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始筹划非典十周年采访,中国工程院士钟南山,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标志性人物。然而,钟南山的忙碌是可想而知的。77岁的他,依然坚持着每周一次门诊,每周一次全院大查房,如有可能,每天都参与一次查房和病例讨论。因其忙碌,许多约访钟南山的同行铩羽而归。
虽然一早就已将采访提纲转交院士,2012年12月25日,南都记者在呼研所办公室外“堵访”等到睡着,仍被婉拒。“马上就要参加一个病例讨论,下午类似的讨论有两个……”,老人匆匆离开接待室。
戏剧性的转变出现在第二天。钟南山出席广医二院成立30周年的庆典后,抽出近一个小时,逐一回答了南都记者的提问。从病原体之争,到非典带来的声望,从传染病防治到非典后遗症……钟南山依然记得自己10年前讲“最好的讲政治,就是做好本职工作”一话的原委,也还记得当年清明自己在父亲坟前沉思时的忧虑。
弹指十年,当年“肌肉赛过施瓦辛格”的钟南山也开始两鬓花白。然而,仍有某种东西不会随时间流逝。“我还是原来那个钟南山,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只唯实。如果说非典成就了我钟南山,我宁愿没发生那场灾难……”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钟南山如是说。
谈非典当年曾为疫情沟通不畅倍感纠结
南都:在你的传记里,特地提到了一个小细节。2003年清明,你去为父亲扫墓时,曾短暂沉思。那一刻你是否有纠结?除了哀思,你对当时疫情状况有什么样的看法?
钟南山:当年4月初,广州、广东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真正紧张的是北方,(当时中国的病原体还未发布),压力依然存在。我纠结的是面对疫情的上下沟通问题,应该畅通起来……。
南都:后来国家级专家在北京发布消息指非典的病原体为衣原体。你并不同意,有没有考虑这样的碰撞会给您的工作带来不便?
钟南山:没有考虑,因为我们治了那么多患者,用了抗衣原体的药,完全无效。若真是衣原体,他应该对药物敏感啊,所以我根据事实,据理说出观点。当时的临床治疗经验摆在那。
那个时候,有几位院士参与了病原体的查找工作,比如洪涛院士、李立明院士(认为衣原体为病原的专家),他们都是很好的工作者。但他们很大的一个短板在于缺乏与一线临床协作,一个是搞病毒的,一个是搞公共卫生,没有和临床进行结合。如果结合来做,(两位知名的专家)根本就不会发布这样的结论。
南都: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发现的冠状病毒中间宿主——— 果子狸,是否被冤枉了?
钟南山:当年年底的大清查行动中,确实在果子狸、獾等动物体内发现了非典冠状病毒。2004年非典重来,4名感染者中,又有多人接触过果子狸。前段时间,西亚出了2名(新冠状病毒),全球都高度关注,非常关注它有没传播。目前的研究表明,这个病毒早已在人群、自然界存在。血清学检查在上世纪90年代就发现人群中存在,现在的人群中也存在抗体,(大范围传播)只是在特殊环境下发生。
我相信,这些动物源性的传染病其实一直就存在,并非最近10年才有。只是以前大家忽视了,抢救一名重度肺炎患者没成功,患者死了也就死了,不去刨根问底。
谈非典遗产现在有些不明原因死亡,不再死了就死了
南都:非典发生十年来,对传染病的防治、防控有哪些启示?
钟南山:当年的非典是遭遇战,接二连三地出现感染、院内感染甚至死亡发生时,仍不知道怎么回事。早期我和专家组都很迷茫。非典后,政府加强了人力、设备投入,科研实力得到提升。也开始注重对疾病源头的查找。对不明原因的死亡,不再是死了就死了,不再一个简单的肺炎、呼吸衰竭就定论了,也开始考虑死亡与传染的关系。出现1- 2例不明原因死亡,大家都会去想想他的致病原因,W H O会花很大力度去把事情搞清,这是进步,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就是非典给公众带来的教育、给政府带来的教育。在这方面,一些基层做得还并不太够,值得警醒。
南都:随后发生甲型H 1N 1流感,其意义就体现了?
钟南山:是的。在病原查找方面,中国的进步很大,水平也不低于国外。2009年4月发生的甲型H 1N 1流感,就表现突出。首先对外严防输入,对内严控扩散。再就是疫苗的研发、投入,当年10月就做出了疫苗,包括我在内的一亿多人接种了疫苗。虽然甲流并未再扩散,但公众对于传染病防控、预防、积极处置的重视程度(培养起来了)。
许多人认为世卫组织反应过度,劳民伤财。我不赞同这样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这种应对举措是对的,针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就应该积极应对。有过血的经验教训,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应对一种新的病原。
南都:十年来,传染病防控领域的国际合作是否得到了加强?
钟南山:非典等传染病并没国界,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中国的非典(病原)是最早发现的,2003年2月26日就发现了,但是保密不讲。一则样本太少,重复性不好,二来上头(领导)不让讲。当时广州和香港合作,都被看成大逆不道,“怎么能和境外合作”!
到了4月8日,香港公布了病原体,随后4月10日美国、加拿大也公布了。中国直到4月11日,才发现广州的非典也是冠状病毒。
实际上在大型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就应该讲究国内、国外,境内、境外大协作。大家各有优势,尽快发现病原,共同探寻解决之道。
谈个人抗非成功不是我钟南山的功劳,是一线医生的!
南都:很多人说非典成就了钟南山院士,你怎么看?
钟南山:非典怎么可能是一个人的事(有点激动),应该是一个团队!广东有30多人的专家团队,只不过我是当时其中的一个代表。应该强调一个背景,那就是广东有一个气氛,对科研、医疗宽容的气氛,比较尊重科学家的意见。这对有效治疗的摸索起到积极作用。
南都:你个人如何看待“一场非典提升了钟南山知名度”的说法?
钟南山:如果说非典客观提升了我的知名度,我本人更愿意没发生过非典这样的灾难性事件。我是搞呼吸(疾病研究)的,非典的靶器官又是呼吸系统,我就得出来做这件事情(防控、治疗)。如果传染病的靶器官是心血管,我相信肯定有心血管专家出来主持。我个人不希望有灾难性事件发生,但如果发生了,我会挺身而出。
南都:你曾提出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讲政治,你认为你是讲政治的专家吗?
钟南山:说“最好的讲政治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是在一定背景下说出的。当时的央视记者王志在采访中突然抛出这个问题,我有点措手不及,一点准备都没有。但你问了,我就得说实话。当时,我认为自己的工作和政治的关系并不大。
我有短暂的思索,医生最大的政治究竟是什么?很快弄明白了,那就是对社会有贡献,搞医疗的就是治病救人。就好像我对王志说,你们新闻工作者最大的讲政治是多报道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闻一样。
南都:非典有没有对你产生大的改变,不变的是什么?
钟南山:更加忙碌了。但不变的还是那个关键的一点:必须根据事实说话,根据自己看到的东西说话。我接受过的教育就是这样,不能完全迷信书,不唯上、不唯权,只为事实。
谈医患关系现在的医生又变成“白衣老虎”了
南都:那些非典康复病人的生活状态怎样,你还有关注、回访吗?
钟南山:应该说,我们没有进行完全的统计,但我所接触的病人中大多数都挺好,即便有少数股骨头损坏的,也恢复得挺好。在那些使用激素剂量特别高,用量是广州5-10倍的地区,确实存在少数有股骨头坏死、恢复不了的情况。
南都:十年后,医生这个群体的声誉又发生了变化。
钟南山:非典时期是患难见真情,生死关头我们能看出一个医生的本质是什么。当时,在大家都不知道(非典)是什么情况的前提下,要面临感染、死亡威胁时,没有退缩。境外一些地区,是出现了医生辞职的,但广州医生挺住了。
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医生又变成“白衣老虎”了。是体制造成的这一现象。医院要靠市场经营才能活,公益性投入少。长此以往,造成了一些医生开大处方、大检查,医德沉沦。此外,老百姓对医疗的认识也有问题,他认为就医是在百货公司买东西。出了大价钱,就要买宝马,但医疗是科学,重病出了大价钱也不一定能治好。
谈未来再来一次非典,广东完全可以扛住
南都:今后的传染病防控、治疗,能否将非典经验移植、复制?
钟南山:完全可以。现在一旦发现不明原因的发烧、肺炎和传染性的疾病,一般就会马上隔离。现在的科技也进步多了。10年前找病原体,需要1-2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现在只要1-2周时间。然后用1-2天完成基因测序,继而快速研发对应的疫苗。
中国已经搭好了传染病防控、治疗、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框架,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就能(应对)。这就是非典带来的经验累积。另外一个经验教训,就是40多年来新发的传染病中,80%为人畜共患疾病。这就说明不仅是人跟人需要和谐、人跟自然也需要和谐,这个和谐一旦破坏,就会受到教训。
南都;如果再来一次非典,广东能承受得住吗?
钟南山:完全可以,应急机制建立了,科研实力提升了。
钟南山的十年
2003年,面对非典疫情,钟南山神情凝重。
2004年,在全国两会上成为媒体追访热点。
2005年,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第23任会长。
2006年,电脑被抢,建议恢复收容制度引发争议。
2007年,做了一次心脏除颤手术。
2008年,对《政府工作报告》人均期望寿命达73岁表示怀疑。
2009年,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2010年,在广州医学院开办“南山班”为本科生讲课。
2011年,澄清“阴性艾滋病”疑云。
2012年,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展开PM 2.5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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