研究，才能推动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才能把握佛教发展的规律。这方面我写了《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这本书也是在地摊上都有，是一本比较、研究了佛教和中国其他文化形态（哲学、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等等）的关系的著作。

　　佛教是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佛教所面临的、要解决的问题很不一样，时代会带来佛教思想的发展和变化。作为一个佛教学术研究者，重要的是要观察这些变化。比方说，中国佛教禅宗的产生就和时代的变化有极大的关系。佛教传播到民间，就需要像慧能这样的人调整印度佛教的很多思想内容走中国禅宗的路。当代海峡两岸都提倡人间佛教，这个人间佛教也是时代对佛教提出的要求。我很早就给星云大师提过一个建议：成立一个社会心理研究所，观察社会的变化、各类人群心理的变化后提出对策。人间佛教和唐代的禅宗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两大创造。

　　对中国佛教哲学的整体研究

　　中国佛教哲学有没有体系？它的体系是怎样的？这是我在完成个案研究、典籍整理，又进行了宏观的研究以后所做得最多的工作：从中国的佛教领袖、思想家的著作出发，把他们对印度佛教哲学的发展创造加以系统的整合，整理出中国佛教的哲学体系我把它看作自己学术生平中一个最重要的志业。起初想用七八年的时间完成这本书，后来因为社会工作越来越多，结果用了15年时间完成了这部90多万字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册）。在这部书中，我把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分成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认识论和修持论。这本书获得第6届国家图书奖、北京市第8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4年“中华文化优秀著作奖”一等奖，并列入“中国文库”出版。很早就有了韩文版，日文、英文版都在翻译之中。

　　这本书体现了我几十年研究的总积累，所以完成以后我写了一个后记，说我真是解放了、解脱了，很高兴！

　　回顾我研究中国佛学的整个过程，大概的研究轨迹就是这五个方面：个案人物研究、典籍整理、佛教哲学的现代化探讨、佛教文化的中国化研究，以及对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整体研究。现在看起来这个研究是符合逻辑的，它由基础到专业，由比较容易到比较困难，由具体到抽象，由局部到整体，体现了它的逻辑性和有效性。

　　研究中国佛学的人生体悟

　　中国禅宗思想中，有“小疑小悟，大疑大悟”，提倡怀疑精神，提倡思考，这是很重要的。

　　大体上可以说我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间也停了十多年时间），到现在为止对佛教进行了重点的学术研究。在对佛教研究的50年中，我感触最深的人生体悟有三条：

　　第一个感悟，50年来学习研究中国佛学，使我懂得佛教是有益于提高觉悟和培育道德的学术体系。佛教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追求真理，一是提升道德。第一个是对宇宙人生有正确的认识，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实相要有真实的把握；第二个是对自己的道德人格素质要努力有所提升。

　　例如，在提升觉悟方面，我认为关键性的一个命题就是佛教的“缘起性空”。这是佛教认识宇宙、认识人生最核心的观念。所谓提高觉悟、提高智慧就是要认识、觉悟缘起性空。大家都知道佛教的世界观就是缘起论，一切事物都是互相依存的。正因为是互相依存的，所以它是性空的。这个用现代化的语言来解释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关系的组合，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书院都是由各种因素、关系构成的。既然是关系，它必然是个过程。组成这种关系的各种因素都在不断变化，在不断变化当中推动整体缘起事物的变化。用佛教的语言叫做“无我”、“无常”。一切事物都是关系，一切事物都是过程，因此，结论是性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大体上也可以说佛教认为一切事物现象都是有的，但本质是空的。

　　缘起性空，这个对我们人生的修持其实意义很大，是很重要的。2011年9月份，胡锦涛在北京会见奥巴马时说了一句话，我认为非常重要。他说：“全世界已经进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就是说由于全球化，带来了国家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要合作，合作就双赢，互相斗就两败俱伤。这实际上就是缘起论。所以，佛教的缘起论是和当代人类社会的变化关系最密切的一个理论。人们认识当代的时代特征实际上会借用佛教的缘起论去观察一切事物都是缘起的、互相依存的。

　　佛教要弘扬佛法，要传播佛法。我非常强调传播佛法最重要的是将缘起论的思想贡献给人类。互相缘起，互相依存，要和谐，这个就是普遍价值。这个价值很重要，如果儒、释、道与西方的思想能够融通，加以综合创造，就可能形成新的、符合当代人类需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我认为佛教在这方面可以作很大的贡献。佛教的理论确实是能提高觉悟、增长智慧的。

　　另外，大家都知道佛教给自己做了一个定义表述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就是说佛教的道德和智慧是不分离的。智慧要体现在道德的实践上，智慧和道德不能分开。所有不好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去做，所有好的事情我们都要努力去做，这就是佛教。佛教就通过这样的表述把道德的提升和智慧的提高统一起来。

　　我想这对我的人生的指引是有意义的使自己要求自己要不断去追求真理，要提升自己的人格。我有两本文集：《寻觅性灵》和《仰望崇高》。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寻觅性灵就是寻求良知，就是通过研究佛教以后懂得要寻找良知。仰望崇高，佛教要我们追求崇高，追求超越。这实际上就是佛教对我影响的结果。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悟。

　　第二个感悟，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因为研究佛教要有定力。佛教不是那么好研究的，它需要坐下来学习、思考、体会和反复琢磨。坐冷板凳的过程是甘于寂寞的过程，外界物质利益对自己的诱惑要淡然面对。我没有别的长处，但是，有一条我是可以说的，我不去争不争房子，不争职称，不争这个那个，从来不去争。我现在也可以说有些当时就可以得到的东西，我都没有得到，没有得到也泰然处之。几十年来我基本上就在图书馆里看书、备课和写作。所以，中国人民大学领导说我上图书馆是大学的一道风景线，当然现在由于身体不允许，这个风景线没有了。中国人民大学后来有一篇写我的文章叫《不争而争》不争但都得到了。本来1983年评副教授，我是排在前面的，当时领导说我年轻，科研成果很好，中华书局都有论文集，虽说你教学缺56个学时，但是，我们也不会因为你缺56个学时就把你排在后面。后来又说不行了，说我态度不好。其实就是没有去感谢某领导给我提升，相反给领导提了点意见，所以把我的副教授拿掉了。但是人遇到不高兴的事不要不高兴，因为高兴的事就要来了，高兴的事来了你也不要太高兴，因为不高兴的事就要来了。1984年中央要在全国重点高校的文史哲经的每一个专业里，选五个人为正教授。有的是要破格提拔，有的是从副教授往上提。文学五个，哲学五个，经济五个，历史五个。这个时候各个单位的领导没有别的考虑，就是希望学校尽量有人入选，因为这样可以表现学校的素质。我的东西也被送上去了，1984年就被破格提升为正教授，成为特批教授。这与我研究佛教有关系，淡泊名利。关键是自己努力，你努力了，社会总有会公正对待你的时候。不争而争，要坐冷板凳，要不去争。但要努力，不争不是放弃自己的追求，我的追求主要是在学术上。

　　第三个感悟，是好学深思，独立思考，自由思想。治学成败关键是你有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自由思想的精神。要独立思考，不能画地为牢，作茧自缚，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重复的，没有意义的；从典籍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研究，推导出独到的结论，学术研究的关键是要提倡独立思考，提倡自由思想，这样才会有所创造。否则只有枝枝节节的东西，那样的研究是无效的。中国禅宗思想中，有“小疑小悟，大疑大悟”，提倡怀疑精神，提倡思考，这是很重要的。

　　（宋晓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