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谋金融改革“顶层设计”

　　筹谋金融改革“顶层设计”

　　中国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要有中国特色。如果不坚持中国特色，就可能要失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对金融体系、金融基本制度的设计。”日前，就中国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国际金融论坛（IFF）常务副理事长戴相龙在该论坛举办的一次闭门研讨中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中国金融体系不存在大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中国金融体系的某些环节、某些重点的改革必须突破。”

　　这次针对金融改革“顶层设计”的内部会议，聚集了IFF国际顾问委员会共同主席郑必坚、IFF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代表彼得·伯特里尔、IFF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以及IFF副秘书长王元龙等改革和金融领域的重要研究人士。

　　在他们看来，中国金融体系还存在诸多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等深层次矛盾，要进一步转变金融发展方式，深化金融改革，鼓励金融创新，改进金融服务，加强金融监管，“加强对中国金融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对协调统筹多项目标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就显得非常必要。”

　　顶层设计的主要内容

　　戴相龙认为，货币是金融体系的基础，因此金融改革的重点在货币，“从人民币来看，要保持币值稳定，利率与汇率要市场化，人民币要与国际货币接轨，国际收支要平衡，都是当前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

　　“金融改革顶层设计，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金融宏观发展战略的研究和规划。”王元龙告诉本刊记者，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从现代金融体系的各个层面，如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等方面，勾画出金融改革顶层设计的框架。

　　在其看来，顶层设计包括的内容应该是如何全面推动金融改革开放，推进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的优化，协调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分工模式，推动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协调配合，“这一系列问题都应当是金融改革顶层设计所要解决的问题。”

　　王元龙建议，加强金融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中国金融宏观发展战略研究和规划，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逐步提升金融调控监管的效率和效果，为中观、微观领域的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金融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更多应通过间接方式进行，而非直接简单的行政介入，这就要求以科学发展观来对待金融发展问题。

　　关键环节的顶层设计

　　其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问题。“市场化的金融改革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李若谷指出，金融改革的方向是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点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确保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

　　比如，加快建设适合中国特点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鼓励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立足社区，服务小微企业；加强海外投资促进体系的建设，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提供全方位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利率市场化、汇率机制改革是未来金融改革的重点，吸取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改革的经验教训。

　　李若谷向本刊记者强调，要正确对待虚拟经济问题，金融要更加注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强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时候，没有必要把虚拟经济或者金融的虚拟部分‘妖魔化’。因为虚拟经济的出现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只不过两个部分都不能走过头。”

　　其二，支持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是资本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林毅夫为本刊记者解读，中国60%～70%就业在于中小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能够给其金融支持的不是大银行、不是股票市场或风险资本，能够为其提供金融服务的是包括地区性中小银行在内的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

　　因此，在顶层设计上，他建议，发展能够符合比较优势、有竞争力的中小型农户、中小型制造业、中小型服务业的地区性中小型企业，“打破对金融的垄断，允许民营资本准入、允许竞争，这样就能够比较好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其三，金融市场改革必须提升效率。安德森认为，中国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必须提升效率，提升国内借贷效率，进一步提升国内银行业效率，进一步拓展中国银行业借贷范围，让私营部门获得更多贷款。

　　但他也强调，新兴市场应保持稳定的增长，要确保经济稳定的增长，金融领域的稳定是必须的，“中国银行体系应该以更好方式来放贷，更好地向更具有资质的人放贷。其实，目前西方国家的一些经验对新兴市场并不适用，很多新兴市场在一方面提升效率，另一方面还要追求公平，依然要非常谨慎。”

　　其四，加强金融监管和鼓励金融创新。李若谷指出，加强金融监管和鼓励金融创新是对立统一的，加强监管是为了确保金融创新获得成功，使金融创新能够真正服务于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加强监管并不是为了扼杀金融创新。

　　“如果为了加强监管结果扼杀了金融创新，这样的监管绝对不是科学的监管；如果金融创新创造的都是金融风险，当然这种创新也是没有意义的。”在李若谷看来，中国金融监管在前十年出现了偏差，“过于注重所谓市场准入，对金融创新的鼓励严重不足，因此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中小企业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在监管理念上也存在问题，过早地引入巴塞尔协议，而巴塞尔协议有严重的缺陷，不能过早地去实施，所谓逆周期监管理念也需要探讨。”

　　顶层设计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从未使用人民币国际化的提法。”戴相龙解读说，在二十年前只是提出要使人民币发展成为可兑换货币，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最终目标是人民币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的提法从何而来？在2008年G20峰会上，中国领导人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提出国际货币体系要多元化。有些人就此推断多元化不但有美元、欧元，可能也有人民币，国内外学者由此开始研究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那么，为什么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王元龙的观点是，人民币如果国际化，相当于增加了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内容，有利于打破美元垄断地位，是中国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重大贡献。对此李若谷也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改变现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最有效的方法，也是防止美元、欧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引发全球通货膨胀的一个有效的制约因素。”

　　王元龙认为，如果对人民币国际化进行顶层设计，首先要将目标搞清楚，人民币国际化达到什么程度？是结算货币、投资货币？还是最终成为货币国际化的最高层次——储备货币？戴相龙的观点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当然是最高层次，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的份额应在10%左右，“这与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大体相等，只有这样才算是人民币实现了国际化，否则只能说是人民币仅仅走出国门而已。”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模式与路径，王元龙介绍说，从国际经验来看，货币国际化通常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日本采用的贸易结算加离岸市场的模式，二是美国与欧洲一些国家采用的资本输出加跨国企业的模式，“这两种模式使得其货币都走向了国际化。”

　　“如果进一步分析比较，就会发现日本模式并不成功。尽管日元国际化已经几十年了，但在全部国际储备货币中日元份额仅为3%左右。如果从国际货币计价结算职能来看，日元远逊色于美元、欧元乃至英镑。”在他看来，人民币国际化采取的模式，既不是日本模式，也不是欧美模式，应该是吸取两种模式优势的综合模式。

　　“人民币国际化不能脱离中国国情。”李若谷分析说，国际上对人民币国际化总是强调资本账户的可兑换，其实这个问题的提出就错了，“如果观察一下美元、马克、英镑、日元等货币，它们在实现国际化的时候，资本账户并没有完全放开。”

　　比如，美元没有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就已经国际化了。“美元国际化最大的推动力是马歇尔计划，后来大量发行美元，形成欧洲美元市场、亚洲美元市场。”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走中国特色的道路，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在资本账户有限放开、人民币有限可兑换的情况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以经济发展的实力为基础，海外投资、贷款、贸易、结算活动增加，人民币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世界。”

　　李若谷建议，要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可允许投资者有限度地用人民币在国内投资，通过机构投资者可以投资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但这并非放任自流，而是有管理的，特别是短期资本不允许随便跨境，或者相当长时期内不允许自由跨境。”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人民币现在中国周边地区已基本实现了区域化。所以，人民币是否国际化，关键是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可持续的强劲增长。”他告诉本刊记者，区域化是国际化的重要步骤，“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地区和国家的使用，特别是在投资、贸易、贷款等方面，相信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人民币在周边地区、国际上的影响将大幅度提高。”

　　针对人民币国际化如何防范风险，乔纳森·安德森建议要非常慎重资本账户开放，“资本账户的开放在新兴市场领域没有成功的案例，只有失败的教训经验，例如印度尼西亚。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大量举债，放开资本账户，导致大量资本涌入，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了冲击。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说未来十到二十年应该停止资本账户开放，但在未来几十年，对于新兴市场而言资本账户开放是一个敏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