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探访城市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流动性巨大

　　来源：法制周末

　　法治周末记者 高欣

　　“只有两个老师这学期不来了。一个考上了公立学校，一个生孩子。确切地说，只有一个离开了。”这个消息让燕兆时很欣慰。

　　每个学期末，校长燕兆时都会询问老师们的去留问题。作为仅凭社会良心支撑的城市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流动性与学生一样可观。

　　这所名叫“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的校址位于北京市北五环外，昌平区回龙观镇定福皇庄村，远离喧嚣市区。出城铁，再越过纵横交错的高架桥，进村一直向西，仍需要走近半小时才能到达。

　　如果没有校门口显眼的学校招牌，初来者站在院中，很难把这里与学校挂上钩。生炉子用的碎树枝堆在一角，四面十几间红砖平房围出四亩校园，篮球架默立于院子深处。冬日的寒冷，为这里平添了几分萧索。

　　靠近校门的墙上，伸出一根铁烟囱，呼呼地冒着煤烟气。燕兆时坐在里面，和其他几位老师一边生炉子，一边商量着学校的大小事。

　　3年前，这位刚过不惑之年的北京男子，还手拿十几万元的年薪，在航空部做着高精尖的航空试验；如今，辞了职的他，埋头在这座小小校园中，近乎偏执地践行起他的教育理念来。

　　老师最重要

　　一切的机缘巧合始于2010年。

　　大工程师燕兆时来到位于唐家岭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支教，这所学校，就是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的前身。

　　初到打工子弟学校，他的印象是：“教室纪律不好。”

　　支教第一天，他在一张A4纸上，正反面写下若干题目当考卷。他想先考考这里的孩子们。校长专门从四、五、六年级中抽出成绩好的学生，凑成一个班，让好学生们答卷。

　　其中一个题目是“请写出你知道的科学家的名字，及与其有关的事”。“我都没敢问他们科学家的成就，只问了有关的事。”他说。

　　结果，比燕兆时的这个担忧还要糟糕“一个名字都没有”。

　　另一道题问：“把水放在炉子上，多少度会开？把水放到冬天的室外，多少度会结冰？”“我见到的最好的答案是零下二十摄氏度。因为这个学生至少有三个地方答对了。一是零，二是下，三是摄氏度。”燕兆时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面对这个结果，燕兆时考虑再三，断定“这肯定是学校的问题、老师的问题”。

　　学校的老师通过各种途径而来，有的是志愿者，有的同样是进城务工人员，也有正规教师。只要通过双向选择，再按时间和个人特长排课就是了。

　　最初，燕兆时不上正课，只讲应用题和课外知识。也没有固定时间，哪天闲了，他就提前给学校打电话，若能安排，就过去讲。有时，碰上不方便回家，校长还允许他住在学校。

　　“后来我给孩子们讲数学，他们都听得直眼，都这样。”说着，他睁大眼睛，做了个学生听讲入迷时近乎愣住了的表情。

　　在这种互动中，大工程师获得着成就感与欢欣，“也挺有趣”。

　　彼时的他，依然在繁华的二环边的研究所里担着一份好工作，“在航空部做实验，忙时累死，闲时也是真闲”，从不曾为生计操心。

　　偶然一次，一同事跟他说，“看咱单位扫地阿姨，她孩子在打工子弟学校，挺不容易的，要不咱有空了，也去看看，支个教？”

　　殊不知，这一句话，竟让燕兆时的人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

　　燕兆时在北京长大，他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都是教师，而他自己也很喜欢小孩。刚与记者见面，他就迫不及待地描述一年级新生的可爱模样：“有的家里是种菜的，来上课了，还以为像在自家蔬菜大棚里玩耍一样呢，满地溜达。”

　　慢慢地，他愈发想多花一些时间，来给这些孩子们输送更加“合格的教育”。

　　“孩子来学校，是为了学习。不给他留作业、天天让他来学校玩，你说你是想让他今天高兴，还是后半辈子都高兴？”他说。那时，燕兆时就认定，老师最重要。

　　他说：“你可以没有书、没有本，你可以连房子都没有，操场都没有，学校都没有，那你一个老师带一帮孩子坐在地下，你就可以教他，他肯定能学一些东西。但如果你光有一个教师，放一帮学生，所有的东西都给他配齐了，你不给他配老师，一个六七岁的学生，你不可能叫他去自学吧？”

　　不能干的项目

　　对于越陷越深的支教，燕兆时有个有趣的比喻：“跟旅游一样，你花了钱，还愿意去。”

　　支教初期，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没事的时候过来上上课，上完课以后关门就走”。然而几个月后的2010年7月，命运却让他做了一次艰难的选择。

　　时值暑期，学校需要搬家。但找新校舍并进行改造，相当麻烦。燕兆时也和大家一起，给校长出主意。

　　令他没想到的是，有一天上午去上课，燕兆时发现院里停着一辆厢式货车，车上装着校长的所有私人物品。他顿时明白，这学校是不办了。之前，校长常跟他讲，太困难了，不想干了。抱怨最终成了真。

　　“你只有两条路，要么你看着这帮学生都散了，要么你就得实实在在地做一点事情。”这是燕兆时当时的想法。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辞掉航天部的高薪工作，全职撑起这所打工子弟学校。“没一个人支持。”他说。好在妻子性格好，“见劝不动我，就不劝了。”

　　接手之时，燕兆时也曾用专业工程师的角度，评估过这个新项目。评估结果是：这事儿不能干。但他放不下“要给孩子好一点教育”的执念，怕自己“如果不接下来，后半辈子会一直惦记”。

　　如此，工程师变身志愿校长，燕兆时一面认真讲课，一面经营学校。他自掏腰包，租下新校舍，给学校改名，承担起整个学校的运营工作。

　　同时，他依然不忘对来到学校的每一个人强调老师的重要性，并在学校教师身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现在学校22个老师，都是大专以上。大家组成团队，提出计划，一起合作。我会去听课，再做决定。要把老师配好。现在已经配得差不多了。”他说。

　　接着，他将教师工资，从他支教初的950元，提高到3000元。去掉保险，老师们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在2400元左右，班主任的工资则能拿到2500元以上。“不能保证老师的收入，教学质量就没法保证。”燕兆时说。

　　“据我了解，打工子弟学校里面，没有比这个工资更高的了。”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很多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一般工资只有1000元左右，为了生存，不少老师不得不搞些副业谋生。

　　在这里，燕兆时想让打工者的子女们的老师绝对正规起来。于是，他开始将几乎所有的物力和财力投入到老师身上，而且常常要自掏腰包。学校上下都知道，燕校长“只舍得给老师们花钱，其他的一律怎么便宜怎么来”。

　　进了校门，根本找不到校长办公室。燕兆时和老师们的办公地点，就在校门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屋内有办公桌，也有上下铺的床。白天办公，晚上休息。这样安排，是为了省一个门卫。

　　就这样，燕兆时一点儿一点儿“死磕”，愣是请来了留学归国人员和“新东方”的老师。

　　“能来这种学校的老师和志愿者，一定是对教育真正感兴趣的。大家都说我不容易，其实老师们更不容易。我着急了还能啃老，他们基本都是外地人，怎么办？不少人为此家都成不了。”他说。

　　燕兆时强调老师，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师源”担忧。一是仍然缺老师，“老师能力越高，跳槽的可能性就越大”；二是教师水平的高要求，他问法治周末记者：“现在那么多基金会，你说哪一个能给我很好的数学老师、语文老师？”

　　住宿是被动的无奈

　　接手学校第一年，燕兆时就搭进15万多元。除了学生缴纳的学费，学校的全部额外收入，只有1000元捐款以及11000元参加比赛的获奖奖金。

　　“小天鹅”的故事被媒体发现后，学校的情况才逐渐好转，捐款多了起来。现在，学校已基本收支平衡，然而依然“钱不够用”。

　　这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学费的不稳定。由于打工家庭的经济条件有限，燕兆时经常“被动”为学生减免学费。学校470多名学生，减免学费、饭费的有百分之二十多。

　　如今，学校里的49名住宿学生，其中大部分也都有学费减免的情况。

　　“我们做许多事都是被动的，减免学费也是被动的，开设住宿也是被动的。”对此，心软的燕兆时无可奈何，只得硬着头皮接下。

　　第一个来住宿的学生名叫王杰(化名)。他画画很好，老师们便有意栽培。不料他母亲回老家治病，父亲在工地打工不能照顾孩子，于是他被带回了老家。

　　燕兆时和其他老师很着急，找到王杰在北京的家中，试图说服家长，把孩子留在这里，“因为他画的确实很好，想让他继续画下去”。

　　这次访问无果，王杰被带回老家。燕兆时不死心，专门跑到王杰河南老家，费尽口舌，愣是把孩子接回了学校。

　　“他没地方住，开始是和男老师一起住，后来有更多类似的情况，就不得已开了住宿。”燕兆时说。

　　住宿的学生大都家境困难，其中，单亲、孤儿、类孤儿的情况占大多数。一些家离学校远的学生，也陆续选择了住校。燕兆时说：“住宿是被动的无奈，我是不忍心。”

　　而如何得到学生家庭的真实情况，燕兆时觉得很容易，“土办法，直接到家里看就知道了”。一次家访，他看到一名女生姑姑的很小很小的面馆里“就一个风扇，一帮人光着膀子吃面，肯定经济情况不好”。

　　有的家长带着哭腔对燕兆时说：“学费让我解决，我又没能力，你们能不能管？”

　　在最大能力范围内的，燕兆时照单全收。超出的，他也很无奈。

　　这个寒假，附近的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搬家，不少家住附近的学生家长带着孩子，来找燕兆时。入学测试中，一个在那所学校考九十多分的好学生，在这里只考了二十来分。

　　“只能让他插班。”燕兆时觉得“太可惜了”，因为这个学生，就是当时来报到，因学校容量有限而没收的学生。“当时收了，就不会是这样。”

　　学校的风雨飘摇，学生的需求只增无减，让刚过不惑之年的燕兆时两鬓一度斑白，而年轻的志愿者老师们，也遭受着压力的考验。

　　一位志愿者在当了一个月老师后“要崩溃了，坚持不下去”。燕兆时最终留住了他，只因问了一个问题：“你说，我们走了，孩子们会比今天过得还好吗？”

　　承担家庭教育

　　小王老师在“小天鹅”教英语。幼时做过留守儿童的她被资助上了大学。许多人看来是“暗无天日备考挤独木桥”的高三，在她心中，却是最快活、最幸福的时光。因为常年在外打工的母亲特意回家一年，陪她高考。

　　“我觉得，家长就应当把孩子带在身边。”她说，希望可以为此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毕竟，只要学校在，就有更多的孩子不会被送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

　　对于这里的学生，燕兆时觉得“更像我们小时候”。“一是独生子女少；二是他们没有贫富观念，不攀比，像是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

　　这种与社会进步的脱节，亦令他很担忧。“很多人没去过天安门，几乎没人知道NBA，一部分人知道姚明，知道刘翔的都很少。他们的课外知识几乎为零，但我现在就要给他们讲。”

　　然而，在燕兆时眼中，这些打工子女有着城市孩子没有的巨大优势。“他们能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不像城里娇养的独生子那样，不知道如何让步、容忍和妥协，只知道关在楼里光讲理。这些孩子是被放养的，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一定要合群。”

　　同样，家庭教育缺失的劣势也很明显。

　　“也不是家长不重视。”燕兆时解释道。

　　接回王杰后，王杰父亲的一个举动，让燕兆时理解了这些打工父母的无奈。“我回北京时，把电脑包忘在他老家了，信阳市旁边的光山县。结果孩子的父亲，一路追回来，买了张车票先到信阳，又买了车票到北京，两夜一天，把电脑包给我送了回来。”

　　“这些家长，做梦都想让孩子起来，不做是因为觉得没戏、不靠谱。他们是过早下结论后，便不为此努力付出，只等着孩子长大，然后去打工。这是种误判，不是不想投入。所以要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适合干什么。”燕兆时说。

　　除了做家长和学生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坚信理想实现的可能性，燕兆时和老师们还得担负起保姆的职责。

　　如今，有70多名学生晚上六时半才有家长来接，有30多名学生要到八时半。“你如果不忍心他们放学后满大街晃，就得加人手。晚走管饭的，都是单亲或孤儿，很多单亲妈妈都在餐馆打工，晚上孩子连口热饭都没有。我们再不管，真的没人管。”燕兆时说。

　　而住宿的单亲、孤儿学生，也在慢慢被同化，不再自我封闭，随大流起来。

　　燕兆时坚信每个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每次听到拆迁消息，总会有一些学生家长在第一时间找到他，问学校往哪里搬。“你们搬哪儿，我们就去哪儿住。”家长们对他说。

　　“小天鹅”是燕兆时给学校起的名字，因为他希望这里的每个孩子都是美丽的天鹅。

　　“当你把一只小天鹅放到鸭子群里，周围所有成年人都告诉你：你是一只小鸭子，并且是最丑的鸭子。时间长了，你也会认为自己就是一只鸭子。我们想让孩子们明白，你本来就是小天鹅。”

　　燕兆时独白：

　　重要的是人

　　我来到这个学校以后，开始鼠目寸光了。刚来很纠结，后来有朋友送我八个字：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个前程，既是学校的，也是学生的。因为没有解决方案。

　　但做了就比不做强。难道说，医院没有准备好治愈所有病患，就把门都关了吗？我也一样，我不冲上去，我对不起孩子们。所以手术是一定要做的，孩子是一定要教的，多教就比少教好。

　　接下学校，就像抗日。鬼子没来之前，其实该想的都已经想好了。鬼子突然提前来了，你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拼命。冲上前线时，有多少人是想好了，说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一定能活着回来的。知道顶不住，但就是不甘心投降，才上的。

　　难道没有准备好，就不去做了吗？

　　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有无数人不满意。中国人对中国的基础教育不满意，老外也对他们的基础教育不满意。基础教育永远没有完美方案，难道就不做了吗？

　　你说不值或者亏了，是从经济角度上衡量，但是，没有比教好一帮小孩更有社会效益的了。

　　我父亲去世后，我到八宝山墓地祭拜。当站在那里，周围整整齐齐，一排一排的墓碑，你就会发现，城里的事情都不在乎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人比钱重要。

　　试想，若你临死前，躺在医院病床上，周围直系亲属全都到了。你看看医生的表情，知道自己时日不多。这时，你拉着儿子的手，心里想的不会是你给他留了多少钱，而是这辈子你还有哪些想做、但再也没有机会做的事情。

　　我要是当时不接这个学校，我怕我下半辈子都会惦记。所以我要接下来、做下去。二三十年后，我们退出舞台了，这些孩子们还在。他们那时就成了社会的中坚。人，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传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