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以后,他成了一面旗帜一个说真话的勇者。在非典时,他作为一个反对者成名,而在现实中,他和他反对的系统有着重重隐蔽的联系。
汪再兴
找钟南山的病人很多,但也许绝大部分在死前都见不到他。这肯定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即使这样,这些病人仍愿意等待仅仅是因为他10年前“非典”中赢得的盛名。
临近中午,他走出没有铭牌的办公室,跟往常一样,步子快且大。如果不出意外,他在每个周四出诊,实际上,直到2012年9月25日,他才开始看两年前来找他看病的病人,在这漫长等待中,一些病人痊愈了,一些人死了。对那些他未必能接待的病人,他会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语气直接而诚恳。
访谈刚开始,记者问,从非典到现在,这十年的变化?他想了下说,“老了。”
新快报记者在他门口等了3天,他起初回绝采访的短信字数极少:“对不起,正在起草卫生部交给我的一份文件,时间很紧。”他的办公室足够大,大到足让这个医生焦虑时在房间摆手踱步转大圈子,一张巨大的书桌上堆满了各种医学书籍。从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他经常并不走出办公室,也不和任何外人交流,偶尔有下属找他,都将文件交给了坐在他隔壁的秘书。
离非典爆发已经过去10年,在一天快要下班时,他坐到我面前,双手随意平放在双膝上。他穿着一件被熨得不起一丝褶皱的淡黄色polo格子衫,一条黑色西裤,不是很茂密的头发也显然在他来之前被精心打理了一下,全部捋向一侧。他一直很在意身材和形象,前些年每逢讲座,他喜欢放一段PPT,内容是不同时期的自己和施瓦辛格的“肌肉照”对比,照片上的他,无论年轻时还是现在,都一身健壮肌肉。
尽管忙了一天,他还是保持充沛的精力,这可能跟他早年从事专业运动训练有关,但还是能让人察觉到他已经开始衰老,他的手背上已经泛起一道道粗大的青筋。访谈刚开始,记者问,从非典到现在,这十年的变化?他想了下说,“老了。”
这十年里,他的身体一直不断出“小毛病”,2004年得了心肌梗阻,做手术装了支架;2007年还出现了心房纤颤;2008年,他得了甲状腺炎,短短两个月瘦了10斤,以为自己要死了;2009年又做了鼻窦手术。这都是“非典”中以及之后繁忙生活给他留下的副产品。
在疫情发生前,他67岁,没有意外会选择退休,实际上他跟同事透露过想退休的意愿。在他此前度过的漫长岁月中,像那些描写医学世家后代的传纪写的那样,他童年跟父亲的实验小白鼠度过;24岁考上北医大,但从事医学学习时间非常短,因为文革,大部分时间的他都被拉去参加田径训练;43岁赴英国留学,第一天就收到导师的劝退信,信中告知这个小伙子,中国医生的资格不被英国认可,呆够8个月他就可以回家……
如果没有非典,这些宿命色彩的故事还只是他的私事,而在非典后,这都成为传奇,被收录到一本叫做《勇敢战士钟南山传》的书里,这是非典高峰时最畅销的一本书。
对此前已经谈过千百次的非典遭遇,77岁的他能够记住每一个细节,甚至有记者整理采访录音发现,他的回答跟不久前另一个访谈时回答雷同。过去10年里,他不断向旁人重复那些已经渐渐模糊的琐碎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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