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父亲学会网上购票 只为春节能回家看女儿

　　晚报记者 石凯峰 庄键 报道

　　乡愁，是一张小小的火车票，我在这头，家在那头。春运期间，沪上有数百万农民工返乡过年，既有在上海摸爬滚打了十多年，为城市建设累白了头发的“民工一代”；也有踏足申城，准备在此实现理想的“民工二代”。两代人有着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心态，但到了春运时，却有着同样一颗思亲盼归的心。家人，永远是他们最大的牵挂，团聚；是他们忙碌一年后最大的期许。

　　伟大的父亲

　　“为了回家看女儿，我学会上网买火车票”

　　人物：王连根 55岁

　　地点：上海火车站

　　方向：甘肃白银

　　昨天下午1点多，距离T116次临客发车还有两个多小时。早已来到车站候车的王连根不时抬头看看显示屏，期待着上面快些跳出“开始检票”，这样，他就能快些回到家乡，回到妻子、女儿和外孙的身边。

　　王连根的手里紧紧捏着一张硬座票，说起这张车票，他百感交集。去年开始，全国铁路全面实行网络售票，这让老王这样已经50多岁，连手机短信都不会发的老一代农民工感到很无助。 “从前，我还可以到车站连夜排队等票，虽然辛苦，但心里踏实。现在要上网买票，我没办法了。去年就没买到年前的车票，直到大年夜才动身，到家已经是年初一晚上了。 ”

　　今年，王连根家中的两个闺女都有喜事。 “大女儿刚生了娃娃，小女儿处了对象，全家人都等着我回去呢！ ”王连根决定学习上网，无论如何也要买到车票回家过年。元旦假期，他找到单位里一个小年轻，求他帮忙开通网银，并教会自己上12306。 “说起来也难为情，我第一次去网吧，登记身份证的时候，老板娘还以为我是送外卖的。 ”

　　就这样，王连根学会了用一根手指在键盘上打自己的名字，也基本掌握了网络购票流程。春运车票开售后，他连着几天都“溜”去网吧抢票，却一次次失望而归。 “我打字慢，刚选好车次，输入名字和身份证，车票已经被抢完了。 ”王连根“溜号”去网吧的事情，传到了单位领导那里，得知他是为了买回乡火车票，领导非但没有怪罪，还嘱咐其他员工“帮帮他”。 1月18日，终于有同事帮他买到2月6日上海到兰州的硬座票，老王喜上眉梢。“这样，我2月7日晚上就能到家了。大小年夜，都能和家人一起过。 ”

　　王连根的行李只有一个大箱子，里面装了很多给外孙的衣服和玩具，自己的换洗衣服只带了两套。当记者问起老王，给家里备了点什么年货时，他叽里呱啦报了一大串，还很得意地说，上周给家里汇了2万元钱，两个女儿每人1万。在和记者的聊天中，老王透露目前在青浦区一家民营企业的食堂里做事，每月薪水3000元。

　　懂事的女儿

　　“我过得苦一点没啥，但不能让爸妈担心”

　　人物：徐舒萍 19岁

　　地点：上海长途客运总站

　　方向：安徽阜阳

　　在春运大军中，徐舒萍无疑是年轻的一员。今年只有19岁的她，梳着青春的马尾辫，双肩包上挂满卡通吊坠，脚上还穿着中专读书时发的运动鞋。去年，是她第一次外出打工，今年，也是她头一回返乡过年。

　　小徐来上海半年多，已经换了3份工作。第一份是在超市里做食品推销员，每天要在柜台前从早上9点站到晚上9点，很辛苦，但小徐做得很开心。 “超里都是吃的用的，看着让人心情很好。每当有顾客买我推销的产品时，心里也特别有成就感。 ”

　　但好景不长，两个月后，随着品牌撤柜，小徐没了工作。后经老乡介绍，去了杨浦区一家足浴店打工，但做了半个多月，就不想做了。 “经常有喝醉酒的客人来捏脚，无论我劲使大了，使小了，张口就骂。还有客人借着酒劲，对我们技师动手动脚，我们向老板投诉，老板也眼开眼闭，不拿这当回事。”

　　现在，小徐在五角场的一家小餐馆做服务员，月薪2500元，每天忙着点单、上菜，店里生意忙时还要兼职送外卖。“原以为在上海找工作会比较容易，但现在发现，没有一技之长，想要赚到钱还是很难。 ”

　　晚上，小徐和餐馆里另外两个女孩子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屋子里，洗完澡后就倒头睡觉，没时间也没精力像其他同龄人一样上网打游戏，谈恋爱。但这一切，她不敢，也不愿和父母说。“他们打电话来问，我都说很好。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如果知道我过得苦，爸妈肯定舍不得的，我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 ”

　　回家过年前，老板给了500元红包，徐舒萍一分没花，还又拿了500元出来，准备给在2月里过生日的妈妈也“包个大红包”。给爸爸的礼物则是一台花了1200元，从不夜城市场买来，可以手写输入和拍照摄影的山寨智能手机。“这样，爸爸想我时，就可以给我写短信，发照片了。 ”

　　在上海拼搏了8个月，徐舒萍除了给自己买过一条200元的牛仔裤外，就没再花过什么钱。她说，外出打工后，她不再是从前那个娇生惯养的“小公主”了，成长了很多，体会到了工作的艰辛，也明白了父母对自己的爱。

　　矛盾中的父与子

　　"剩男’儿子说没挣到钱，不愿跟我回家过年”

　　人物：石伟 58岁 石超 30岁

　　地点：上海长途客运南站

　　方向：河南永城

　　昨天中午，58岁的石伟席地坐在上海长途南站地下一楼候车室的墙边，提着拉杆箱的返乡客们则从他身旁快步走过。石伟身边放着一壶水和一大一小两个包，大包里装着陪伴他走南闯北的一床棉被，小包里则是随身物品，包括一袋五角钱一个的白馒头，总共七个，在路上充饥。

　　去年，石伟来到江苏昆山打工，10天前他第一次来到上海，目的是为了和在上海打工的儿子一起回家过年，可是，这项任务非但没有完成，父子俩还闹得不欢而散。石伟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嫁人，小女儿正在河南读大学，1982年出生的大儿子石超高中毕业后，在北京、深圳、成都等地都打过工，去年五月来到上海从事与股票有关的营生。“晚上十二点睡，早上八点才起，整天不出门，对着闪着红色和绿色数字的电脑屏幕，上午看两小时，下午再看两小时，其他时间就玩游戏看电视。 ”儿子向石伟解释，只要把股票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钱了老板就会给他分成。但石伟对儿子的这项工作并不满意，在他的眼中，只有在工厂、餐馆里那种实实在在的工作，才是可靠的。

　　去年来到上海后，石超租了一套月租1500元的房子，算上生活费每月的花销在2200元左右。涨涨跌跌的股市并未给他带来稳定的收入，扣除生活费后并没有存下什么钱，这也让好面子的石超决定不回家过年了。更让老石着急的是，在习惯早婚早育的农村老家，儿子成了标准的“剩男”。去年春节，石超带着赚到的4000元现金回家为妹妹支付学费，家里也张罗着为他安排邻村的姑娘相亲，不过儿子并没有看上对方。石伟解释说，“在我们农村，姑娘二十岁出头就结婚了，我儿子三十岁了，只能安排二十四五岁的姑娘。不过，她们很多都是以前结过婚，后来婚姻失败的。 ”

　　“在城里买套房，没有一二百万是不成的，不过在我们县城，十几二十万也能买上一套九十平方米的房子。我也劝他回老家找个工作，起码不用每月付房租，但他不愿意，说一定要在上海干出点成绩来。”谈起儿子，石伟的眼神中充满关心，言语中却透露着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