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记者 汤向阳 凌夏 父母在老家，孩子和工作在北京，一颗心系两头。
赵鹏到现在仍然没有决定，是留在新疆照顾癌症晚期的母亲，还是回到北京养家糊口，帮助妻子照顾只有两岁的女儿？“也许我们会举家回新疆吧。”赵鹏的妻子李娜苦笑着说。
赵鹏的纠结来源于父母养老的困境。他是“80后”一代独生子女的典型代表，遵循着“去大城市闯荡，继而在他乡成家立业”的人生轨迹。留在老家的父母，身体尚硬朗时还可照顾自己，甚至帮衬孩子照顾孙辈，一旦患上病，难题立刻就摆在眼前：回老家照顾父母意味着丢掉工作，把父母接过来赡养又心有余而力不足房子就是个让人头痛的问题，寸土寸金的大城市，自己一家三口住得就很拥挤了，老人来了住哪里？
赵鹏家在最困难的时候，北京59平米的家里同时住着六口人：癌症晚期的母亲、重病在床的父亲、赵鹏两口子、不到一岁的女儿，还有前来帮忙照顾老人孩子的赵鹏的岳母。
来自民政部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使得“父母在，仍远游”成为了赵鹏这一代人真实的人生状态。而这种状态背后，是数千万老人的养老困境。
赵鹏1980年出生于新疆，2005年来到北京，供职于一家IT企业。妻子李娜比他早两年到北京，供职于一家报社。两人收入都算不错，几年下来，小两口在北京买了一套一室一厅，银行账户上也有了五个“零”。
赵鹏和妻子对现状很满足。2011年，女儿的出生更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欢乐。那一年，赵鹏的父母专程从新疆赶来照顾孙女儿。
但幸福很短暂。没过多久，赵鹏的父亲因腰椎管狭窄和腰椎间盘突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做了一个脊柱外科手术。由于继发感染，原本简单的手术被迫做了三次，总共花费了21万元。
“我们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医院。”李娜说。老人的医保在新疆，医药费只能由赵鹏夫妇先垫付。
赵鹏父亲第三次手术后行动不便，躺在病床上生活无法自理。身为独生子，赵鹏别无选择，自父亲手术开始，他就向公司请了假，每天在医院陪护，晚上就睡在向医院租的沙滩椅上。
一番周折后，老父亲总算出了院。但他腿部肌肉萎缩，无法正常站立和行走，只能坐卧。
一家人的生活秩序一下子被打乱。尽管如此，赵鹏两口子仍然松了一口气。“只要性命无忧，就慢慢恢复吧。”
没有人想到后面还有更大的麻烦。
这一回，是赵鹏的母亲。
2011年10月，赵鹏母亲突然腰疼，家人以为是照顾孩子和丈夫累的，没有太在意。母亲自己也没当回事。没想到B超检查时，却发现肝脏上有两处阴影。复查之后，医生说，“要做更全面的检查”。
因为有了父亲病倒的“前车之鉴”，一家人都没敢掉以轻心。李娜记得自己去医院拿结果时，紧张得走路都有些飘。
赵鹏母亲肠镜检查的诊断结果是：直肠癌。“我们真的没有人相信，都说：‘不可能吧’，”李娜说，“其实是没人愿意相信。”
赵鹏有些扛不住了。刚刚从差点失去父亲的惊慌中逃脱，母亲又得了绝症。“身为家里的独子，没有人能与他分担这种痛苦。”李娜说。
赵鹏的困境是这一代独生子女的真实写照。自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以来，迄今为止，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中国新生代数目已超过8000万。30年过去了，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到达或者即将到达而立之年，当年的“小皇帝”、“小公主”都面临着要赡养四位老人，又缺少兄弟姐妹互相扶助的考验。再加上很多人父母的医保都是异地报销，为养老又增添了一份现实障碍。
医院很快拿出了一套治疗方案：先做一个直肠病灶切除手术，然后再化疗，4个月之后再做肝脏病灶切除。
回到家里，小两口心情失落到了极点。但仍要强装笑脸，对两位老人说“不严重，做个手术就行”。但事实上，“那几天我们都恨不得时间就此停止，或者地球突然爆炸。”李娜说。父亲住院期间已经花光了赵鹏家里的积蓄。父亲的医保报销地远在新疆，而目前的情况下，谁也没空回老家去报销。于是，给母亲治病的钱成了一个难题。
最终，赵鹏的父亲向自己弟弟借了10万元钱救急。李娜清楚地记得，赵鹏母亲的手术安排在2011年12月2日，那天下了北京冬天的第一场雪。“我没有陪婆婆做手术，单位特别忙，请了太多假，已经不好意思再请，”李娜说，她马上又加了句，“其实这些都是借口吧，更多的是害怕、焦虑。”
但作为儿媳妇的李娜最终还是请了假。她很早就来到医院。赵鹏母亲手术已经做完，呼吸机等仪器还都在身上，“呼吸很微弱。”第二天，老人家就醒过来了。虽然还会不断昏睡过去，但医生说，婆婆的手术是成功的。
谁来照顾母亲又成了另一个难题。赵鹏两口子要上班，家里有一个不足一岁的孩子，还有一位卧病在床、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两口子实在顾不过来，只有请护工，一天100元。即使是这样，仍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赵鹏只好把岳母请过来帮忙。“家里再请保姆的话，实在有些开销不起。”李娜说。
赵鹏岳母一到北京，推开家门看到躺在床上的亲家公和沿着床边学走路的孩子，再去医院里看到奄奄一息的亲家母，她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以前买房的时候，李娜觉得三口之家住一室一厅应该没什么问题。但现在这个55平米的房子却同时住着五口人：卧病在床的父亲、赵鹏两口子、李娜母亲，还有一个只有10个月大的孩子。“卧室大概9平米，我和我妈带着孩子住；15平米的客厅支了一张大床，公公就安顿在这儿；老公就只能在厨房里弄个简易床凑合了。”李娜说。
赵鹏对于这些无暇顾及。母亲住院时，他每天都在医院等母亲睡下才回家。到家时，孩子都睡熟了。
很快，赵鹏的母亲出院了。她一刻也不想呆在医院里，每次化疗结束，都坚持要办理出院手续。原本拥挤的小家因此更是“挤得连插脚的地儿都没有”。
那段时间，李娜每次回家，门一打开，就能看到两个重病的老人躺在客厅的床上。更糟糕的是，不满一岁的女儿长期与病人同住，似乎也能感受到这种不舒服的气氛，很快也病倒了。“有段时间孩子发烧咳嗽，我和我妈一起带她去看病。那时候婆婆也在医院化疗，（一家人）正好在医院相聚。”李娜回忆道。看着孩子烧得红红的脸，两个亲家相顾无言，只是流泪。
赵鹏母亲化疗结束后，父亲的身体也好了一点儿。老两口立马急着回新疆老家。一是因为住北京太挤了，二是因为两人生病几十万的医疗费在一年内要报销，“他们着急还我们钱”。“孩子们攒钱不容易，而且孩子还得带孩子。”赵鹏母亲说。
因为是异地报销且大部分药物都是医保之外，最终，赵鹏父亲21万的医疗费用只报销了10万，母亲花费的26万只报了4万多。“原来那（存款的）五个零真的只是‘零’。”李娜说。2012年10月底，赵鹏的父母回到老家4个月后，母亲的腰疼又开始了，而且浑身疼。新疆医学院检查结果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至淋巴，可能“只能活半年了”。
这一天迟早要来，赵鹏觉得自己左右为难。父亲此时已经能下地走路，但是仍然不能完全自理，更别提照顾另外一个病人。摆在他眼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把父母接来北京照顾；要么自己辞职，回新疆照顾父母。
第一个选择不现实：北京的房子太小，住在一起对老人养病和孩子健康都不利；另外，家里一贫如洗，需要及时报销医疗费用，可是父母的医保关系都在新疆。权衡再三，赵鹏只得咬牙选择第二条路：辞职。这意味着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被切断。“不是没想过请保姆。可是老父亲倔强，一直没同意。”李娜说。赵鹏明白父母的心思。中国自古就有养儿防老的传统。更何况中国目前社会化、专业化的养老设施和老年人护理的市场远远谈不上成熟。“我们根本不敢想把父亲托付给保姆，更别提养老院。”李娜说。
2012年11月，赵鹏向公司提出辞职。老板同情他的处境，没有让他走，批准他暂时异地办公半年，待母亲情况稳定再回京。“好在没有立刻失业，这多少让人欣慰。”李娜说。
现在，距离母亲被诊断为只有半年寿命的期限已经过去了三个月。在过去的100天里，赵鹏的女儿每天都和爷爷、奶奶、爸爸视频聊天。孩子还在视频的时候表演节目，逗得一家人开怀大笑。可是赵鹏心里却有着难言的苦涩：母亲很可能不久于人世，父亲在新疆也急需人照顾，可是不满两岁的孩子，还有自己的工作却远在北京。他的一颗心，两头牵系。
李娜不是不明白丈夫的心思。“如果（新疆）有合适的工作，我们也许就回去了。”她说。但也只是说说而已。赵鹏是做互联网技术的，李娜从事的是媒体行业。他们都不好在新疆找到合适的工作。“未来会怎样，我真的不敢想。”李娜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赵鹏、李娜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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