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10人拘禁进京上访者获刑 家属称被当替罪羊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上访者被关押黑窝点 截访者获罪非法拘禁 双方说“我们都是受害者”

　　2月5日早上，北京的气温只有零下6摄氏度。凌晨5点，40岁的贾秋霞和其他13名河南访民就从北京南站附近的住处出发，早早来到位于五环外的朝阳法院温榆河法庭。出发时，天上还零星飘着雪花。到了法院，门口一片白茫茫。

　　贾秋霞已经等不及了。去年5月2日，借助她和其他三名河南访民的举报，北京警方捣毁了位于朝阳区王四营的一处关押访民的黑窝点，负责看守访民的10名河南禹州村民被控“非法拘禁罪”。5日早上9点，朝阳法院要对此案正式宣判。

　　当贾秋霞在法庭上，看到曾经殴打自己的黑保安戴着手铐走上法庭，她一下心软了：10名被告中有3名未成年人。“他们跟我孩子差不多大，那时心里真挺受不了的，对他们一点也恨不起来。”贾秋霞说。

　　最终，被告王高伟等10人获刑2年至6个月不等，其中三名未成年被告适用缓刑。

　　接济中心的上访者

　　长期以来，贾秋霞养成了警惕的习惯。她看到路上有河南的车牌就紧张，听到老家的口音也紧张

　　2012年4月26日，贾秋霞再次来到北京上访。刚到南站，她就被识破身份，被送往南四环的某接济中心。这里是北京市的全国访民劝返分流中心。按照流程，访民户籍所在地的驻京办接到接济中心工作人员通知后，会出面将人接回老家。

　　贾秋霞来自河南省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南关社区。1998年，丈夫在吵架后负气出走，她自己带着孩子在老家谋生。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她，开过发廊、摆过水果摊，干点苦力活儿谋生。

　　2009年，老家开始城中村改造拆迁。她说，自己跟村委会签好了协议，村里要给她分配两套共240平米的房子，外加一个储物柜和一个车库。但在分房过程中，她和村书记产生矛盾，原本应属于她的位置较好的房子，分给了别人。

　　贾秋霞想为自己讨说法，结果却挨了打。多次找村里领导反映无果，贾秋霞一赌气选择了上访之路。她说，自己和孩子后半辈子的希望都系在两套房子上了，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自己只能义无反顾地继续上访。

　　贾秋霞从市里告到省里，2010年底，她又买了一张许昌到北京的硬座票，从一个连国家信访局都不知道在哪儿的农村妇女，变成了一个长期的进京上访户。

　　在北京，她住过20块钱一晚的黑旅店，做过每天赚150块钱的搬砖工，也花200块钱让人帮忙代写诉状。与此同时，她还要不断和老家的截访人员周旋。这些老家的截访人员，在信访局门口、在车站，看到熟悉的上访者就直接拉走。有时，上访者露出家乡口音，立刻会被截访者识破，被送回老家。

　　长期以来，贾秋霞养成了警惕的习惯。她看到路上有河南的车牌就紧张，听到老家的口音也紧张，有人在身后多看自己几眼，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被盯上了。对一切陌生人的接近，她都带着警惕。

　　去年截访案发，记者多次致电约访，贾秋霞在电话那头一再犹豫。即便和记者见面，她也要仔细查验证件，确认记者的身份。

　　2010年开始进京上访时，贾秋霞对北京的截访人员是充满提防的。听说之前有女上访者被截访人员侮辱，她在鞋里藏了一把小刀，随时准备防身。

　　在该接济中心，贾秋霞心里并不害怕，因为每次来接她的，都是老家认识的官员。上访者和截访者之间，彼此心照不宣。但这一次，她判断错了。

　　黑窝点的一天一夜

　　坐车走了一段路，她们被带到一间小屋里。她们的手机、身份证全被没收

　　“那是一场噩梦。那情景电视、电影里会出现，没想到发生在我身上。”贾秋霞回忆2012年4月28日那一晚时说，“我现在有时正睡觉，做梦都梦到被那情景吓醒。”

　　当天晚上11点多，贾秋霞看到多名佩戴“出入工作证”的不速之客来到接济中心，连拖带拽要把她和其他一些河南访民带走。

　　同样来自禹州的宋雪芳第一个被黑保安抬到车上。贾秋霞看到宋雪芳被四五个人架着，她也摸出随身带的小刀，结果被人把手按住，夺下刀子，几个人架着她的胳膊腿把她抬上车。

　　访民金红娟不愿听从黑保安的命令，在挣扎过程中，上衣都被掀起。在车上，贾秋霞等人遭到黑保安殴打。金红娟被连续打了十几个耳光，脸当时就红肿起来。

　　法院判决书写明，金红娟、贾秋霞、王惠芬、宋雪芳四人，4月28日在京上访，“当晚被六七名自称河南省的接访人员强行拉到一辆灰色面包车内，并遭到殴打”。事后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称，金红娟面部软组织损伤，贾秋霞口唇黏膜挫裂伤。

　　坐车走了一段路，她们被带到一间小屋里。她们的手机、身份证全被没收。因为天黑，贾秋霞只看到小屋里有三张上下铺，往里走还有个套间，里面关着贾国法等来自河南长葛市的四五个访民。

　　根据法院判决书，她们被关押的地点是朝阳区王四营乡双合村102号院。在不远处的126号院内，同样关押着来自禹州、长葛等河南许昌地区的访民。根据房东的证言，黑窝点的负责人用每月3000元的价格租下两间院子时，称要在这里开公司。

　　在黑窝点里，贾秋霞等人因为害怕，蜷在床上不敢说话，也不敢动。黑保安给她们准备了点馒头、咸菜当晚饭，但因为被打后浑身疼痛，几个人几乎都没吃东西。贾秋霞想要碗粥喝，一个黑保安喊道：“出来告状，喝什么粥！”

　　宋雪芳则称，她在关押地仍遭到黑保安殴打。几个人去厕所，都有专人看守，以防逃跑。

　　贾秋霞看到房间里挂着一个挺大的玻璃框，里面写着“北京安国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但在法院的判决书中写道，根据证据材料，“北京安国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与河南驻京办事处没有业务往来，与上访人员没有关系，在王四营乡孛罗营村没有机构和保安人员，营业执照没有丢失或出借过，没有发现有人冒用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判决书称，多名被告的黑保安也均不是该公司员工，未在该公司注册登记，与该公司无任何关系。

　　4月29日夜里，贾秋霞等人又被带上一辆面包车，连夜送返禹州。到目的地时，宋雪芳因手机未返还不肯下车，仍被强行要求下车。贾秋霞说，她们看到在路边，当地官员付钱给截访人员。“厚厚的一摞，肯定过了万。”贾秋霞等人说。

　　就在贾秋霞、金红娟等人被送走时，韩全四等访民正被投进位于126号院的黑窝点。

　　被解救的关押者

　　让房东和周围居民惊讶的是，这些黑保安大部分都如此年轻。“有的还不到18岁，还是个孩子！”有人说

　　冒着被再次关押的危险，4月30日，贾秋霞等人又悄悄坐车来到北京。“我们憋着一股劲，决定要找到关押自己的黑窝点，要报警。”贾秋霞说。此时，她的伤尚未痊愈。

　　出入黑窝点时都是夜里，贾秋霞等人并不清楚其具体位置。她们找了两天，还询问过曾有过被关押经历的河南访民，终于确定了黑窝点的大致方位。

　　根据110接警记录，5月2日下午3点，贾秋霞等人向警方报案。贾秋霞在小笔记本子上写着，王四营派出所下午出动了两辆警车，数名警察和她们一起来到关押地点。

　　这时，贾秋霞才第一次看到“黑窝点”的全貌。102号院是有6间房的小院子，直到抓捕时，房东还不知道这里是一个关押上访者的黑窝点。

　　贾秋霞等人回忆，在102号院，四名“黑保安”被带走，三位访民获得解救。出门时，警方意外碰到了其他被关押的访民和看守人员，继而发现126号院也是一个关押窝点。两个窝点被同时端掉，共有14名访民被解救。让房东和周围居民惊讶的是，这些黑保安大部分都如此年轻。“有的还不到18岁，还是个孩子！”有人说。

　　警方在当天连夜进行询问和笔录。根据证人证言，两个院都是王高伟租的，他是负责人，雇用其他人到出租院里看管上访人员。名为付朝新的人负责给大家发工资，此人至今尚未归案。

　　最终涉案的10人中，主犯王高伟为70后，雇员中两人系80后，其余7人都是90后，且其中3人确认尚未成年。

　　根据检察院的起诉书，2012年8月15日，北京朝阳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对王高伟等10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因为被告中涉及三名未成年人，该案被分为两个案件分别起诉。

　　9月26日，三名未成年嫌犯在朝阳法院少年庭受审。次日，王高伟等7名犯罪嫌疑人也开庭受审。10月31日，贾秋霞等访民又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11月27日，针对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民事赔偿案开庭。出庭的访民说，孩子们的父母在庭上哭得不行。第二天，王高伟等7名被告人又被带入法庭，法院在庭上针对受害人民事诉求进行审理、沟通。

　　开庭前，法院向访民寄送了传票，但有些访民在老家，未能到北京旁听案件。桑淑玲等出席11月底庭审的访民告诉记者，法院曾当庭口头宣判，表示随后寄送判决书。但朝阳法院否认当时已作出判决。

　　宋雪芳是唯一两次刑事案件开庭都去旁听的访民。她说，王高伟在法庭上供述，是禹州市信访局负责人指使他去接济中心拉访民的。

　　贾秋霞、金红娟等人也告诉记者，4月28日晚她们在接济中心被抬上面包车时，曾看到禹州市信访局负责人在旁边，但并未参与动手。

　　“我们都是受害者”

　　虽然对方没有道歉，但金红娟还是心软了。“只要孩子说出幕后主使者，我就会原谅他”

　　2月5日的法庭上，10名被告人对指控的事实均无异议，自愿认罪。

　　被拘禁的上访人员提出附带民事诉讼，分别索赔医疗费、误工费、生活费等各项经济损失从10万元到61万元不等。法院查明，上访人员的误工、交通等损失为1300元至2400元不等。其中，贾秋霞提出医疗费、误工费等赔偿共计28.5万元，最终判决误工费、交通费赔偿共计2401.53元。

　　整个庭审没有代理律师出现，访民和被告都没有发言，法官宣读了判决书后，庭审很快结束。

　　被告王世磊的父亲目睹了儿子戴着手铐被送上警车。这个中年男人蜷曲着身子，号啕大哭。

　　“老家的电视上播广告，说要招到北京工作的保安，每月工资1800元，管吃管住，我的孩子就报了名，我一直以为他在银行之类的地方工作。”王世磊的父亲说，儿子很老实，从来不惹事生非。农村地方小，被告人的家属和王高伟、付朝新都认得，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家里人曾找当地领导求情，得到的答复是：北京的事情很麻烦，孩子呆几个月就出来了。“现在哪里是几个月的问题！”他说。

　　而在老家人的眼里，主犯王高伟家里生活条件很差，父亲患有严重的风湿病，老婆抛下孩子跑了。王高伟小学四年级辍学进煤矿，一直辗转在各种矿山的工棚，负担着一家人的生活。他平时的为人也不像会干出殴打他人的事情。

　　“我不恨他们，我跟他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他们不会平白无故地害我们。”贾秋霞说。

　　在此前的庭审中，访民金红娟与3名未成年嫌犯家属见了面。虽然对方没有道歉，但金红娟还是心软了。“只要孩子说出幕后主使者，我就会原谅他。”金红娟说。

　　尽管检方起诉书的指控仅针对王高伟等人，但访民们坚信，他们是受雇佣或者委托非法拘禁访民的。贾秋霞说，他们对判决并不满意，要继续上诉，找到幕后隐藏的人。

　　王世磊的父亲等被告人家属也表示，不能认同由自己的孩子承担事情的责任。他们认为孩子替政府截访，政府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他们也要继续上诉。

　　在朝阳法院温榆河法庭的安检通道，十几名访民和被告人家属起初分别站在通道两边，但很快双方便凑在一起，互相鼓励着对方上诉。有访民安慰流泪的被告人家属说：“我们都是受害者。”

　　当天，朝阳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判处10名被告人，他们的刑期分别是：

　　王高伟，有期徒刑2年；

　　王晓隆，有期徒刑1年4个月；

　　赵俊杰，有期徒刑1年4个月；

　　王壮壮，有期徒刑1年2个月；

　　王世磊，有期徒刑1年2个月；

　　王二飞，有期徒刑1年；

　　卢冬冬，有期徒刑1年；

　　未成年被告人之一，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

　　未成年被告人之二，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

　　未成年被告人之三，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

　　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赵卓

　　对话

　　王世磊的父亲王振奇：孩子是替罪羊

　　记者：你为这事儿找过禹州当地政府吗？

　　王振奇：找过信访局，他们说管不了，协商不了。我说，那这事儿是谁的责任？本来应该处分信访局的，却让我儿子当替罪羊。

　　他们说几个月就出来了，现在判了一年两个月。以前我们一家都在南方打工，去年没事儿的时候才回老家。孩子很内向，也不爱说话。我孩子也不惹事，就政府让他送个人，他就干了20天，被判了一年两个月。

　　记者：出事儿后你见到过孩子吗？

　　王振奇：在北京哪里能见到儿子，不让你见。刚才我看到儿子被法警带上车，放声大哭。儿子还跟我说没事儿没事儿。

　　记者：这事儿对你家影响大吗？

　　王振奇：大啊，老婆都要疯掉了。她天天哭、天天哭。孩子出事儿那天，哭了整个晚上。现在她几乎就成了神经病了。

　　记者：你要留在北京继续解决这个事儿吗？

　　王振奇：我们来了几天，钱都快花光了。腊月二十五了，我车票都买不着，也回不去家过年。孩子也不知道怎么着，还想着带他回家呢，结果现在判了一年多。

　　记者：你准备怎么办？

　　王振奇：准备上诉啊。但我们家属都没请律师，都没钱。

　　访民贾秋霞：要找出幕后的人

　　记者：你对判决结果满意吗？

　　贾秋霞：不满意啊。判决说跟政府没有关系，你说可能没有关系吗？

　　记者：你认为应该对这事儿负责的是谁？

　　贾秋霞：肯定禹州市政府啊。信访局的负责人当天就在那里出现过，就是我们被送到黑窝点那天晚上。我们很气愤啊。

　　记者：你在法院也见到被告家属了，你对他们的遭遇怎么看？

　　贾秋霞：跟他们说了两句话，他们不是主要的责任人。我也同情他们的遭遇。现在不揪幕后人，我们的事儿也没有处理。我们在北京还是一点安全感没有。

　　记者：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安排？

　　贾秋霞：我们要上诉啊。我们都留在北京，买不到回家的车票，回不去了。我们现在想找律师写材料，但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