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开动印钞机 学者称货币战是高负债国家必选

　　本报连线《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货币战是高负债国家的必选

　　资深财经专家田帆：中国面临防通胀、保外储、保出口多个挑战

　　本报记者 潘虹

　　新年伊始国际金融市场激流涌动。日本央行在日本政府的巨大压力下，最终作出让步，决定自2014年起实现“无限量”银根宽松措施，日本央行行长愤而宣布提前离任。货币市场上，日元开始新一轮跳水，截至上周末，日元对美元汇率连续12周下跌，5日国际汇市日元兑美元报收于1美元兑93.63日元，6日东京外汇市场一度上探至94关口，日元跌至两年半来的最低点。

　　为刺激国内经济而强势推动日元下行，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其上台后为解决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并深陷通货紧缩的困局而开出的“药方”。但日本这一举措引发了多国央行关于“货币战争”的警告。

　　此前，美联储实行的连续的定量宽松（QE）已助推全球货币的流动性泛滥。现在，日本的举动是否会促发世界各大经济区货币的轮番下跌，爆发市场所担忧的“货币战”？中国又该怎样应对复杂多变的货币局势？本报国际新闻特约评论员、曾长驻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从事国际财经报道、现任新华社国际多媒体采编中心主任的田帆，以及因发表《货币战争》一书而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的国际金融学专家、现任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的宋鸿兵，分别接受了本报的专访，阐述了他们的观察和思考。

　　日本公开放水日元

　　货币贬值潮或将蔓延

　　通常来看，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央行的角色一般都较为“独立”和“自主”，其奉行的政策目标首先是保持物价稳定，其次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安倍晋三就任首相后，为让日本经济脱离通缩泥潭，决意以提高通胀目标、促使日元贬值来刺激经济转动。安倍甚至表现出要用选择任命日本央行行长的权利来确保其日元贬值计划。日本央行向政府低头，在上月宣布把通胀目标由1%上调至2%，实现“无限量”银根宽松政策。

　　日本这一举措引发了多国央行的警告。率先发难的是俄罗斯央行第一副主席乌卢卡耶夫，他警告货币战争即将爆发。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魏德曼评述日本央行的举动是一次“惊人的违规行为”，代表着“央行独立性的终结”。

　　面对日元汇率贬值，欧元区、英国等主要经济体均表示本币汇率被高估，“存在贬值空间”。英国央行行长金恩更直白地声言“必要时效仿美联储政策”，对英镑进行“放水”。

　　宋鸿兵的观察是，不但是发达经济体，越南与印度也将跟进日本“搞货币泛滥”。印度央行1月29日宣布，将回购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7.75%，这是印度央行自去年4月以来首次宣布降息。同时，将现金准备金率下调25个基点至4%，2月9日起生效。越南央行将存款和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韩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很有可能在下个月宣布降息。“从美联储推出QE到现在日元被日本政府主导进行贬值，货币战已经打响。接下来的形势可能就是货币贬值潮在多国蔓延。”宋鸿兵如是判断。

　　高负债、低增长

　　发达国家大念贬值经

　　宋鸿兵认为，处于高负债、高赤字、低增长，乃至滞增长和负增长的国家，实施本币贬值是其有意为之的战略。

　　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欧元区17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基本在90%，但欧盟委员会预计，欧元区公共债务占GDP之比今年末或将达到94.5%的峰值。而即便2014年经济形势好转，欧元区债务与GDP之比仍将在90%以上。

　　美国商务部上月底公布的2012年美国GDP首次估测数据为15.83万亿美元，而美国公共债务已经突破16.4万亿美元，债务占GDP的比例逾100%，相当于每名美国人平均负债5万多美元。至于日本，至去年末，日本公共债务占GDP之比已超200%。

　　田帆认为，美欧日央行均大松银根，既是因为面临着经济不景气的共同挑战，也因“各家有各家难念的经”。“美联储要解决失业率，明确地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标指标确定为‘通货膨胀率2.5%，失业率降至6.5%以下’，日本央行要解决通缩，政策目标是‘通货膨胀率至2%，扭转经济多年的通缩’，至于欧洲央行，则是试图通过放松银根，向金融系统注水，实现债务问题货币化，化解其债务危机”。

　　宋鸿兵分析称，要观察各国的货币博弈格局，需认清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各国的现实困境”。据分析，如果加上银行债务，美国目前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已达到300%，欧洲也已达到200%。“都是很惊人的数字。这样的高负债要消化，经济又不行，就会选择用货币贬值来减债。”

　　通胀、外储、出口

　　中国多条战线应战

　　“削减债务，降低债务与GDP之比，对要摆脱经济衰退困局的欧美、日本来说，对货币实行贬值、超发，是必然的选择。”宋鸿兵说。而这就将使中国面临输入性通胀、出口受阻、外储“稀释”之险。

　　在复杂的货币博弈战中，中国面临多个层面的挑战。

　　“各国央行的低利率政策，无疑会造就大量廉价资本，容易扭曲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使原油、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等中国重要的进口商品价格畸高不下，对中国产生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应进一步加快资源类企业‘走出去’步伐，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与国外上游资源类实业开展竞争与合作，控制关键资源，锁定市场风险。”田帆表示。

　　同时，随着全球性通货膨胀，中国截至2012年底达3.31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面临债权投资受益遭稀释的巨大风险。有分析说，若全球通胀率上涨3到4个百分点，中国外部债权受益损失可能超千亿美元。

　　田帆称，中国“必须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模式，采取多元化投资思路，以盘活外储资产，实现外储的保值增值”。

　　与此同时，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将使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中国的外贸将更陷困境。如何使中国经济和就业状况因此免遭恶化，宋鸿兵告诉记者，这正是他目前研究的课题。“中国需把发展焦点转向农村，加大对农村、对落后地区的投入，创造出新的产业链和消费链。”宋鸿兵认为，这是改变、优化中国经济结构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